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罪/2026-08-25

郑州行政审批环节受贿罪典型案发场景与法律认定解析

闫金超律师

郑州闫金超律师・刑事辩护 ——19 年专注刑事辩护，以数据与案例守护自由与生命一、个人专业履历与权威资质闫金超律师，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河南审一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刑事辩护团队首席主办律师。执业 19 年，自取得律师执业证起即锚定刑事辩护单一赛道，垂直深耕年限与总执业年限完全同步，19 年间本人及团队未承办任何刑事辩护以外的案件，实现 100% 业务资源聚焦。闫金超律师毕业于知名法学院校，系统研习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曾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完成 2 年司法实务研习，深度参与刑事审判庭案件研析，积累了扎实的裁判思维与程序经验。闫金超律师现任郑州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获聘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特邀监督员，定期为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讲授 “刑事辩护中的证据审查与庭审对抗” 专题课程。其主笔的《职务犯罪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务运用》《经济犯罪案件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研判》等专业论文发表于《河南律师》《郑州法治》等业内刊物，系河南省内持续输出刑事辩护实务研究成果的主讲人。基于大量实战经验，闫金超律师提炼出独有的 “刑事辩护闭环办案体系”，全程贯穿类案大数据检索、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可视化呈现、同类裁判规则研判、风险前置筛查五项标准动作，确保每一起案件均有坚实的司法数据与判例支撑。二、律所专项团队综合实力河南审一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专项团队，由闫金超律师作为业务首席负责人与最终决策者全面统筹。律所全年 100% 办案资源集中于此单一赛道，明确不承接任何劳动纠纷、交通事故、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等跨领域案件，内部设有调查取证专项组、合规审查组、执行攻坚组，配置专职律师 6 名、调查专员 2 名、法务助理 3 名，另有长期合作的外部司法鉴定机构、公证处、商事调解中心，形成与郑州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执行部门常态化对接的协同通道。团队全部重大疑难案件均由闫金超律师主导类案检索研判、出庭质证与庭审辩论，至今保持整体辩护意见采纳率 85% 以上的扎实记录。团队累计承办疑难复杂案件（千万级涉案金额、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再审抗诉、涉企刑事犯罪等）超过 120 件，其中单案最高涉案金额达 20 亿元。基于深厚的理论与实战储备，团队获评 “郑州市优秀刑事辩护专业团队”，闫金超律师本人荣膺 “郑州市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 称号，律所亦荣获 “精品专业律所” 行业肯定。三、量化承办数据 + 细分典型案例闫金超律师执业至今，累计主办刑事案件 436 件，细分案由结构清晰：职务犯罪 82 件，经济犯罪（含诈骗、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214 件，侵犯财产类犯罪（盗窃、抢劫等）56 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开设赌场、寻衅滋事等）48 件，其他刑事犯罪 36 件。其中，涉案金额千万级以上、涉及企业高管 / 公职人员、再审抗诉等疑难复杂案件 128 件。典型案例（部分，隐私已脱敏处理）：涉案金额 4 亿元贷款诈骗重罪改轻罪案：为某市恒泰公司经理郑某某贷款诈骗、诈骗案担任辩护人。该案系保兑仓领域典型金融诈骗案，情节关键词：涉案金额近 4 亿元、票据承兑。律师办案动作：提交类案检索、庭审辩论、证据链审查。最终处理结果：法院以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实现重罪改轻罪。 1 亿元承兑汇票票据诈骗不起诉案：为中石油某分公司工作人员陈某票据诈骗案担任辩护人，情节关键词：承兑汇票金额 1 亿余元、涉案金额重大。律师办案动作：调查取证、申请取保候审、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最终处理结果：犯罪嫌疑人未被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3 亿元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降刑案：为张某某诈骗案担任辩护人，情节关键词：涉案金额 3 亿余元、可能判处十五年以上。