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受贿罪所有案发场景：行政审批环节权钱交易解析

引言：一条短信牵出的亿元贪腐链

在刑事辩护实务中，行政审批环节一直是受贿犯罪的高发地带。手握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往往成为不法商人"围猎"的对象。近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受贿案，再次将这一领域的法律界限问题推向公众视野。本文将以该案为切入点，深度解析受贿罪在行政审批环节的典型案发场景、法律认定标准及辩护要点，为公众和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一份实用的法律风险防范指南。

案件聚焦："合作投资"外衣下的权钱交易

基本案情

被告人须某（化名）在2009年至2013年间，利用担任中共江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江阴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薛某在江阴某公司经营融资、房产开发拆迁纠纷处理等方面提供帮助。须某以资金周转需要借款、合作开办公司获取"利润"等名义，通过公司银行账户转账和收取现金的方式，收受薛某贿赂1850万元。

此外，须某还通过其母亲成某（化名）收受任某（化名）330万元未归还的"借款"，以及收受雷某（化名）300万元以"购房借款"名义给予的贿赂款。

判决结果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须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不足部分继续追缴。须某未上诉，判决生效。

法律焦点："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标准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须某与薛某之间的"合作投资"关系是否构成受贿罪？这涉及"合作投资型"受贿的两个关键认定标准：

关键点一：实际出资真实性

根据司法解释和相关判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或进行其他合作投资，只有在既无实际出资又未参与管理、经营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获取利润，其所获利润方属于以合作投资名义进行权钱交易的变相受贿行为。

重要提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真实的投资，即使未实际参与管理、经营活动，也不能认定为受贿罪。根据《公司法》"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公司股东享有投资收益权。此时应认定为违规经商办企业，而非刑事犯罪。出资真实性是区分犯罪与违纪的根本。

关键点二：参与管理经营的独立性

须某辩称其参与了公司的管理经营，但法院认为：须某利用职务便利为薛某解决融资问题、拆迁纠纷，这些行为不属于真正的"参与管理经营"。国家工作人员的合作投资行为中，其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是国家公职人员，又是民事投资主体。如果所谓"参与管理经营"实质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则该行为不具有独立性，不受法律认可。

具体判断标准包括：

• 是否在公司实际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
• 是否实际承担投资风险
• 参与管理经营是否独立于其职务，是否系额外的体力、智力付出

行政审批环节受贿罪案发典型场景汇总

结合司法实践和本案，行政审批环节受贿罪主要有以下高频案发场景：

场景一：审批过程中的明码标价

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审批权时，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故意拖延、设置障碍，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索要财物。常见形式包括：

• 加速费：承诺加快审批进度，收取"加急费"
• 过关费：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放水"，收取"协调费"
• 保护费：对已获批项目提供持续关照，定期收取"好处费"

场景二：以"借款"为名的权钱交易

本案中，须某以"资金周转需要借款"、"购房需要借款"等名义收受财物，是典型的"借款型"受贿。实践中认定此类行为是否构成受贿，主要考量以下因素：

• 借款事由是否真实、合理
• 双方是否有正常经济往来基础
• 是否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
• 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出借方谋取利益
• 借款金额是否明显超出正常民间借贷范畴

风险提示：许多当事人误以为"写张借条"就能规避法律风险，实则不然。形式上的借款协议并不能改变权钱交易的本质，一旦查实存在利用职务便利谋利的情节，"借款"就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受贿。

场景三：以"合作投资"为名的收益输送

这是本案的重点，也是隐蔽性最强、法律争议最大的受贿形式。常见情形包括：

• 空股分红：不出资而享受分红
• 干股转让：未支付对价获得公司股份
• 垫资操作：由请托人垫付出资，事后以分红名义归还
• 虚假亏损：合作项目实际盈利，但通过做账制造亏损，规避分红

痛点提示：此类案件中，当事人最关心的问题是"我确实出资了，为什么还被认定受贿？"关键在于出资的真实性和参与经营管理的独立性。如果出资来源是借款且未实际偿还，或者所谓的经营只是利用职务便利"打招呼"，则难以被认定为真实投资。

