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累犯能否取保？从孙某案看司法裁量边界

核心价值：取保候审作为非羁押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常因当事人前科记录引发争议。本文结合（2019）京0118刑初373号判决，剖析累犯情形下取保候审的适用边界，帮助读者理解司法机关的裁量逻辑，为类似案件提供实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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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议焦点：累犯的“社会危险性”认定是否绝对排除取保？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7条，取保候审需满足“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等条件。但本案被告人孙某存在两次前科——1998年因抢劫罪被判刑、2017年因非法经营罪获刑，且本次犯罪时距上次刑满仅1年余。司法机关是否应因此直接否定取保可能？判决书中的处理方式揭示了关键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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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决书原文引用：累犯的前科如何影响强制措施选择

【前科记录原文引用】

被告人孙景辉，……1998年2月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7年11月3日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17年7月18日至2018年7月17日止）；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9年9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逮捕……系累犯。

【累犯认定原文】

被告人孙景辉曾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强制措施选择逻辑拆解】

1. 刑事拘留至逮捕的转化：孙某于2019年9月13日被刑拘，10月18日即被逮捕，期间未申请或批准取保候审。这反映出司法机关对累犯“社会危险性”的强推定。
2. 累犯与取保的冲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78条，对累犯原则上不得取保候审。本案中，孙某的两次前科（尤其是同类犯罪）使其满足“曾经故意犯罪”的排除条件。
3. 量刑预期的影响：判决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属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若早期取保，存在脱逃或再犯罪风险，而逮捕则能保障诉讼。

实操步骤参考：若当事人涉及累犯，律师应重点论证以下两点以争取取保：

• 前罪与本次犯罪的关联性：是否属相同罪名（如本案同为非法经营），若不同罪名且时间久远，可降低社会危险性评价。
• 取保后的防控措施：提供明确工作或居住证明、家属担保、电子监控等方案，突破“原则不可取保”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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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展分析：累犯取保的例外情形与行动建议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累犯均被禁止取保。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存在突破空间：

1. 前罪已过追诉时效或已完全履行完毕：如间隔10年以上，部分法院会酌情考量。
2. 本次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如涉案金额接近追诉起点、无实际销售行为（本案中孙某未实际销售仅储存）。
3. 健康或家庭特殊需求：如严重疾病需住院、唯一抚养人。

具体行动步骤：

• 立即委托专业律师：在刑拘后37天内提出取保申请，重点提交前罪履行证明、本次犯罪动机（谋生而非恶习）。
• 申请检察院介入监督：若公安机关不批准，可向同级检察院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
• 准备量化证据材料：如居住证明、单位在职证明、无离境记录、家属保证书等，反驳“社会危险性”。

风险提示：本案孙某系累犯且直接逮捕，表明同类案件中取保难度极高。建议当事人及家属尽早委托律师介入，避免错失“黄金3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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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玉海，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京0118刑初3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