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从减刑“悔改表现”看诈骗“非法占有目的”举证逻辑

在诈骗控告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往往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核心争议焦点。然而，实务中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推断主观故意，常令办案机关与当事人陷入困境。本文以减刑案件中“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逻辑为切入点，结合生效裁判文书，提炼出可供诈骗控告中类似争议焦点参考的举证方法与步骤，为有效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专业分析。

一、悔改表现的认定标准：从减刑案件看证据链构建

减刑案件的核心争议之一在于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减刑条件包含“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在**（2019）豫08刑更1369号**案中，法院对罪犯李某某的认定逻辑清晰：

“罪犯李某某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受表扬5次。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于2019年8月12日履行。”

这一认定并非仅凭主观陈述，而是依据多项客观证据：

• 行为证据：劳动任务完成情况、受表扬记录、财产刑履行凭证；
• 程序证据：生效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入监登记表；
• 人证：管教干警和服刑人员的证言；
• 制度保障：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公示等程序。

该案启示：在诈骗控告中，指控“非法占有目的”同样需要从客观行为倒推主观故意，而非依赖口供。

二、诈骗控告中的类比应用：从“悔改表现”到“非法占有目的”的举证方法

诈骗控告中，辩护方常以“无非法占有目的”为由抗辩。此时，可参照减刑案件中“悔改表现”的证据构建逻辑，反向操作：
第一步：收集“无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行为证据

• 退赔退赃记录：如主动退还全部或部分诈骗所得，可类比减刑案件中的“财产刑履行”；
• 履行承诺行为：如协商还款计划、提供担保物等，可类比“积极参加劳动”；
• 持续沟通记录：如不逃避、不更换联系方式，可类比“遵守监规”；
• 认罪态度证据：如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可类比“认罪悔罪”。

第二步：构建证据链，排除“非法占有目的”
可参照**（2019）豫08刑更1369号**案中的证据组合：

“上述事实有执行机关提供的生效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入监登记表、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改造评审鉴定表、管教干警和服刑人员的证言、河南省罚没收入统一票据复印件、关于提请减刑经过程序的证明等证据在案佐证。”

在诈骗控告中，应收集：

• 生效民事判决或调解书（如已进入民事诉讼）；
• 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录像；
• 参与调解的第三方证言；
• 书面还款承诺或协议；
• 证明履约能力的财产清单等。

第三步：通过程序抗辩，否定“诈骗故意”
减刑案件强调程序公正：分监区评议、公示、监狱长办公会决定等。诈骗控告中也可从“正常民事交易程序”角度切入：如双方签署合同、有明确履约期限、存在实际履行行为等，均可能削弱“欺骗故意”的认定基础。

三、延伸思考：减刑裁定对诈骗控告的证据价值

诈骗控告当事人若系在押人员，其减刑案件中“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实际上也是对其主观恶性降低的官方确认。（2019）豫08刑更1369号案裁定：

“本院认为，罪犯李某某自入狱以来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可予减刑。根据其改造表现和所犯罪行及情节……对罪犯李某某准予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类似逻辑可推广：若诈骗案被告人在案发后积极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主动认罪认罚，即使公安机关以诈骗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亦可基于“非法占有目的”已无法证明而作出不起诉决定。关键在于提前固定证据，并参照减刑案件的“客观行为+程序合规”双重标准进行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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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胜，江苏王冠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豫08刑更13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