场景四：审批链条中的"家族腐败"

本案中须某通过其母亲成某收受贿赂，揭开了行政审批环节"家族式"腐败的典型模式：

• 配偶、子女、父母等亲属充当"白手套"
• 特定关系人（情人、秘书、司机等）代为收受
• 亲属名义持股但由国家工作人员实际控制

法律要点：根据"两高"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指定第三人（包括近亲属、情妇/夫及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收受财物的，同样构成受贿罪。亲属的知情程度和参与程度影响案件的定性，但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以"不知情"简单推脱责任。

场景五：退休前后的"期权式"贿赂

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位时为请托人谋利，约定退休后以顾问费、咨询费、分红等形式获取回报。本案中，须某的受贿行为延续至其担任江阴市政协副主席期间，体现了此类案件的持续性和复杂性。

辩护提示：退休后收受财物是否构成受贿罪，关键看是否存在"事前约定"或"事后请托"的对应关系。如果仅在退休后接受正当的劳务报酬或正常礼尚往来，一般不构成受贿罪。

场景六：行政审批中的"感情投资"型受贿

请托人长期、小额地向国家工作人员赠送财物，不附随具体请托事项，待建立"感情"后再提出审批请求。此类案件中，单笔金额可能不大，但累计金额可能达到受贿罪追诉标准。

法律分析：根据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给予的财物，只要数额达到一定标准，即可能认定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是否实际实施。

行政审批环节受贿案的刑事辩护要点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证据层面的辩护

1. 审查言词证据的稳定性：受贿案件多为"一对一"证据，被告人供述与行贿人证言的对应关系是关键。若存在重大矛盾且无法合理排除，可争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2. 核实书证的真实性：银行流水、公司账目、合同文件等书证是认定受贿数额的基础。律师应逐笔核对，寻找计算错误或重复计算。
3. 关注取证程序合法性：监察委调查阶段的取证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诱供等情形，是辩护中的重要审查点。

定性层面的辩护

1. 区分受贿与正常经济往来
2. 区分受贿与违纪行为：人情往来、正常礼尚往来与受贿的界限
3. 主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针对个别受贿事实，若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应主张不构成犯罪或不计入犯罪数额

量刑层面的辩护

本案中，须某因具有自首、积极退赃、真诚悔罪、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获得了减轻处罚。这些法定酌定情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自首：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 退赃退赔：积极退赃可减少经济损失，争取从轻处罚
• 认罪认罚：自愿认罪认罚的，依法可从宽处理
• 立功：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实用提示：当事人在被调查期间切忌抱有侥幸心理，隐瞒事实或对抗调查只会丧失从宽处理的机会。尽早委托专业律师，在律师指导下依法应对，才是维护合法权益的正道。

行政审批环节受贿案当事人的核心疑虑与关切

作为专注刑事辩护的律师，我对当事人的核心疑虑感同身受。以下几类问题在咨询中被反复提及，也是案件办理中的关键痛点：

疑虑一：究竟是"正常投资获益"还是"隐性受贿"？

这需要回归到投资行为本身的真实性判断。委托专业律师梳理你的投资协议、资金来源、分红记录、参与经营证据，查找"真实出资"和"真实管理"的关键证据。如果确实存在真实的出资行为和管理行为，应大胆主张无罪或罪轻辩护。

疑虑二：退赃如何操作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退赃时机、退赃方式、退赃金额都需要专业研判。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退赃的法律效果差异明显。主动退赃并争取被害人（单位）谅解，往往能获得更大幅度的从宽量刑。

疑虑三：家属被留置后，应当如何应对？

家属在得知亲人被监察委留置后，往往陷入恐慌状态。此时应冷静做好三件事：第一时间委托律师、整理被留置人员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梳理家庭财产状况。律师的及时介入，可以为后续辩护打下坚实基础。

