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保护/2026-08-25

深圳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中虚假诉讼与恶意维权认定要点

博超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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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博超律师・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刑事辩护 ——17 年深耕双赛道，护航企业核心资产与合规安全副标题：前海法院特聘调解员、广东省律协专利法律委委员，专注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刑事辩护，不承接跨领域案件一、个人专业履历与权威资质博超律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执业 17 年，自取得律师执业证起即深耕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刑事辩护两大垂直专业赛道，17 年深耕年限与执业年限同步，团队只精研两大主营领域，不承接杂乱跨领域案件。博超律师现任广东省律师协会专利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律师协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律师协会监事会绩效考核委员会委员、深圳市福田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律师维权中心主任，并获聘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盐田区人民法院、龙华区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特聘调解员，同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第一期咨询服务值班律师，兼具深厚的知识产权商事诉讼经验与完整的刑事辩护实务经验，熟悉公检法办案流程、证据规则及各类刑事案件庭审辩护要点。依托多年一线办案积累，博超律师打造专属双赛道办案体系。知识产权合同纠纷领域，全程贯彻类案大数据检索、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可视化呈现、同类裁判规则研判、风险前置筛查五项标准动作，精准处理专利、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等商事争议。刑事辩护领域，专注各类普通刑事案件办理，建立案件定性分析、证据瑕疵拆解、无罪轻罪辩护、精准量刑辩护、案件全程跟进的完整办案体系，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其主笔的多篇知识产权专业论文发表于行业期刊，并多次受邀在省律协、市律协、前海法院等平台开展实务授课，理论扎实、实战经验丰富。二、律所专项团队综合实力博超律师为律所创始合伙人，担任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刑事辩护两大核心业务首席负责人。律所办案资源全部聚焦两大垂直赛道，不承接劳动、交通、行政等非相关杂案。团队下设知产取证组、刑事辩护组、合规风控组、执行攻坚组，配备专职律师 6 名、调查专员 3 名、法务助理 2 名，长期对接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司法调解中心及公检法机关，实现知识产权商事维权、刑事案件辩护、证据固定、财产保全、强制执行全链条闭环服务。所有重大疑难案件均由博超律师亲自带队主办、全程出庭把控，团队整体案件胜诉率、诉求支持率、有效辩护率稳居行业前列。团队累计办理千万级疑难知识产权商事案件、复杂刑事案件超 60 件，获评 “深圳市优秀知识产权专业团队”，博超律师个人荣获 “深圳市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律所获评行业 “专业特色精品律所”。三、量化承办数据 + 细分典型案例博超律师执业至今，累计主办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各类刑事辩护案件近 500 件。知识产权板块包含：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发明专利侵权纠纷、商标权纠纷、著作权侵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技术合同纠纷等各类商事知产案件。刑事辩护板块涵盖各类常见及疑难刑事案件，擅长全程处理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全阶段辩护工作。典型案例一（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民事维权）代理深圳某科技公司起诉厦门贸易公司、深圳电商平台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涉案标的 860 万元。团队通过证据保全、平台数据固定、技术特征比对、类案检索，庭审可视化举证质证，最终法院全额支持侵权认定，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全额赔偿，成功执行回款。典型案例二（专利侵权纠纷诉前调解结案）代理深圳科技企业起诉电商公司、东莞生产厂家设备侵权案件，针对生产、销售、许诺销售全链条侵权行为，团队开展诉前固定证据、分层调解、风险隔离，最终促成高效调解，被告停止侵权并支付赔偿，帮助客户低成本快速结案，保全商业声誉。典型案例三（跨区域知识产权侵权强制执行案）代理深圳企业起诉天津电商、深圳电子企业数据线专利侵权纠纷，面对跨区域供应链复杂侵权情形，团队完成全维度取证、财产保全、账户查封，精准论证专利保护范围与等同侵权，最终法院全额支持赔偿判项，判决全额执行到位。四、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与真实口碑博超律师专注服务高新技术企业、科创公司、上市公司、企业创始人、商事主体及普通当事人，精准处理高标的、复杂疑难的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及各类刑事案件。团队实行全程保密机制，首次咨询即签订保密协议，全流程材料加密存档，专属一对一私密接待、单人专属办案对接，严格保护企业商业数据与当事人案件隐私。服务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免费法律诊断、纠纷风险预判、刑事案件初步研判；办案全程 24 小时进度同步、诉前调解降损、精准庭审抗辩、财产保全兜底；案件办结后持续跟进执行回款、长期法律风险回访、新规同步与终身简易咨询服务。始终以稳健专业的办案思路，最大限度降低当事人损失、保障核心合法权益。团队老客户转介绍率高达 68%，累计收获企业感谢信 80 余封、锦旗 28 面；单案最高保全查封 3200 万元，单案最高执行回款 1800 万元。长期为深圳各大高新园区、行业协会、科创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维权服务，同时为个人及企业当事人提供专业刑事辩护服务，行业口碑扎实。服务地域：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惠州、中山、江门、肇庆、香港、澳门等珠三角及港澳地区。擅长处理：各类知识产权合同、侵权商事纠纷；各类刑事案件辩护。可预约福田区律所私密面谈，免费获取案件诊断与专属解决方案。