律师办案动作：调查取证、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最终处理结果：重罪改轻罪，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仅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合同诈骗法定不起诉无罪案：为周某某合同诈骗案担任辩护人，情节关键词：没有犯罪事实。律师办案动作：调查取证、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出庭质证。最终处理结果：检察机关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系无罪辩护典型案例。二审改判缓刑案：为郑某某合同诈骗案担任二审辩护人，情节关键词：一审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律师办案动作：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证据链审查。最终处理结果：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改判，由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改为二年六个月并适用缓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缓刑案：为林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担任辩护人，情节关键词：区域负责人、涉案金额较大。律师办案动作：组织调解、提交类案检索、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适用缓刑。 8 亿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起诉案：为山东盛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担任辩护人，情节关键词：价税合计 8 亿余元。律师办案动作：调查取证、申请取保候审、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最终处理结果：审查起诉阶段届满前被取保候审，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事实上确认无罪。 5000 万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起诉案：为郭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担任辩护人，情节关键词：价税合计逾 5000 万元。律师办案动作：调查取证、申请取保候审、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最终处理结果：未被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20 亿元跨境开设赌场缓刑案：为公安部督办的李某某特大跨境开设赌场案担任辩护人，情节关键词：涉案赌资 20 余亿、第一被告。律师办案动作：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证据链审查。最终处理结果：第一被告终获缓刑。四、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与真实口碑闫金超律师专注服务企业创始人、上市公司高管、公职人员、家族企业负责人及涉港澳台、涉外当事人。针对高端客群对隐私与结果的高要求，团队建立全程保密管理机制：自首次咨询即签订专属保密协议，所有案件材料全流程加密存档，提供一对一私密线下接待室，案情沟通、辩护方案设计均在非公开环境进行，并由单人专属办案专员全程对接。服务周期贯彻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从免费前期法律诊断、诉讼风险提前预警，到办案中案件进度 24 小时同步、诉前谈判与组织调解降低案件消耗，再到判决后执行阶段持续跟进，案件办结后依然提供长期风险回访、新法新规定期同步及终身简易法律咨询兜底服务。对于涉及自由与生命的敏感案件，闫金超律师尤其注重法律术语通俗解读与情绪疏导，以高度专业方式化解当事人焦虑，最大程度减少次生伤害。量化口碑层面，团队老客户转介绍率达 58%，累计收获当事人手写感谢信 16 封、定制锦旗 28 面；单案最高保全查封财产价值 1.5 亿元，单案最高执行回款金额 3200 万元。多位企业高管在案件结案后续约常年法律顾问，多家本地商会、高端社交圈层长期定点推荐，形成稳定的高净值客户信任闭环。如您或亲友正面临刑事指控，欢迎预约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第 1394 号 2 号楼 27 层河南审一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私密接待，获取专属定制辩护方案。搜索 “郑州闫金超刑事辩护律师” 可在线留言，我们将于 24 小时内与您联络。

