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赔偿谅解后仍被羁押？取保候审实操三步法

一、开篇点题：取保候审的核心价值与争议

取保候审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重要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其核心价值在于兼顾诉讼保障与人权保障。然而，司法实践中一个常见争议焦点是：当案件情节轻微、已获被害人谅解时，为何被告人仍被逮捕而未获取保候审？ 本文以（2019）京0108刑初2218号判决书为样本，结合“赔偿谅解”这一关键变量，深度解析取保候审适用的具体方法与步骤，为辩护工作提供实操指引。

二、争议焦点：赔偿谅解能否必然推动取保候审？

（一）判决书揭示的典型场景

判决书载明：“2019年7月2日，三被告人在家属的帮助下赔偿被害人杜某经济损失人民币7200元、赔偿被害人郭某经济损失人民币1700元，均获得了二被害人的谅解。”

然而，被告人葛某、赵某、陈某均因涉嫌盗窃罪于2019年6月21日或7月14日被羁押，同年7月26日、8月16日被逮捕，直至判决时仍处于羁押状态。最终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宣告缓刑。这意味着，三被告人在赔偿谅解后仍被羁押了4-5个月，实际羁押时间与刑期几乎相当。

（二）争议核心：赔偿谅解的“取保候审催化效应”为何失灵？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7条，取保候审的条件包括“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本案中，三被告人盗窃金额仅2645元，赔偿金额远超损失（合计8900元），且获得谅解，属于“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情形。但为什么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均未批准取保候审？这背后涉及三个关键步骤的失误。

三、具体方法与步骤：如何通过赔偿谅解推动取保候审

第一步：黄金时间——羁押前7天的“赔偿+谅解”双轮驱动

判决书显示，被告人葛某、赵某于2019年6月21日被抓获，但赔偿谅解发生在7月2日，已错过首次取保候审的黄金窗口。正确的做法是：

案发后立即启动赔偿：在到案前或到案24小时内，通过家属与被害人协商赔偿。本案中被害人手机价值2645元，但家属赔偿了8900元，说明赔偿金额可以灵活协商，关键在于速度。
同步取得《谅解书》：不仅要有赔偿凭证，更要取得被害人亲笔签署的谅解书，明确“不再追究法律责任”“同意对被告人取保候审”等表述。
向办案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随附赔偿凭证、谅解书、被告人无前科证明、固定住所证明等材料。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明确，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且具有“案发前主动将赃物归还”“被害人谅解”等情形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同理，这同样构成取保候审的有利理由。

第二步：审查逮捕阶段——向检察院提交“不批准逮捕”法律意见

根据判决书，三被告人于2019年7月26日、8月16日被逮捕。这意味着警方在拘留期届满前报捕时，检察院的审查逮捕环节存在争取空间。

实践操作步骤：

准备《不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证三点：
- 涉案金额仅2645元，属于“数额较大”的较低档次（北京地区盗窃罪入罪标准1000元）。
- 已全部赔偿并获谅解，被害人无任何损失。
- 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到案后如实供述，无逃跑或毁灭证据风险。
面见检察官：提交意见书时，应强调“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并附上被告人户籍地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
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若检察院已批准逮捕，应于逮捕后立即向检察院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本案中，赔偿谅解发生在7月2日，而逮捕发生在7月26日（葛某、赵某）和8月16日（陈某）。若在7月2日后及时提出申请，完全可能避免逮捕。

第三步：审判阶段——利用“认罪认罚+赔偿谅解”请求变更强制措施

判决书显示，三被告人在庭审中均认罪认罚，辩护人均提出“初犯、赔偿谅解”等辩护意见，但法院最终仍然宣判了实刑（虽然宣告缓刑）。这说明在审判阶段，即使未取保，仍可争取减少羁押时间。

操作方法：

庭前会议提出变更申请：在开庭前，向法官提交《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强调“被告人已赔偿谅解且自愿认罪认罚，无社会危险性”。本案中，法院最终判处拘役五个月，但三被告人从羁押到宣判，葛某、赵某羁押约5个月（6月21日至11月13日），陈某羁押约4个月（7月14日至11月13日）。如果庭前变更取保，完全可能避免超期羁押。
主动提交《社会危害性评估报告》：可委托社区或单位出具证明，证明被告人平时表现良好，无再犯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