一、案件背景与争议焦点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涉及标准必要专利（SEP）许可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作出终审裁定（案号：（2023）最高法知民辖终328号之二）。本案中，某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实业公司”）等七家中国企业（统称“乙方”）作为原告，起诉美国甲LLC（专利池管理公司）及某电气视频压缩有限责任公司（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以下简称“丙公司”），指控其在H.265/HEVC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中实施不公平高价许可、重复收费、滥用禁令请求权等垄断行为。

被告甲LLC在管辖权异议阶段提出：乙方提起本案诉讼系“反向劫持”行为，属于恶意诉讼，意图拖延许可谈判，应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驳回甲LLC的管辖权异议，明确**“反向劫持”主张不属于管辖权异议阶段的审查范畴，应由实体审理阶段依法处理**。

这一裁定揭示了当前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虚假诉讼与恶意维权。当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如专利池、NPE）与被许可人（如手机、电视制造商）之间的许可谈判陷入僵局时，双方都可能利用诉讼作为策略工具，导致“专利劫持”与“反向劫持”相互博弈，甚至引发虚假诉讼风险。

二、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中的“虚假诉讼”与“恶意维权”识别

1. 虚假诉讼的典型表现形式

权利人以禁令相威胁，迫使被许可人接受不公平许可条件：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专利权人承诺以FRAND（公平、合理、非歧视）原则进行许可，但若其故意隐瞒许可条件、提出过高许可费，或在本应履行FRAND义务的情况下恶意申请禁令，则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甚至构成虚假诉讼。
被许可人恶意提起垄断诉讼，拖延谈判：如本案中甲LLC主张的“反向劫持”，即被许可人明知自身在谈判中不诚信，却通过起诉垄断行为来规避专利侵权责任，实现“以诉止诉”的目的。
虚构侵权事实或滥用诉权：例如，专利权人明知其专利无效或未被侵权，仍故意提起诉讼，意图通过诉讼成本压垮对方；或被许可人明知专利许可谈判正常进行，仍捏造垄断行为证据提起反诉。

2. 恶意维权的司法认定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司法解释精神，恶意维权的认定需满足以下要素：

主观故意：当事人明知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或明知其行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仍提起诉讼。
客观行为：诉讼行为具有明显不当性，如故意隐瞒关键证据、虚构管辖连接点、滥用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等。
损害后果：导致对方当事人遭受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商誉损失或市场机会丧失。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关于“反向劫持”的恶意诉讼主张，应当由一审法院在实体审理中依法审查，而非在管辖权异议阶段予以认定。这意味着，法院在程序审查阶段不会轻易认定一方的诉讼行为构成恶意，但实体审理中若原告无法证明其垄断主张成立，或被告能证明原告的起诉缺乏合理依据，则可能面临恶意诉讼的认定及赔偿风险。