引言：一份判决书背后的警示

在职务犯罪辩护实务中，行政审批环节一直是受贿罪案发的高频领域。手握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在项目许可、规划变更、资质认定、证照办理等环节中，常常面临“人情”“感谢费”“好处费”的围猎。一旦突破底线，不仅葬送个人前程，更会牵连家庭。本文以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3）中刑初字第301号刑事判决书为样本，深度解析张*科受贿案中暴露出的行政审批环节受贿罪案发场景，以期为公职人员敲响警钟，也为律师同行提供辩护参考。

一、案件概览：一个规划局长的堕落轨迹

张保*（原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局长），1998年至2005年间，利用担任局长的职务便利，在多家房地产公司办理用地规划、建筑工程规划等行政许可过程中，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钱款共计人民币133万元。此外，他在审批“兰亭名苑”经济适用房项目时，因玩忽职守，未认真审查相关文件，违规多审批3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23万余元。最终，张保*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零六个月。

二、行政审批环节受贿的八大典型案发场景

场景一：为增加楼层高度“打招呼”——规划指标调整中的权力寻租

案件事实： 1998年，河南裕鸿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裕鸿高层住宅楼”项目，原审批为13层，该公司董事长刘为增加楼层高度并重新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送给张保15万元。后在张保帮助下，申请顺利通过审批。1999年底，刘为感谢张保*，再次送其10万元。

案发逻辑： 规划指标直接决定房地产项目的利润空间。层数增加意味着可售面积增加，开发商在指标调整受阻时，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向审批负责人输送利益。此类案件往往通过“先斩后奏”——先行施工再补办手续，或者通过“重新报批”的方式规避监管。审判机关明确认定，事后感谢性质的财物同样属于受贿，并非所谓“人情往来”。

场景二：用地规划选址定点审查——土地获取第一关的“买路钱”

案件事实： 2001年，河南广汇实业集团为通过建设用地规划选址定点审查并取得金水路北、107国道西地块，董事长马送给张保5万元。2003年，为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再次送5万元。2002年张保母亲去世、2003年儿子结婚，马又两次以礼金名义各送5万元。

案发逻辑： 用地规划选址是企业获取土地的第一步，能否通过审查决定企业能否参与该地块的开发。本案中，马利用张保母亲去世、儿子结婚之机送钱，虽然披着“礼金”外衣，但法院明确认定明显超过正常人情往来，且送钱动机系出于业务关照，应认定为受贿。注意，红白喜事中的大额礼金，是行政审批中受贿的高发伪装形态。

场景三：审批前置程序未完成——违规受理背后的权力兑现

案件事实： 2004年，郑州布瑞克房地产公司在开发帝湖花园三期工程时，未完成行政处罚手续即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董事长卢送给张保20万元，张保*当场签字批示，使该公司在处罚程序未完成的情况下顺利取得许可证。

案发逻辑： 按照正常程序，未完成行政处罚不得受理审批。张保*的“签字批示”直接打破了制度壁垒，让违规企业“弯道超车”。这类场景的特点是行为人明确知晓自己违反了规定，但为了利益选择漠视程序正义，主观恶性较大。从辩护角度看，若能证实审批事项本属正常范围，或仅是对程序时间的压缩而未实质违反强制性规定，则存在无罪或罪轻辩护的空间。

场景四：变更用地性质——高压走廊变身居住用地的“变戏法”

案件事实： 2003年，河南太极置业开发圣菲城楼盘，为将高压走廊规划变更为居住用地规划，董事长王送给张保15万元。张保*在该公司申请变更用地性质的报告上签字批示，使变更申请顺利获批。

案发逻辑： 用地性质变更是规划审批中的重大事项，涉及公共利益。高压走廊变更为居住用地，不仅涉及规划严肃性，更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此类审批中，一旦收受财物，极易被认定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且社会危害性更大，量刑时往往获得负面评价。

场景五：资质缺位、快速办证——“指示下属”的隐形权力运作

案件事实： 2004年，时任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局长的翟*，为办理河南兰亭房地产开发的“兰亭名苑”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送给张保3万元。张保当即指示下属工作人员“尽快办理”，后项目顺利取得许可证。

案发逻辑： 该案中，兰亭公司资质不完善，甚至缺少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指标。张保仅以一句“尽快办理”就打通了审批通道。领导向下属“打招呼”“做指示”，即使不直接签字，也构成利用职务便利。且本案中，张保在审批“兰亭名苑”二期项目时玩忽职守，未识破伪造的政府文件，超指标审批3万余平方米，最终造成国家损失，被单独追究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

场景六：建筑面积“超批复”——审批中的变通与越权

案件事实： 2004年，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郑州大上海城步行街”项目，总经理李为顺利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送给张保30万元。审批后，该项目一期建筑面积比郑州市房管局批复的开发规模竟多出7000多平方米。

