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从柳某案看取保候审中“再犯风险”的认定方法

一、开篇点题：取保候审的核心价值与实务争议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中重要的非羁押强制措施，其核心价值在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与防止社会危险性之间的平衡。然而，实务中对于“可能实施新的犯罪”这一取保候审否定条件的判断，往往因行为模式的复杂性而引发争议。本文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刑初875号判决书为蓝本，通过分析被告人柳絮多次实施强拿硬要行为的模式，揭示认定“再犯风险”的关键方法与步骤，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二、分层解析：争议焦点的认定方法与步骤

（一）第一步：行为模式的系统性分析

取保候审审查的核心在于评估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其中“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是重要判断标准。在柳絮案中，其行为呈现出明显的持续性、重复性、针对性特征：

被告人柳絮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先后向被害人李某1、居某、张某1、付某等人索要钱款，涉及打井工程、污水改造、土方供应等多个施工项目，每一次均以“阻碍施工、举报投诉”为手段，迫使对方支付“好处费”。

从判决书可以看出，柳絮的犯罪并非偶发，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针对特定施工群体，且时间跨度长达两年。这种模式化行为本身即构成“再犯”的初步证据——如果他未被羁押，极可能继续寻找新的施工项目索要钱财。

（二）第二步：主观恶性的深度挖掘

仅凭行为次数不足以认定，还需审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柳絮案中存在两个关键情节：

1. 对村委会的极端行为：判决书载明，“以家庭生活困难为由将其母亲留置在村委会”、“将父亲骨灰盒放置在村委会办公室内供奉十余天，严重影响村委会正常办公秩序”。这一行为表明，柳絮为达成目的不惜践踏基本伦理秩序，其主观上对法律规则的漠视程度极高。

2. 拒不认罪态度：虽然柳絮当庭认罪，但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中，将索要钱财辩称为“对方主动给零花钱”“让我带车调解”，这种避重就轻的态度反映出其对自身行为的正当化倾向，一旦获释，这种认知偏差极易驱动其继续实施类似行为。

（三）第三步：证据链的交叉印证方法

在取保候审审查中，须避免“孤证定案”。柳絮案的证据链具有典型参考价值：

• 被害人陈述：四名被害人一致陈述曾被索要钱款，且均指向同一手段“阻拦施工、打举报电话”。
• 证人证言：同案证人李某4、曹某、任某等证人在不同阶段印证了“柳絮持续闹事—支付钱款—停止阻挠”的交易模式。
• 电子数据：微信交易记录、转账凭证等客观证据，锁定了钱款流转路径（如“秦某汇款5000元至李某4”）。
• 司法鉴定意见：手机内微信、支付宝记录被提取固定，强化了证据链的闭合性。

实务中，审查取保候审申请时，应重点核查是否存在多个独立被害人、是否使用同一手段、是否有客观交易记录。本案中，即便单个环节存在辩解空间，但整体证据体系已足以证明柳絮具有“继续实施新的犯罪”的现实风险。

三、结尾延展：从个案到类案的启示

柳絮案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且未被适用取保候审，其判决结果印证了“社会危险性”评估的正确性。然而，实务中需要警惕以下误区：

1. 不能仅因数额较小即认定风险低：本案单笔最高仅5000元，但累计达近万元，且针对的均为民生工程被害人，社会危害性远超数额本身。
2. 不能因“当庭认罪”即降低评估等级：认罪态度需结合前期表现综合判断，柳絮在侦查阶段的避重就轻与庭审认罪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3. 需关注“地下暗箱”模式：部分行为人（如柳絮）利用“帮忙调解”“介绍活儿”等名义掩盖索要行为，审查时应透过表象识别实质。

建议措施：对于涉嫌多次、反复实施同类犯罪的嫌疑人，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应制作“行为模式分析报告”，系统梳理时间轴、手段、被害人特征；检察机关审查取保候审申请时，应要求辩护人提供“无再犯风险”的担保方案，如保证人资质证明、居住地社区监管承诺等，而非仅凭一纸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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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玉海，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京0113刑初8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