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同犯罪从犯认定争议与取保候审实务要点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与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制度，其适用与否常取决于对被告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估。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是否认定“从犯”直接关系到取保候审的可能性。本文以（2019）京0107刑初279号案为例，深入剖析法院对“作用相当”的认定标准，为律师及当事人提供实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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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背景：从“共同盗窃”到“作用相当”

2019年3月3日22时许，被告人项某、马某、赵某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厂区2号套筒窑院内，秘密窃取压缩空气储气罐一个，经鉴定价值人民币2828元。三人于当日被公安机关查获，后均被逮捕。公诉机关指控三人犯盗窃罪，三被告人均供认不讳。

本案核心争议之一在于：辩护人主张马某、赵某系从犯，应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并申请适用缓刑。然而，法院经审理后明确认定：“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作用相当，故不分主从。”这一判定直接影响了量刑幅度，也揭示了取保候审（及其后续缓刑）申请中的关键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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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争议焦点：法院如何认定“作用相当”？

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

“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作用相当，故不分主从。”

针对马某的辩护人提出的“马某系从犯”意见，法院认为：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马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等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赵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赵某系初犯、偶犯，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起次要及辅助作用，系从犯”意见，法院同样驳回：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赵某系从犯等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法院之所以作出上述认定，核心在于三人在盗窃过程中的实际参与行为：

• 项某召集人马、提供车辆、指挥操作；
• 马某提供撬棍、协助捆绑搬运；
• 赵某现场配合搬运、望风。

尽管各人分工略有差异，但均全程参与“秘密窃取”的核心行为，缺一不可。法院据此认定“作用相当”，而非简单以分工区分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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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保候审中“从犯认定”的具体方法与步骤

在实务中，辩护人若欲通过主张“从犯”争取取保候审，需遵循以下步骤：

步骤1：全面梳理共同犯罪中的具体行为细节

不能停留在“跑腿”“望风”“次要作用”等笼统表述，而应逐项分析：

• 谁发起犯罪意图？
• 谁提供关键工具或车辆？
• 谁直接实施搬运、销赃？
• 谁在犯罪后分赃比例如何？

本案中，项某主动提议“去首钢弄点铁”，并驾驶车辆、操作倒链；马某提供撬棍、协助捆绑；赵某现场配合。三人均直接参与“窃取”核心环节，故法院不认定从犯。

步骤2：结合证据材料，分析“分工”与“作用”的实质关联

法院审查时，会参考物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辩护人应重点指出：

• 该分工是否可替代？
• 缺少该分工，犯罪能否完成？

例如，本案若没有马某的撬棍和协助，吊装搬运难以独立完成，故其作用并非“次要”。

步骤3：评估前科、认罪态度等对“社会危险性”的补充影响

取保候审的审查标准还包括“是否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是否可能逃跑”等。即便不认定从犯，初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仍可降低社会危险性。本案中马某有盗窃前科，赵某、项某均如实供述，但法院仍认为逮捕必要。

步骤4：撰写取保候审申请书时，避免夸大“从犯”主张

若证据不支持，强行主张从犯反而可能削弱法官信任。应基于“作用相当”的现实，转而强调“情节轻微”“已退赃”“无社会危险性”等独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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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务反思与行动建议

本案的启示在于：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取保候审乃至缓刑的申请不能仅依赖“从犯”标签。法院对“作用相当”的认定牢固，辩护人应提前预判，并采取以下行动：

1. 诉讼早期评估：在侦查阶段即分析各被告人行为，及时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或《不予批捕意见书》，重点论证“虽作用相当，但社会危险性低”。
2. 注重证据细节：通过调取监控、车辆轨迹、通讯记录等，证明自己一方参与程度有限，或系被纠集、被动参与。
3. 链接量刑情节：若无法摆脱“作用相当”，仍可依据《刑法》第67条第3款（如实供述）及第72条（缓刑条件）争取从轻或非羁押措施。

取保候审的核心在于预防社会危险性，而非单纯划分主从。律师应跳出“主从争辩”的思维，从事实细节出发，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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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玉海，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京0107刑初27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