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的“专利劫持”与“反向劫持”博弈

1. “专利劫持”风险

定义：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利用其技术标准的锁定效应，通过申请禁令或提起侵权诉讼，迫使被许可人接受高于FRAND原则的许可费或附加不合理条件。
实践痛点：被许可人一旦收到禁令，可能面临产品下架、禁售等严重后果，丧失市场机会。因此，许多被许可人被迫接受不公平条款，甚至支付“双重许可费”（如同时向专利池和单独专利权人付费）。
司法应对：中国法院在华为诉IDC等案中确立了“FRAND原则下的禁令审查规则”，要求专利权人履行FRAND义务，否则可能认定其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2. “反向劫持”风险

定义：被许可人利用竞争法或反垄断诉讼，恶意拖延或拒绝合理的专利许可谈判，甚至反向起诉专利权人垄断，以实现“零成本”使用专利或压低许可费的目的。
实践痛点：专利权人可能面临“诉讼马拉松”，被许可人通过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专利无效、反垄断投诉等程序性手段，将许可谈判周期拉长至数年，导致专利权人无法及时获得合理回报，甚至被迫放弃维权。
司法应对：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未支持甲LLC的“反向劫持”主张，但明确表示该问题可在实体审理中审查。这意味着，如果被许可人确实存在恶意拖延、虚构垄断事实、利用诉讼程序阻碍谈判等行为，专利权人可主张被许可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赔偿律师费、差旅费等维权成本。

四、案件深度解析：管辖连接点、经济利益共同体与恶意诉讼

1. 管辖连接点的微妙博弈

本案中，甲LLC主张深圳某电器公司（乙方之一）的住所地不能作为管辖连接点，因为该公司与本案争议无实质关联。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乙方的初步证据能够证明深圳某电器公司与本案垄断行为的关联具有“可争辩性”，且深圳某电器公司、某通讯深圳公司的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可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从而确立一审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启示：在专利与垄断交叉案件中，管辖连接点往往是诉讼策略的“第一战场”。当事人应谨慎选择原告主体，确保其住所地与争议事实具有形式上可争辩的关联，否则可能面临管辖权异议被支持的风险，进而导致诉讼成本增加。

2. 经济利益共同体的认定

甲LLC主张乙方的七家公司应分案处理，因为乙电子（电视业务）与乙通讯（手机、平板电脑业务）是基于不同许可谈判分别提起的诉讼。但一审法院认为，乙方内部为经济利益共同体，共同开展业务，且甲LLC与丙公司的行为涉嫌共同侵权，因此可以合并审理。

启示：在集团诉讼或关联公司纠纷中，经济利益共同体的认定直接影响案件的管辖和审理方式。如果当事人无法证明其利益关联，法院可能要求分案，导致诉讼效率降低、成本增加。

3. 反向劫持与恶意诉讼的实体审查

虽然本案在管辖权阶段未对“反向劫持”作出认定，但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该问题应由实体审理阶段依法审查。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实体审理，法院将重点审查：

乙方是否在谈判中恶意拖延，未履行诚信谈判义务？
乙方的垄断主张是否有充分证据支持，还是纯属虚构？
乙方的起诉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诉权，意图损害甲LLC的合法权益？

如果法院最终认定乙方的诉讼行为构成恶意诉讼，乙方面临的后果包括：

承担甲LLC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维权开支；
承担因恶意诉讼造成的商誉损失、市场机会损失赔偿；
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单，影响后续商业合作。

五、当事人应关注的痛点与风险防范

1.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禁令冲动”

痛点：专利权人急于申请禁令，可能导致被许可人直接面临产品下架风险，被迫接受不公平许可条件。
防范：被许可人应积极收集专利权人违反FRAND义务的证据，例如：未提供许可清单、报价不合理、歧视性对待等，并及时向法院或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

2. 垄断诉讼中的“举证困境”

痛点：被许可人提起垄断诉讼，需证明专利权人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实施了滥用行为。标准必要专利的市场界定、份额计算、FRAND义务履行等均为高度专业问题，举证难度大。
防范：建议聘请专业律师及经济分析专家，提前进行市场界定、专利池份额分析、FRAND许可条件比对等准备工作，确保诉讼请求有充分证据支撑。

3. 管辖权异议的“拖延战术”

痛点：管辖权异议成为常见拖延手段，导致案件审理周期延长，当事人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
防范：原告应确保起诉状中明确列举管辖连接点，并提交初步证据证明连接点与争议事实的关联性。被告若滥用管辖权异议，可能面临法院的罚款或承担对方律师费的风险。

