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诈骗案退赔谅解能否排除社会危险性？取保争议解析

开头点题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其核心价值在于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退赔谅解是否必然排除社会危险性、是否足以成为取保候审的充分条件，始终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以下结合（2019）京0101刑初881号判决书，深度剖析这一争议焦点的司法认定逻辑。

中间分层：争议焦点解析与实务方法

一、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与辩方核心理由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7条，取保候审适用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等情形。在诈骗类案件中，辩方常以以下理由申请取保：

涉案金额较小，退赔受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被告人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主观恶性低；
无前科，系初犯，无逃跑或干扰诉讼风险。

以本案为例，被告人邹某诈骗数额为9840元（刚达“数额较大”标准），家属已全额退赔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判决书中明确载明“案发后，其家属已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按照一般逻辑，此类情节似乎满足“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但事实是，邹某于2019年7月2日被羁押，8月6日被逮捕，直至判决前均未被取保候审，最终被判处实刑八个月。

二、司法机关为何拒绝取保？关键因素深度拆解

判决书中虽未直接论述取保候审的争议，但通过全案事实可提炼出以下阻碍因素：

1. 户籍地与犯罪地分离，具有逃跑风险
判决书显示，被告人邹某户籍所在地为湖南省双峰县，犯罪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于典型的“异地作案”。司法实践中，外地户籍且无固定住所、无稳定工作的被告人，往往被认定为“可能逃跑”而限制取保。邹某系“无业”，无在京固定住所，符合上述高风险特征。

2. 利用互联网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情节特殊
判决书指出，邹某“利用互联网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这种“广撒网”式诈骗模式，在司法机关看来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即使单个案值不高，但受害人可能众多（本案仅查实一起），且作案手段具有可复制性，取保后可能继续作案或毁灭证据。这正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83条中“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典型情形。

3. 退赔谅解虽为从轻情节，但不能直接否定社会危险性
判决书虽认可退赔谅解，但仅将其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而非免除羁押的理由。法院在量刑时明确“鉴于被告人邹某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认罪认罚，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但最终仍判处实刑，说明司法机关认为其人身危险性尚未消除。

三、具体方法和步骤：如何有效争取取保候审？

结合上述争议，若想在类似案件中成功申请取保，需针对阻碍因素采取以下步骤：

步骤1：提供“社会危险性”排除的证据链

固定住所证明：提供在京的租房合同、房产证或亲友出具的愿意提供住所的声明，并配合公安机关核实。
稳定工作证明：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工资流水等，证明有持续经济来源和固定生活轨迹。
社区监管承诺：取得现住地社区、街道或当地派出所的监管承诺书，说明愿意配合监控被告人动向。

步骤2：强化“认罪悔罪+赔偿”的实质效果

主动退赔：不仅退赔本案被害人，若涉及其他可能的受害人，应主动公告退赃，证明彻底悔过。
认罪认罚具结：在侦查阶段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配合提供线索，证明无继续作案意图。
出具悔过书：详细说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强调教训深刻，不会重犯。

步骤3：针对“互联网诈骗”特点进行专项论证

技术限制手段：若已销毁作案工具（手机、电脑）、注销账户，可申请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证明无法再实施同类犯罪。
反诈教育证明：参与司法机关或社区组织的反诈培训，取得书面证明，表明已接受法治教育。

步骤4：及时聘请律师介入谈判

律师需在侦查阶段第一时间会见，分析逮捕风险，向检察机关提交《不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重点引用《刑事诉讼法》第67条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81条，结合退赔谅解、初犯、认罪等情节，论证无社会危险性。
若已逮捕，可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参照本案判决书中的量刑情节（八个月有期徒刑，缓刑可能性低），但可与公诉机关协商认罪认罚下的实刑缓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