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开设赌场罪中取保候审适用争议与实务要点分析

一、开篇点题：取保候审的“边界”之问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法中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其核心价值在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开设赌场等涉财类犯罪案件中，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常引发争议——究竟何种情形下应当批准取保？本文以（2019）京0115刑初2033号判决书为切入点，聚焦取保候审适用中的“社会危险性”认定难点，结合本案被告人李某波（化名）的投案情节与后续逮捕过程，深度解析争议焦点，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二、中间分层：案例剖析与争议焦点详解

1. 争议焦点：投案自首是否必然适用取保候审？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波于2019年8月28日投案，随即被羁押并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被逮捕，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一个关键争议在于：既然被告人系主动投案，为何未予取保候审？取保候审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其中规定“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等情形可以取保。但本案中，公诉机关最初建议量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八个月”**，属于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故是否“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成为决定是否取保的核心。

2. 社会危险性认定：从案件事实看“赌资”与“设备数量”的影响

判决书原文记载：“2016年8月9日至17日期间，被告人李某波伙同刘长新（已判决）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清城南区27号楼北侧一无名游戏厅内，设置具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设备30余台，以现金作为奖品组织赌博活动……2016年8月17日民警将游戏厅查处，并起获赌资人民币9100元。”这一事实揭示了本案的严重性：

设备数量多：30余台赌博机，属于“设置赌博机10台以上”的立案标准，依据《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已达到“情节严重”的认定门槛（虽本案未认定情节严重，但设备数量本身就是社会危险性评估的重要参考）。
赌资明确：起获赌资9100元，表明赌博活动已实际进行，且涉及现金兑换。
同案犯已判：刘长新已被判决，说明该案并非偶发性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规模的经营活动。

据此，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很可能认为，李某波虽系投案，但仍在追诉时效内（2016年至2019年），且其行为具有持续性、营利性，社会危险性较高。取保候审的“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标准，在实务中通常需结合犯罪情节、前科、悔罪表现等综合判断。本案中，尽管李某波认罪认罚（判决书明确：“被告人李某波在开庭审理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并在公诉机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认罪认罚与取保候审并不必然挂钩——认罪认罚体现的是悔罪态度，而取保候审侧重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防止再犯。鉴于开设赌场活动可能涉及复杂的人际网络和资金链，若取保可能导致串供、转移证据或重操旧业，司法机关有权拒绝取保申请。

3. 具体方法与步骤：如何争取取保候审？

结合本案争议，建议在实务中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步：充分论证“社会危险性”的消除。

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无前科、有固定住所、稳定收入来源，且系初犯、偶犯。本案中李某波为“农民，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肇东市”，但未提供在案发地的稳定生活证明，这可能是取保被拒的原因之一。
针对开设赌场罪，需重点说明：赌博设备已全部被收缴（判决书提及“涉案赌博机及赌资已在同案犯刘长新一案中处理”），不存在再犯可能。

第二步：利用投案自首情节的“加分项”。

主动投案是法定从轻情节，且通常反映被告人配合诉讼的意愿。辩护人应在取保候审申请书中明确引用《刑法》第六十七条，强调“投案”本身可降低社会危险性评估。
本案中，李某波投案时间距案发已近三年（2016年案发，2019年投案），司法机关可能质疑其投案动机（如是否因同案犯已被判而被迫投案）。辩护人需提供合理说明，例如长期在外地务工、不知情等。

第三步：提出具体的取保方案。

提供保证人、保证金（建议金额高于赌资，如2万元），并承诺随传随到、不干扰证人、不毁灭证据。
附上社区或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表明被告人在当地无恶劣影响。

三、结尾延展：从本案看取保候审制度的实践反思

本案判决虽未直接涉及取保候审，但其“投案后即被羁押”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司法实践中一个普遍矛盾：取保候审的“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过于主观。同一案件中，若设备数量更少（如不足10台）、赌资更低（如低于5000元），被告人投案后可能被取保；而本案的赌博机数量、赌资规模，即便认罪认罚，也难以扭转司法机关的谨慎态度。这提示辩护律师：在开设赌场案件中，提前介入、固定“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证据（如无再犯风险证明、同案犯处理完毕的证明等），是争取取保的关键。

此外，本案中法院最终采纳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罚金五千元，刑期从2019年8月28日起算（羁押日期折抵刑期）。若当事人在侦查阶段未被批准取保，后续羁押时间往往与量刑直接挂钩。因此，取保候审的申请时机非常重要——最好在侦查阶段即提出，若被拒，可在审查逮捕阶段由辩护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不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证“无必要逮捕”。

取保候审是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平衡器。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帮助读者理解其适用逻辑，并在具体案件中有效维权。若您正在面临类似情况，建议委托专业律师，结合案件细节制定个性化策略。

作者： 周玉海，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
来源： 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京0115刑初2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