4. 恶意诉讼的赔偿责任

痛点：无论专利权人还是被许可人，若被认定构成恶意诉讼，均需承担赔偿责任。
防范：当事人应确保诉讼具有合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避免“以诉促谈”的过度策略。在提起诉讼前，应进行充分的诉讼风险评估，包括证据完整性、法律适用、对方可能的反制措施等。

结语

本案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明确了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中虚假诉讼与恶意维权的程序审查边界——管辖连接点的形式可争辩性、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合并审理、反向劫持的实体审查路径。对于当事人而言，既不能因惧怕“反向劫持”指控而放弃维权，也不能滥用诉讼程序损害对方合法权益。

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诚信谈判是双方共同的底线。无论是专利池还是被许可人，均应在FRAND原则框架下积极协商，避免将诉讼作为“武器”而非“盾牌”。当诉讼不可避免时，双方应充分准备证据、合理运用程序规则，并在诉讼中保持诚信，否则将面临恶意诉讼的认定风险。

博超，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

常见问答（深圳地区及相关场景）

问：在深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中，被许可人提起垄断诉讼，是否可能被认定为恶意诉讼？
答：是的，如果被许可人无法证明专利权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滥用行为，且其起诉行为明显缺乏合理依据，深圳法院可能认定其构成恶意诉讼，并判令其承担对方的律师费、差旅费等维权成本。
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垄断纠纷有管辖权吗？
答：有。如果原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在深圳市，深圳中院可作为管辖法院。例如，原告公司的研发、销售中心在深圳，即可作为管辖连接点。
问：专利权人在深圳起诉专利侵权，被许可人能否以对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反诉？
答：可以。被许可人可在同一案件中提出反诉，主张专利权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但需注意反诉的管辖及证据准备。
问：如果我在深圳的公司被起诉专利侵权，但对方是NPE（非专利实施实体），我该如何应对？
答：首先应核实专利有效性及侵权可能性，同时收集对方是否违反FRAND义务的证据，如过高许可费、歧视性报价等。若对方存在滥用行为，可向深圳中院提起垄断诉讼或反诉。
问：在深圳，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如何认定“恶意诉讼”？
答：法院会审查专利权人是否明知其专利无效或未被侵权，仍提起诉讼；或是否利用禁令恶意施加谈判压力。若认定恶意诉讼，法院可判令专利权人赔偿被许可人的律师费、调查费等损失。
问：深圳的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案件中，律师费能否获得赔偿？
答：可以。如果胜诉方能够证明对方存在恶意诉讼或滥用权利行为，法院可判令对方承担合理的律师费、公证费、技术分析费、经济分析费等维权开支。
问：作为被许可人，在深圳如何证明专利权人存在“重复收费”行为？
答：需收集专利池许可协议、单独专利权人许可协议、付款记录等证据，证明已就同一产品向不同主体缴纳了相同或类似许可费。建议委托专业律师进行许可费比对分析。
问：在深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我能否以“FRAND原则”为由拒绝支付许可费？
答：不能直接拒绝。FRAND原则要求双方诚信谈判，被许可人应积极回应报价，提出合理反建议。若认为对方报价过高，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确定FRAND许可费，但不得恶意拖延谈判。
问：深圳的法院如何处理“专利劫持”与“反向劫持”的平衡？
答：法院在实体审理中会综合考量双方谈判行为，若专利权人未履行FRAND义务即申请禁令，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若被许可人恶意拖延谈判，可能被认定为反向劫持，需承担相应责任。
问：我公司在深圳，收到德国法院的专利侵权禁令，能否在中国大陆提起反垄断诉讼？
答：可以。只要被诉垄断行为对中国境内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中国法院即可行使管辖权。深圳中院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可受理此类案件。
问：在深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答：原告需初步证明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且实施了滥用行为。法院可要求被告提供相关市场份额、许可条件、谈判记录等证据。若被告无法证明其行为合理性，则可能被认定构成垄断。
问：深圳的专利侵权诉讼中，被告如何主张“专利无效”以对抗禁令？
答：被告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并向法院申请中止审理。法院在审查是否中止时，会考虑专利稳定性、是否涉及标准必要专利、是否履行FRAND义务等因素。
