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职务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认定与主观故意分析

一、开篇点题

职务犯罪历来是反腐败斗争的重点领域，其中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明确要求犯罪主体须为国家工作人员，且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村委会成员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时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主观故意”如何认定的问题，往往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本文以（2018）冀0110刑初92号判决书为例，深入解析职务犯罪中这两个核心要件的司法适用标准，为法律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价值。

二、主体资格争议：村委会成员协助政府征地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一）法律依据与争议焦点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等行政管理工作时，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军英、王彦灵在协助上庄镇政府协调中科电项目征地过程中，从镇政府支取协调费10万元……以辛苦费名义发放。”然而，法院最终认定“该款项的领取发放都是李某2的个人行为”，并未认定二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二）判决原文引用与解析

判决书指出：“被告人张军英、王彦灵在协助上庄镇政府协调一品西山项目征地过程中虽然各分得5000元，但该款项的领取发放都是李某2的个人行为，李某2并没有与张军英、王彦灵为该款项的发放进行过协商。”【已做模糊处理：张军英→张某某，王彦灵→王某某，李某2→李某某】

由此可见，法院并未直接否认二被告人具有“协助政府从事公务”的身份，而是将焦点放在：即便其身份可能被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但实际发放款项的行为主体是李某某，而非二被告人本人参与决策或实施。因此，在主体身份认定上，需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实际从事了“公务”行为。本案中，二被告人仅作为征地组成员领取“辛苦费”，并未参与协调费的申请、支取和分配决策，因此其行为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无关。

（三）具体方法与步骤

第一步：核查主体身份
审查被告人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需核查其是否受政府委托、是否实际从事行政管理职能（如征地补偿款发放、协调等）。若仅从事村内自治事务（如集体资产分配），则不构成国家工作人员。
第二步：区分“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
如本案所示，即便被告人参与了征地工作，但协调费的支取、分配是由李某某个人决定，二被告人对此不知情、未参与决策，则该款项的发放不属职务行为，不能推定其具有利用职务便利的主观故意。
第三步：审查证据链完整性
法院指出“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无证据证明张某某、王某某与李某某存在共谋。因此，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时，必须要求控方提供被告人实际行使职务权力的证据，否则不能仅凭其参与辅助工作即认定。

三、主观故意争议：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证明？

（一）法律依据与争议焦点

贪污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本案中，被告人均辩称“没有占有协调费的故意”，并且证人证言显示款项用途为“用于征地协调工作”。判决书引用了多名证人证言：

证人李某1证言：“协调费的用途，就是用于征地拆迁工作中化解矛盾，解决上访苗头。”
证人赵某证言：“只要这些协调费花在了项目征地工作上……镇里就不过问具体花费了。”
同案犯李某某供述：“请被占地户吃喝花了1万元，支付罚款2万元，支付推坟铲车费3万元……我们征地组成员发放2.5万元。”

（二）判决原文引用与解析

法院认为：“该款也用于协调征地事宜”，因此不认定具有非法占有故意。这意味着，即便被告人各分得5000元，但整体款项仍有大部分用于征地协调工作，且发放“辛苦费”的行为在李某某看来属于对征地组成员加班补偿，并非非法侵占。判决精准指出：主观故意必须通过客观行为反映，且需证明行为人明知款项应归公家所有而擅自据为己有。

（三）具体方法与步骤

第一步：审查款项性质与用途
判断款项是否属于“公共财物”。本案中协调费是镇政府支付给村的专项费用，虽非传统意义的公款，但属于政府委托使用的资金。然而，镇政府允许“不需报账”，且用于项目征地，故发放辛苦费未超出授权范围。
第二步：分析“非法占有”的客观表现
还需考察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秘密侵吞、伪造账目、虚报冒领等行为。本案中，李某某是公开在组内发放，且事先说明“从上级争取来点协调费，大家工作辛苦了，给大伙发点辛苦费”，无掩盖事实之行为。
第三步：排除合理怀疑
司法证明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告人张某某、王某某供述一致，称李某2发放时明确说明是辛苦费，且其主观理解“就是给我们发点辛苦费”。法院采纳此辩解，认为无法证明存在贪污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