疑虑四：如何判断是否应当认罪认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是"自愿"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建议在全面了解指控事实和证据后，由律师协助分析利弊，切勿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盲目做出决定。

律师寄语：行政审批权力的法律边界

本案再次警醒所有手握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任何将审批权商品化、寻租化的行为，无论以何种形式包装，都难逃法律制裁。

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与政府打交道时应坚守合法合规的底线，不通过行贿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合法合规经营，才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刑事辩护的终极价值，不仅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在于通过个案推动法治进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将一如既往地秉持专业精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法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

常见问题与专业解答

问：在行政审批环节，如果企业主动送钱但不是为了具体请托事项，只是希望"搞好关系"，是否构成受贿？

答：根据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即使没有具体请托事项，但数额达到三万元以上，可能被认定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受贿罪。在海淀区、朝阳区等经济活跃地区，此类案件频发，需要特别注意。

问：合作投资型受贿中，"实际出资"如何认定？需要什么证据？

答：认定实际出资的核心是审查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需要银行转账记录、借款协议、验资报告等书证，同时要能合理解释出资款的来源。如果资金系借款且未实际偿还，或者资金来源与职务行为有明显关联，则极有可能被认定为虚假出资。

问：国家工作人员以亲属名义投资但自己实际未出资，是否必然构成受贿罪？

答：不一定。还要看是否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以及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如果是纯粹的投资行为且未涉及职务便利，可能仅属于违规经商办企业，不构成犯罪。但如果在投资过程中利用了职务便利为合作方谋取利益，则涉嫌受贿罪。

问：受贿案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如何认定？是否必须实际谋取成功？

答：根据司法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实现三个层面。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种情形，即可认定。即使最终未实际谋取成功，但如果有承诺的意思表示，也可能被认定为受贿。

问：涉嫌受贿被监察委留置后，律师能否会见？

答：监察法规定，留置期间律师无权会见。但在监察委调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律师可以依法会见。在丰台区、通州区等地区的实践中，辩护空间的争取需要及早启动程序，家属应第一时间委托律师介入，为后续辩护做好准备。

问：受贿案中，行贿人主动交代是否有影响？

答：行贿人的证言是对合性证据，对认定受贿事实至关重要。行贿人主动交代可能涉及行贿罪的自首或立功情节，但不会因此免除受贿人的责任。但如果行贿人的证言前后矛盾且无其他证据印证，辩护律师可以利用证据矛盾进行有效辩护。

问：收受的财物未实际使用是否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答：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以收受财物为标志，是否使用或处置不影响定罪。但在量刑时，未实际使用且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问：案发前主动退还受贿款的，是否还能被追责？

答：根据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但如果因自身或相关违纪违法问题被调查后，才退还或上交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在石景山区、门头沟区等地区的实践中，案发前退还的时间节点需要准确界定。

问：受贿案中，共同犯罪如何认定？家属知情是否构成共犯？

答：如果家属明知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所得而参与接收、转移、隐匿财物，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家属不知情，仅被动接收财物，一般不构成犯罪。案件办理中，家属的知情程度和参与角色至关重要。

问：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在行政审批环节有何区别？

答：受贿罪侵犯的是职务廉洁性，滥用职权罪侵犯的是职务正当性。如果收受财物但未滥用职权，定受贿罪；如果滥用职权但未收受财物，定滥用职权罪；如果收受财物且滥用职权，通常定受贿罪，滥用职权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问：企业被要求协助调查，如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答：企业应积极配合调查，但要注意区分单位行贿与员工个人行为的界限，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必要时申请律师介入。同时，对企业而言，建立健全反商业贿赂合规制度，是防范刑事风险的根本之策。

问：受贿案的刑事追诉时效是如何规定的？

答：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追诉时效为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在昌平区、大兴区等地区的办案实践中，连续受贿行为追诉时效起算点存在较大争议空间。