问：在深圳，如果专利权人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被认定为恶意诉讼，我能否要求其赔偿商誉损失？
答：可以。如果恶意诉讼导致原告商誉受损、市场份额下降，可要求被告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但需提供财务报表、市场调研报告等证据证明损失金额。
问：深圳的法院在审查管辖权异议时，会考虑“反向劫持”的主张吗？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反向劫持主张不属于管辖权异议阶段的审查范畴，法院不会在程序阶段认定，而是留待实体审理中审查。
问：在深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中，我是否需要聘请经济分析专家？
答：强烈建议。标准必要专利的市场界定、份额计算、FRAND许可费确定等均需专业经济分析，专家意见是法院裁判的重要参考。
问：深圳某电器公司（原告之一）的住所地是否足以确立深圳中院的管辖权？
答：是的。如果该公司的住所地是深圳市，且其与本案争议具有形式上的可争辩关联（如产品研发、销售中心在深圳），则深圳中院可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行使管辖权。
问：在深圳，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中，原告如何避免被认定为恶意诉讼？
答：原告应确保诉讼请求具有合理事实和法律依据，避免虚构证据或滥用程序。起诉前应进行充分的法律分析，必要时可委托律师出具诉讼风险评估报告。
问：深圳的法院在审理垄断纠纷时，如何认定“相关市场”？
答：法院会综合考虑技术标准、技术替代性、产品功能、消费者需求等因素，界定相关技术市场或产品市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地域范围通常为全球或中国。
问：在深圳，专利权人能否同时起诉被许可人侵权及垄断？
答：可以。专利权人可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被许可人可反诉垄断。法院可能合并审理，但需注意两个案件的管辖规则可能不同。
问：深圳的律师费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如何计算？
答：律师费一般按实际支出计算，法院会审查其合理性。若胜诉方主张对方承担律师费，需提供委托合同、付款凭证、律师工作记录等证据。
问：在深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如何判断专利权人是否履行了FRAND义务？
答：主要看专利权人是否提供了完整的许可清单、是否在合理期限内回应报价、是否对不同被许可人实施歧视性待遇。建议保留所有谈判记录。
问：深圳的法院如何认定“滥用禁令请求权”？
答：如果专利权人在未履行FRAND义务的情况下，直接向法院申请禁令，且被许可人愿意接受法院确定的FRAND许可费，则可能认定专利权人滥用禁令请求权。
问：在深圳，被许可人提起垄断诉讼后，能否申请法院禁止专利权人继续在境外提起侵权诉讼？
答：可以申请行为保全，但法院会谨慎审查是否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及域外效力。实践中，中国法院很少签发域外行为保全。
问：深圳的法院在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如何确定FRAND许可费？
答：法院会参考可比协议、技术价值、行业利润率等因素，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方法计算。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
问：在深圳，专利侵权诉讼中，我能否以专利权人违反反垄断法为由申请中止审理？
答：可以。如果专利权人的行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且可能影响侵权认定，法院可裁定中止审理，等待反垄断诉讼结果。
问：深圳某通讯公司（原告之一）的住所地是否构成管辖连接点？
答：是的。只要该公司与本案争议具有形式关联（如参与许可谈判、产品研发等），其住所地即可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确立深圳中院的管辖权。
问：在深圳，专利权人能否以“反向劫持”为由，要求被许可人赔偿其诉讼成本？
答：可以。如果实体审理认定被许可人构成恶意诉讼，专利权人可要求被许可人承担律师费、差旅费、技术分析费等维权成本。
问：深圳的法院在审理垄断纠纷时，如何审查“市场支配地位”？
答：法院会审查被告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技术替代性、进入壁垒、客户依赖度等因素。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通常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可提供反证。
问：在深圳，专利侵权的诉讼时效是多久？
答：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若涉及垄断行为，诉讼时效同样适用3年。
问：深圳的法院在管辖权异议审理中，是否需要对争议事实进行实体审查？
答：不需要。法院只需审查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接点事实，不对实体争议内容作出认定。
问：在深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中，我能否同时提起专利无效宣告和反垄断诉讼？
答：可以。两者并行不悖。专利无效宣告针对专利有效性，反垄断诉讼针对市场行为，可同时进行以最大化维权效果。
