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恐吓型寻衅滋事罪既未遂认定要点及辩护指引

在刑事辩护中，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未遂的准确判断，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核心走向。本文结合（2019）沪01刑终2020号案，剖析寻衅滋事罪中“恐吓行为”的既未遂认定标准，为辩护人提供实战指引。

一、案情基础：从劳资纠纷到刑事指控

2018年2月，被告人杨科因与公司经营者王某1发生劳资纠纷，于同年3月至4月3日间在微信朋友圈、QQ发布“刀已经准备好了，老王你脖子洗干净了吗”等恐吓信息，并购买作战背心、刀具等，于4月4日穿戴装备持凶器冲向办公楼，造成被害人及员工精神恐慌。案发后杨科报警并如实供述，原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杨科上诉，主张其行为属犯罪未遂，请求减轻处罚。

二、争议焦点：恐吓行为的既遂标准

辩护人核心论点：杨科未实际造成人身伤害及物损，其持凶器恐吓行为应认定为犯罪未遂。这一主张在司法实践中频现，其本质在于：寻衅滋事罪（恐吓型）究竟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法院如何界定“情节恶劣”的完成形态？

三、法院裁判逻辑：行为造成精神恐慌即为既遂

二审法院在裁定书中明确反驳未遂主张，原文如下：

“关于上诉人杨科提出其寻衅滋事行为系犯罪未遂的上诉意见，经查，上诉人杨科多次发布信息恐吓他人，并在公共场所持凶器恐吓他人，其行为已经造成被害人王某1及其家人、公司员工的精神恐慌，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因此犯罪行为已经既遂，上诉人杨科认为其行为系犯罪未遂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法院逻辑清晰：

1. 定性：寻衅滋事罪（恐吓型）不以实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为要件，而是以“恐吓行为”本身造成公共秩序混乱或他人精神恐慌为既遂标志。
2. 证据支撑：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均证实恐慌后果，且杨科到案后也供称意图恐吓老板。
3. 法律适用：引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恐吓他人，情节恶劣”，认定其三周内发布三次以上恐吓信息+公共场所持凶器冲击公司，已达“情节恶劣”标准，行为完成即既遂。

四、辩护实务启示：如何应对未遂主张？

本案表明，对于恐吓型寻衅滋事罪，辩护人若主张未遂，需聚焦以下路径：

1. 挑战“情节恶劣”认定：如仅单一行为、未造成实际精神影响、未在公共场所实施，可尝试阻却既遂。但本案中“多次发布+持凶器当场恐吓”的叠加行为，法院认定既遂正确。
2. 突出自首与认罪悔罪：虽未遂主张未被采纳，但杨科的自首情节已被法院依法从轻处罚（若既未遂误差极大，可结合该点争取更宽缓量刑）。
3. 区分行为性质：若仅口头恐吓未造成实质恐慌，可主张属“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本案因证据确凿，辩护人未能动摇本案事实根基。

五、延展思考：类案辩护要点

寻衅滋事罪的未遂辩护空间极为有限：因该罪属于“行为犯”而非“结果犯”（法益为公共秩序），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威胁性言语或举动，且达到“情节恶劣”门槛，即告既遂。辩护人应重点核查“是否真有多次”“是否属于公共场所”“是否导致他人恐慌”等事实细节，而非简单以“未造成伤害”主张未遂。

刑事辩护之道，在于精准识别控方证据链条的薄弱环节，而非脱离事实空谈理论。若您正面临类似案件，建议委托专业律师对行为细节、损失后果、主观故意进行逐项评估，避免陷入“未遂误区”。

作者：章海，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沪01刑终20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