案发逻辑： 建筑面积超出批复规模，意味着企业规避了相应的土地出让金、配套费等。此类案件中，审批结果往往显著偏离合法应有的范围，金额巨大、情节恶劣，法院在认定受贿数额时不再局限于请托事项，而是综合全案评判。

场景七：专家评审会上的“评审费”——新型受贿手法

案件事实： 2003年3月，郑州新长城房地产公司为顺利办理“长城康桥花园”项目规划许可证，总经理宋邀请张保参加公司组织的非正式评审会，会后将装有20万元现金的纸袋放在其车上。经查，该笔资金系从公司财务套取，后通过虚列人头工资平账。

案发逻辑： 此类案件极其典型。表面上系“评审费”“专家论证费”，与职务行为难以区分，但法院根据以下几点综合认定为受贿：一是金额远远超出正常评审报价；二是宋明确表示是为了“拉近关系、使审批顺利”；三是张保事后在公司申请文件上签字批示，将受贿事实与审批行为对接。辩护中，若能从费用性质、行业惯例、双方关系、与具体职务行为的关联性等角度入手，可为该类案件留下较大的辩护空间。

场景八：多罪并发——受贿牵连出的渎职

案件事实： 张保*在审批兰亭名苑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时，因受贿后疏于审查，未识破伪造的政府文件，超指标审批3万多平方米，导致国家损失123万余元。法院认定其构成玩忽职守罪。

案发逻辑： 受贿行为往往伴随着对职责的懈怠。一旦受贿事实暴露，纪检机关会同步倒查其经手的其他审批事项，极易发现相关联的渎职线索。玩忽职守与受贿数罪并罚在规划、住建、环保等行政审批领域多发。 注重在辩护中分析玩忽职守的因果关系及介入因素（如主管领导把关不严、下属部门造假、许可决定的最终层级等），是律师从结果归责角度寻求轻罪化处理的关键。

三、法律要点深度解析

（一）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成立需同时满足以下要件：

主体身份： 国家工作人员（张保*时任郑州市规划局局长，属典型的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 包括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包括间接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即“斡旋受贿”）。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不论行贿方是个人还是单位，不论财物形式是现金、礼金、干股、理财收益或其他财产性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 即使未实际谋取到利益，只要承诺、默许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样符合要件（法释〔2016〕9号司法解释明确）。张保*在7笔受贿中均在申请上签字批示或向下属打招呼，属于典型的“实际谋取利益”。

（二）“人情往来”与受贿的界限

张保*案中，辩护人提出“母亲去世、儿子结婚收受礼金系人情往来”的辩护意见，法院未予采纳，理由是：金额明显超出正常人情往来标准（单笔5万元）、送礼方与收礼方存在业务依赖关系、送礼动机系出于感谢或寻求关照。

律师在辩护此类案件时，可从双方历史交往程度、礼尚往来频率、金额对等性、当地风俗习惯等方面着手，论证某笔财物的社交属性，排除权钱交易性质。

（三）“事后感谢”型受贿的认定

刘某在张保*帮其增加楼层后的第二年，为“感谢”再次送10万元。法院判决认定构成受贿。核心逻辑： 事后感谢基于事前职务行为，职务行为与财物交付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本质仍是权钱交易。

（四）自首、退赃对量刑的影响

张保*在调查期间主动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被认定自首，对其受贿罪减轻处罚；同时归案后如实供述玩忽职守罪行，认罪态度好，违法所得已上交，在玩忽职守罪上亦可从轻处罚。最终受贿罪获刑八年，玩忽职守罪获刑一年。自首+退赃+认罪认罚，是受贿案件争取轻判的“三驾马车”。

四、当事人关注痛点与律师建议

痛点一：“送礼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查我？”

律师建议： 受贿案的案发往往带有偶然性与必然性。偶然在于个别行贿人落网、利益纠纷引发举报；必然在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若已陷入调查，务必尽早委托律师介入，把握“黄金37天”（刑拘至批捕期限），争取取保候审或不批捕。