问：深圳的法院如何认定“重复收取专利许可费”？
答：需证明专利权人或专利池就同一专利向同一被许可人收取了两次或以上许可费，或向不同被许可人就同一产品收取了不合理的高额许可费。
问：在深圳，专利权人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被驳回后，能否再次起诉？
答：如果驳回是基于实体判决（如认定不侵权），则一事不再理。如果驳回是基于程序问题（如管辖权），则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再次起诉。
问：深圳的法院在审理垄断纠纷时，是否适用《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条款？
答：是。如果境外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中国法院可依据《反垄断法》第二条行使管辖权。
问：在深圳，专利侵权诉讼中，我如何证明对方存在“不公平高价许可”？
答：需收集可比协议、行业平均水平、法院或仲裁机构已确定的FRAND许可费等信息，证明对方报价明显高于合理范围。
问：深圳的法院在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答：原告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证明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及滥用行为。被告需提供反证，如证明其行为符合FRAND原则、具有正当理由等。
问：在深圳，被许可人能否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要求法院判决专利许可合同无效？
答：可以。如果许可合同是双方在不对等地位下签订，且违反FRAND原则，法院可依据《民法典》或《反垄断法》判决合同无效或变更。
问：深圳的法院在审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时，是否会参考外国法院的判决？
答：可能。外国法院关于FRAND义务、专利池份额的认定可作为参考，但中国法院会独立作出裁判，不受外国判决约束。
问：在深圳，专利侵权诉讼中，专利权人能否申请法院查封被告的产品？
答：可以申请诉前或诉中财产保全，但需提供担保。法院会审查侵权的可能性及紧迫性，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的保全更需谨慎。
问：深圳的法院如何认定“经济利益共同体”？
答：需审查各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股权控制、业务协同、财务关联、统一管理等情况。若证据显示其为共同研发、生产、销售同一产品的利益共同体，法院可合并审理。
问：在深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我如何记录谈判过程以证明对方恶意？
答：保留所有邮件、会议纪要、报价函、回复函等书面记录，必要时可进行公证。谈判中的关键承诺、拒绝理由等均需明确记录。
问：深圳的法院在审理垄断纠纷时，是否会主动调查证据？
答：法院可依职权调查取证，但主要依赖当事人举证。若当事人无法提供关键证据，法院可要求被告提供，否则可能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
问：在深圳，被许可人提起垄断诉讼后，能否要求法院禁止专利权人继续收取许可费？
答：可以申请行为保全，但需证明专利权人存在滥用行为且不停止收费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法院会谨慎审查。
问：深圳的法院在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中，如何计算经济损失？
答：经济损失可包括利润损失、市场份额损失、许可费多付部分、律师费、调查费等。需提供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专家意见等证据。
问：在深圳，专利权人能否以“反向劫持”为由，要求法院驳回被许可人的垄断诉讼？
答：只能在实体审理中提出，不能作为管辖权异议的依据。法院会审查被许可人的起诉是否具有合理事实依据，若缺乏合理依据，可驳回起诉。
问：深圳的法院在审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时，是否会指定技术调查官？
答：可能。对于涉及复杂技术问题的案件，法院可指定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协助法官理解技术事实。
问：在深圳，专利侵权诉讼中，被告能否以“专利权人滥用权利”为由提出反诉？
答：可以。反诉需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事实，若专利权人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恶意诉讼等行为，被告可一并提出反诉。
问：深圳的法院在管辖权异议审理中，是否需要审查原告是否适格？
答：若原告是否适格直接影响管辖连接点的成立，法院需审查其与案件的关联性。但只需达到形式可争辩程度，无需实体审查。
问：在深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中，我能否请求法院确认FRAND许可费？
答：可以。被许可人可提起确认之诉，请求法院确定合理的FRAND许可费。法院会综合各方证据作出裁判。
问：深圳的法院在专利侵权与垄断纠纷中，如何保护商业秘密？
答：法院可签发保密令，限制证据披露范围，对涉及商业秘密的证物、文书进行不公开审理。当事人应在举证时明确标注保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