乌鲁木齐副区长受贿案：居间撮合是介绍贿赂还是受贿共犯？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介绍贿赂”是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罪名。很多人以为，只要自己没有直接收钱、只是“牵线搭桥”或“转交财物”，就不构成犯罪，或者顶多算个“中间人”。但司法实践中，这种“居间撮合”行为往往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定性：是构成介绍贿赂罪，还是被视为受贿罪的共犯，甚至被认定为斡旋受贿？二者的量刑差异巨大，辩护空间也完全不同。

今天，我们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01刑终248号魏玮受贿、高利转贷案，深入剖析“居间撮合行为”在刑法上的认定逻辑，尤其是当公职人员利用自身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传递请托、转交财物”时，其行为可能突破“介绍”的边界，直接落入受贿罪范畴。

一、案情回顾：从“收2万转1.6万”看居间撮合的本质

被告人魏玮，原系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管委会副主任、副区长。2013年至2017年期间，他利用担任喀什东路街道办事处主任、二工乡党委书记、副区长等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多人财物共计52.62万元。其中一笔争议较大的情节是：某公司负责人陈某某为请托魏玮帮忙协调“封闭彩钢板房”事宜，送给魏玮2万元购物卡。魏玮收下后，将其中的1.6万元转交给了执法局的相关人员，用于“疏通关系”，自己截留了0.4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笔2万元计入魏玮的受贿数额，魏玮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这1.6万元是用于给陈某某办事的“费用”，魏玮自己没有占有，不应认定为受贿；且陈某某请求的利益（封闭彩钢板房）本身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存疑，更不应构成斡旋受贿。

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了该辩护意见，明确认定：魏玮收受2万元购物卡后，将其中1.6万元转交给执法局人员，这一行为是典型的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属于受贿罪中的“斡旋受贿”，而非单纯的“介绍贿赂”。

二、深度解析：居间撮合行为如何认定？关键看这五点

1. 行为主体身份：公职人员≠普通中间人

介绍贿赂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人都可以构成。但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具有一定职权或地位影响的公职人员，其居间撮合行为往往会被评价为“利用职务便利”或“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魏玮身为街道办主任、副区长，本身具有公职身份，其居间行为天然带有职权色彩，很难被认定为纯粹的“介绍”。

2. 利用的“纽带”是什么：职权地位 vs 私人关系

介绍贿赂的核心是行为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利用的是人际关系网络。而斡旋受贿（《刑法》第388条）的核心是行为人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去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魏玮找执法局人员协调，正是因为他在职务上对执法局有制约或影响力（虽然并非直接上下级），这种“职权辐射”效应使得其居间行为性质质变。

3. 是否参与“谋利”环节：只看“撮合”还是参与“办事”

介绍贿赂人通常只负责传递信息、撮合双方，不直接参与“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而本案中，魏玮不仅收受了财物，还亲自找到执法局人员“打招呼”，实质是借用自己职权影响去推动请托事项的完成。这种“主动介入办事”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介绍”范畴，成为受贿共犯或斡旋受贿。

4. 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利益本身不合法+手段不合法

辩护人认为陈某某“封闭彩钢板房”可能属于合法需求，但法院查明行政执法局明确“不允许封闭”，说明该利益本身不合法；同时通过行贿手段去达成，手段也不合法。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魏玮为陈某某谋取的都是“不正当利益”。这是认定斡旋受贿的前提。

5. 财物的最终归属：是否“过手财”

介绍贿赂罪中，介绍人通常不直接占有财物，而是由行贿人给予受贿人。而本案中，魏玮先收下了2万元购物卡，再从中转出1.6万元，自己截留0.4万元。这种“截留行为”本身就表明他主观上对财物有处分权，且客观上支配了部分财物，属于典型的“收受财物后转交”，往往被认定为受贿既遂。

三、律师实务视角：当事人最关心的几个痛点

痛点一：我仅仅是“帮忙转交钱”，真的会构成犯罪吗？

会，而且很可能不是介绍贿赂，而是受贿共犯。 尤其是当你本身是国家工作人员或与受贿人关系密切时，司法机关会综合判断你转交财物的背景、是否利用了自己的人脉或职权、是否参与了请托事项的推进。不要以为“钱没进自己口袋”就安全，司法实践中有大量案例表明，转交行为如果伴随有“利用职权影响”的特殊情节，直接按受贿罪共犯处理。

痛点二：介绍贿赂罪的数额认定标准与受贿罪不同，能否“降格处理”？

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不同。受贿罪3万元以上即达到“数额较大”，而介绍贿赂罪通常要求“情节严重”（如多次介绍、介绍数额巨大、造成严重后果等）。因此，实践中一些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极力争取将行为定性为“介绍贿赂”，以换取更轻的刑罚。但从本案可以看出，法院对公职人员的居间撮合行为持严厉态度，轻易不会“降格”。

痛点三：我有自首、退赃情节，是否一定能轻判？

本案中魏玮具有自首、退缴全部赃款、二审缴纳罚金等情节，最终受贿罪从一审四年六个月改判为三年四个月，高利转贷罪从九个月改为六个月，整体刑期从五年降至三年六个月。可见，自首+全额退赃+积极缴纳罚金是争取从轻处罚的重要砝码。但前提是行为定性准确，如果被认定为受贿共犯，即使数额较小（如本案50万级别），也可能面临三年以上实刑。

痛点四：我只是“利用友情/同学关系”牵线，没有利用职务影响，算什么？

这正是辩护的突破口。如果你与受贿人之间没有任何职权制约关系，仅仅是私人友情或同学关系，且你本人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则大概率构成介绍贿赂罪。但如果你是国家工作人员，哪怕只是利用“老同事”“老部下”的面子去打招呼，司法机关也会推定你利用了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因此，身份背景决定了案件的定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