痛点二：“收的是礼金，不是办事的钱，算受贿吗？”

律师建议： 正如上述张保*案，红白喜事收礼金、拜年红包、感谢费等，一旦与职务行为挂钩，均可能被认定为受贿。判断核心是“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是否承诺、实施、实现了为他人谋利”，而不在于财物的名义和外壳。

痛点三：“办事了但没办成，钱也退了，还有罪吗？”

律师建议： 根据司法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实现三个层级，只要承诺了（哪怕没办成）就构成。退赃影响的是量刑而非定罪。律师应当在初查阶段即介入，全面梳理证据，协助当事人在如实供述基础上争取从宽处理。

痛点四：“同案人量刑不一样，我的代理律师有用吗？”

律师建议： 受贿案件中，行贿人与受贿人分别独立立案，各自的如实供述、认罪态度、退赃情况、参与程度差异很大，量刑结果自然不同。专业律师的价值在于精细化区分每一笔事实的性质、金额、谋利事项及证据链的完整性，剔除无证据支撑或证据存疑的指控笔数，从数额上实现“降档”减刑。

五、结语

张保*案是行政审批环节受贿犯罪的典型样本：从签字批示到口头指示，从现金交易到红白礼金，从受贿到玩忽职守，多种案发场景交织，完整展现了行政审批权力寻租的全链条风险。通过该案的全面分析，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企业经营者，都应深刻认识到——审批权系公权，公权不可私用，红线不可逾越。

在刑事辩护实务中，面对此类案件，律师应当紧扣主体身份、职务关联性、财物性质、谋利事项、数额认定、自首退赃六大核心要素，穷尽一切合法手段，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闫金超，河南审一律师事务所。

附：行政审批环节受贿罪常见咨询问答

问：我是郑州某区生态环境局的审批人员，企业请我吃饭并送了我一张2000元的购物卡，这算受贿吗？

答：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收受购物卡属于收受财物，若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数额达到一定标准即可能构成受贿。2000元虽未达刑事立案标准（一般3万元），但可能构成违纪违法，受到政务处分。若多次收受，数额累计计算，一旦达到3万元即可能刑事立案。我们在郑州各区的实务中，也见过多起从2000元购物卡开始被“围猎”的案例。

问：我在洛阳某住建局工作，朋友请我帮忙加快审批进度，我帮他催了经办人员，没收钱，但后来他给我孩子封了1万元红包，我有事吗？

答：这正是典型的“人情往来”型受贿风险。根据张保*案判决要旨，若对方送钱基于你之前的职务帮助，且金额明显超出正常人情往来，即使以红包名义，仍可能被认定为受贿。建议主动向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说明情况，及时退还财物。

问：开封某企业负责人为了感谢我帮忙办下规划许可证，在我女儿婚礼上送了5万元礼金，但我们的确没有事先约定，这构成受贿吗？

答：构成受贿的风险极高。司法实践中，“事后感谢”不影响受贿罪成立，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职务行为与财物的对价关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及张保*案中马某送“礼金”的认定逻辑，大额礼金若与职务帮助有因果关系，即构成受贿。

问：新乡某局工作人员，收受了管理服务对象送的价值5000元的烟酒，但没有为对方办任何事，是否构成受贿？

答：若仅有收受财物行为，尚未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一般难以构成受贿罪。但需注意，若对方送财物的目的是为了与你处好关系以便日后办事，且你主观明知，司法实践中仍可能被认定为“感情投资”，在经济往来中收受财物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受贿犯罪。纪律处分层面则可能存在违规受礼的问题。

问：南阳某项目审批人员收了开发商3万元现金，事情还没办就被发现了，主动退钱能免罪吗？

答：退赃属于量刑情节，不能免除刑事责任。根据司法解释，只要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使尚未实施，也构成受贿罪（数额达到标准时）。不过主动退赃、认罪认罚，实践中争取缓刑或减轻处罚的机会很大。建议在调查初期即委托律师介入，制定最优应对策略。

