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同居关系确认纠纷中财产混同推定的司法实践解析1

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不同，法律上并不自动产生财产混同的推定。当一方主张同居期间产生的债务为共同债务时，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法院如何认定“用于共同生活”？本文通过一起典型案件为您深度解析。

一、案情回顾

2018年4月至2020年3月间，孙某与杨某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2019年2月，孙某向其亲戚孙晓萍借款30万元，资金汇入孙某名下银行卡。孙某称，该笔借款是受杨某指使，用于杨某之子杨磊的婚礼筹办，杨某已偿还5万元，剩余25万元未还。两人分手后，孙晓萍起诉孙某要求还款，法院判决孙某偿还25万元本金。随后孙某向杨某追偿，主张该债务为同居期间共同债务。

杨某抗辩称，自己没有借款合意，30万元是孙某的个人借款，且其工资卡、公积金足够支付儿子结婚费用，孙某收到借款后用于个人大额消费（如购车），不应认定为共同债务。

二、争议焦点：同居债务如何认定为“共同债务”？

本案的核心是：同居期间一方对外借款，能否认定为双方共同债务？法律规则与婚姻关系有何不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1条，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形成的债务，可按共同债务处理。但同居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如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债务推定为共同债务），举证责任更严格。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孙某全部诉讼请求。 理由如下：

无共同借贷合意：孙某无法证明30万元系杨某指示其借款，且杨某明确否认。
资金用途不明：30万元到账后，孙某账户短时间内有大额取现、消费（如购车、99000元不明取现等），孙某虽称部分用于杨磊结婚，但杨某只认可其中部分金额，且其他大额支出无法说明。
财产混同证据不足：虽然杨某工资卡曾由孙某保管、杨磊结婚花费从孙某账户支出，但法院认为这不等于该笔借款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特别是购车等大额消费，杨某不认可且无证据指向双方合意。

三、以案说法：同居财产混同推定的三大难点

1. 缺乏法定的“家事代理权”

婚姻关系中，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064条）。同居关系不存在这种推定，即使一方将借款用于另一方子女结婚，也可能被视为单方赠与或代为支付，而非共同生活所需。本案中孙某替杨某儿子出钱办婚礼，法院并未直接认定为共同债务，因为杨某抗辩称自己有钱支付，且孙某行为属于自愿。

2. 财产混同需要“高度盖然性”证据

司法实践中，主张同居财产混同的一方需证明：双方长期共同生活、财务收支不分彼此、借款实际用于双方共同开销。常见有效证据包括：

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协商借款用途；
银行流水显示借款直接转入双方共同账户或用于双方共同消费（如房屋装修、医疗、旅游等）；
证人证言或其他书证表明双方共同举债意愿。

本案中，孙某仅提供一段电话录音（杨某承认“还了5万”），但法院认为该录音未明确说明借款性质和用途，且杨某另案证言称工资卡在孙某手里、钱由孙某支配，反而削弱了共同债务主张。

3. “为共同生活”的认定过于狭窄

同居共同生活不仅包括日常吃住开销，还包括双方共同投资、抚养共同子女、赡养老人等。但为一方子女结婚出资，通常不被视为“共同生活”，除非能证明双方有共同抚养或共同受益的合意。本案中，杨某儿子已成年，孙某虽与其同居，但与该子无法律上的扶养关系，出资属于自愿帮助。

四、本案给同居当事人的警示

书面约定：同居期间如涉及大额借款，最好签署书面协议，明确借款方、用途、偿还责任。
分账管理：避免将一方银行卡、工资卡完全交由对方控制，否则一旦发生纠纷，对方可能主张“混同”或“赠与”。
保留证据：若主张借款用于共同生活，需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明双方共同知情或共同受益。特别是“为对方子女结婚、买房”等大额支出，更应明确是借款还是赠与。
及时维权：一旦分手，务必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本案孙某败诉后还要自行承担25万元债务，教训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