问：受贿案中，技术性证据如电子数据如何质证？

答：电子数据（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记录等）须具备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辩护律师可以从数据提取程序是否规范、有无污染、保管链条是否完整、是否经鉴定机构鉴定等方面提出质证意见，寻找排除非法证据的机会。

问：受贿案对被告人的职业和家庭有何实质性影响？

答：一旦被判处刑罚，公职人员将被开除公职，且根据《公务员法》规定不得再录用为公务员，子女在报考军校、警校及部分公务员岗位时将受到限制。此外，受贿罪属于故意犯罪，对家庭和社会评价的影响是长期且深远的。

问：在行政审批环节，如何区分"红包"与受贿？

答：关键看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否为他人谋利、金额大小、往来频次等。正常的人情往来具有互惠性、对等性和礼节性，而受贿则是单向的、不对等的权钱交易。数额较大且与职务行为明显相关的"红包"，极易被认定为受贿。

问：受贿人主动投案后翻供，如何看待自首认定？

答：自首的成立要求"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如果投案后翻供，否认主要犯罪事实，则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如果翻供后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仍可认定自首。在房山区、顺义区等地区的司法实践中，翻供后的自首认定极为审慎。

问：受贿案中，涉案房产的处理方式有哪些？

答：涉及赃款购置的房产，通常由法院判决没收或追缴，或者由监察委在调查阶段依法查封、扣押、冻结。如果房产登记在他人名下，需要证明该房产系用受贿款购买且代持关系成立。案发前出售的，追缴售房款及孳息。

问：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购物卡、加油卡等消费凭证，如何认定受贿数额？

答：根据司法解释，收受购物卡、加油卡等消费凭证的，按实际充值的金额认定受贿数额。部分案件中，认定数额时应扣除国家工作人员自己消费的金额。对于收受电子红包、虚拟货币等新型支付方式，司法解释有专门规定。

问：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区别对企业有何影响？

答：单位行贿的立案标准高于个人行贿（一般为二十万元以上），但单位行贿罪对单位的罚款和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刑罚相对个人行贿较轻。实践中，厘清行贿行为是单位决策还是个人行为，对企业保护至关重要。

问：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介绍他人进行贿赂，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

答：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引荐、沟通，并参与收受或分配贿赂款物，则构成受贿罪共犯。如果仅起介绍作用且未分得贿赂款物，可能构成介绍贿赂罪，其法定刑较受贿罪轻。

问：在大兴区、通州区等地企业遇到涉嫌行贿调查，最先应当采取的法律行动是什么？

答：建议企业第一时间聘请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在律师指导下梳理涉案业务的全过程，评估法律风险，准备应对方案。切忌在慌乱中销毁证据或串通口径，这只会加重法律责任。

问：如何理解受贿案中"特定关系人"的范围？

答：根据司法解释，"特定关系人"包括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国家工作人员授意请托人将财物送给特定关系人的，不影响其受贿罪的成立。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构成共犯。

问：受贿案二审改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答：二审改判的几率取决于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证据采纳、法律适用、量刑情节等方面是否确实存在错误。如果辩护律师能发现新证据或找到关键辩点，就有改判的空间。但坦率地讲，整体改判率确实有限，因此对一审质量的前期把控尤为关键。

问：在朝阳区、海淀区这类经济活跃区域，企业合规如何有效预防商业贿赂风险？

答：应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制定严格的商业行为准则、设立合规部门并赋予其独立监督权、完善举报机制并保护举报人、定期进行合规培训和风险评估、对第三方合作伙伴进行尽职调查。

问：受贿案中被追缴的财物是否包括合法收入？

答：追缴范围严格限定于受贿违法所得及其孳息。如果涉案账户中混有合法收入，辩护律师应申请区分处理，提供合法收入的证明文件，要求仅追缴与犯罪有关的部分。实践中，亲友代退的款项是否属于自愿退赃，也是常见争议焦点。

---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仅为普法宣传，不构成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刑事辩护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服务，每个案件都有其独特性，如有实际法律需求，请务必咨询专业律师。

周玉海，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