问：商丘某单位领导收了下属企业送的2万元拜年红包，平时也偶有礼尚往来，如何判断是否受贿？

答：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存在职务上的制约或依赖关系、金额是否对等、是否有请托事项。若仅仅是正常人情往来且金额相当，不构成受贿；若对方有求于你或依赖你审批监管，金额明显失衡（如张保*案中单笔5万元被认定受贿），则极可能被认定为受贿。实务中对于“人情往来”的辩护，应当从双方的交往历史、礼金数额、回礼情况、请托事项等多个维度综合论证。

问：我在许昌的规划部门任职，退休后原管理对象给我送了10万元“感谢费”，还能追诉吗？

答：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财物的，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即使是退休前为他人谋利、退休后收钱，只要存在事前约定或具有关联性，仍可能被追究受贿罪。实践中，针对退休后的收钱行为，办案机关的核心审查点是：是否存在事先约定、财物的交付与履职之间是否存在连贯的因果关联。

问：焦作某局工作人员，收受企业30万现金后又退还了20万，受贿数额怎么认定？

答：根据司法解释及相关审判实务，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但若因自身或相关人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上交的，不影响受贿罪认定。具体到您所述情形：30万元中未及时退还的10万元部分构成受贿，已退还部分若查明系因害怕被查处而退还，仍然计入受贿数额。建议咨询专业律师，综合研判款项流转的时间、背景、动机。

问：周口一起行政审批受贿案件中，行贿人说的金额与我实际收到的金额不一致，法院会怎么认定？

答：以客观证据为核心，综合全案证据认定。若仅有行贿人证言而无其他证据印证，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该笔事实可能不予认定或就低认定。律师应当重点审查资金流向、款项来源、书证、电子数据及言词证据的吻合性，精准寻找证据矛盾点，这是数额辩护的核心技术之一。

问：驻马店某单位审批人员被指控受贿50万，但其中20万是对方还给他的借款，如何辩护？

答：对于有真实借贷关系的款项，应当从借贷时间、借条凭证、资金用途、还款能力、双方供述等方面综合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性。若能证实系真实借款，应当从受贿数额中扣除。这需要律师细致梳理银行流水、借款协议等书证，必要时申请证人出庭。我们在办理郑州地区同类案件时发现，“名为借贷、实为行贿”与“真实借款被错误指控”两种情形均大量存在，关键在法律人如何从细节中还原交易本质。

问：漯河某部门负责人被留置后，家属应该怎么做？

答：首先，不要慌张，不要试图毁灭证据或串供。其次，尽快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了解涉案情况，依法申请会见。律师越早介入，越能在程序上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后续辩护奠定基础。家属应避免通过“找关系”“花钱捞人”等方式干预司法，否则可能构成新的犯罪。

问：三门峡某审批人员收受的财物一部分用于公务支出，能抵扣犯罪数额吗？

答：实践中，若确有证据证明部分财物用于公务支出，该部分是否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存在争议。部分地区法院认为“用于公务”不影响受贿罪既遂的成立，但可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也有观点认为，若能查证属实且金额明确，可从犯罪数额中剔除。这需要律师通过扎实的证据组织与类案检索，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结果。

问：鹤壁某行政审批案件，监察委调查期间我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受贿事实，能得到怎样的从宽处理？

答：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可能构成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张保*案中，正是因为受贿部分构成自首，获得减轻处罚，受贿133万元最终获刑八年而非十年以上。建议在第一次讯问时即如实供述，同时要求详细记录在案。

问：信阳某审批人员被指控收受企业干股，但实际没有分红，如何认定数额？

答：收受干股（未实际出资而获得的股份）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发生时股份价值计算；若股份已实际分红，分红部分按孳息处理，不计入受贿数额。若未实际转让，以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按实际获利认定。细节决定成败，此类案件建议结合工商登记、公司财务报表、分红记录等全面分析论证。

问：济源某局工作人员，为企业办理审批时多次收受小额购物卡，累计超过3万元，会怎么处理？

答：多次收受小额财物，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符合受贿罪立案标准。根据司法解释，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此类“蚂蚁搬家”式受贿在行政审批领域非常普遍，案发后往往一次性累计计算，量刑随累计数额升高。

问：濮阳某审批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家属收受了请托人财物，他需要负责吗？

答：若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不知情，且未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一般不构成受贿罪。但若家属收受后告知，该工作人员仍利用职务便利办事，则构成受贿罪共犯；若事后知情但未退还或上交，可能构成受贿罪（推定具有受贿故意）。因此，公职人员应当管好家属这个“后院”，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退还并报告。

问：安阳的行政审批类受贿案件，一般会经过哪些办案阶段？

答：通常经过：线索处置（纪检或监察机关初核）→ 立案调查（留置）→ 移送审查起诉 → 提起公诉 → 法院审判。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辩护策略侧重点。立案初期是争取不移送审查起诉或情节认定的关键窗口期，而审查起诉阶段则可通过提交法律意见书，争取不起诉决定或在起诉书中剔除部分指控事实。

问：平顶山某审批人员，被留置后多长时间能出结果？

答：根据《监察法》，留置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之后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一般一个月，可退回补充调查两次，每次一个月），再进入法院审判阶段（一审一般二至三个月）。整体流程大约6个月到1年，复杂案件可能更长。

问：作为郑州的企业经营者，为了加快审批进度给办事人员送了钱，我会被追究行贿罪吗？

答：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构成行贿罪。需要注意的是，若仅为加快正常审批进度，未谋取不正当利益，一般不构成行贿罪；若送钱目的是为了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获得审批，或谋取竞争优势，则可能构成行贿。在张保*案中，实际送礼的多家开发商，同样也是刑事追究的对象。

问：某公司因为伪造申报材料骗取审批，审批人员因受贿被查，公司会被怎么处理？

答：公司可能构成单位行贿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通过伪造材料获取的行政许可可能被撤销，项目面临停工、罚款等行政风险。在兰亭公司案件中，相关责任人员是否被另案处理的问题虽未在本案中展开，但实践中这种“行贿人被另案处理”的模式极为常见。

问：郑州某审批岗位的新入职公务员，如何避免被“围猎”的风险？

答：第一，坚守职业伦理，杜绝“人情”与权力交换的模糊地带；第二，遇到请托办事、送礼上门，第一时间拒绝并向单位纪检监察部门报告；第三，注意家人亲属的社交圈，防止被“曲线进攻”；第四，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和审批流程公开制度，从程序上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第五，建议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监察法》《刑法》中涉及职务犯罪的条文，增强风险识别能力。

问：在行政审批受贿案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如何证明？律师如何击破该要件？

答：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实现三种情形。律师在辩护中可从以下角度切入：一是证明行为人未作出任何承诺或暗示（如没有签字、没有批示、没有口头答应）；二是证明审批结果合法合规，实际上不存在为行贿人谋取额外利益的空间；三是证明行贿人送钱并非基于具体的请托事项，难以建立职务行为的对价关系；四是证明审批流程系集体研究决定，个人意志无法主导结果。张保*案中每笔受贿均有签字批示或向下属打招呼，正是该要件被认定的关键证据。

问：河南审一律师事务所办理过哪些类型的行政审批受贿案件？

答：我所深耕刑事辩护领域多年，尤其擅长办理涉及规划审批、土地出让、工程项目审批、环保验收、食品药品监管、教育资质审批等领域的受贿、单位行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案件，在郑州、洛阳、新乡、开封、南阳等地市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如有需要，欢迎到所咨询，我们将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为您量身定制辩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