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受贿罪所有案发场景汇总：行政审批借贷收息型受贿解析

在刑事辩护实务中，受贿罪是高频罪名，而行政审批环节的权钱交易又是其中最具隐蔽性、最易引发争议的一类。许多当事人直到被留置、移送起诉，仍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尤其当收钱形式披着“民间借贷”“投资回报”“礼尚往来”等合法外衣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往往成为全案焦点。

本文以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1刑初10号判决书为蓝本，深度拆解行政审批权钱交易的典型场景、受贿数额的司法认定规则，并结合办案实务梳理当事人最关心的痛点问题。

一、案情背景与判决要旨

被告人诸葛某，2003年至2018年间，历任浙江某县代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某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其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落户、项目审批、减免处罚、职务晋升、工作安排等行政审批和人事管理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法院最终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没收退缴赃款541.1089万元及金条13根。

本案最关键、最具指导意义的，并非诸葛某收受金条、购物卡等直接受贿事实，而是其以“借款收息”形式实施的受贿行为——这恰恰是当前行政审批环节权钱交易中最常见、最隐蔽的手段之一。

二、借贷收息型受贿：两种情形的认定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中明确了借贷收息形式受贿的数额认定规则，本案判决书对此有精准体现：

情形一：明知对方无实际借款需求，以借款为名放款收息——全额认定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明知请托人不具有借款需求，仍以借款为名放款给请托人收取利息的，以收取的全部利息认定受贿数额。

本案对应事实：

2014年3月，诸葛某明知金某某不需要借款，仍主动以固定年利率20%的利息，以借款名义交给金某某150万元。此后四年间，诸葛某收受金某某以“支付借款利息”名义送来的钱款共计141万元。

法院认定： 全额141万元均计入受贿数额，不以扣除资金成本、税费等为由减除。

辩护要点提示： 此类情形下，当事人最常见的辩解是“我借给他钱，他给我利息，这是合法的民间借贷”。但司法机关审查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出具了借条、是否约定了利率，而在于请托人是否有真实的借款需求、资金流向是否与职务行为相关联。如果借款人账上不缺钱、借款后资金闲置或立即转出、利率明显高于同期市场水平且与请托事项时间点吻合，则“借贷”之名难以掩盖“受贿”之实。

情形二：明知对方有实际借款需求，收取利息超出正常利率上限——差额部分认定受贿

明知请托人有借款实际需求而放款给请托人，以利息为名收取钱款的，以收取的钱款超出请托人支付给同类正常民间借款最高利率的差额部分，认定受贿数额。

本案对应事实：

2008年5月、2011年9月，诸葛某以年利率30%的利息分别出借资金60万元、200万元给叶某某、施某某夫妇。法院查明，叶某某、施某某同期向他人借款的最高年利率为20%。法院以30%的利息扣除20%的正常最高利率后，将超出部分的差额认定为受贿，同时将春节红包形式的款项另行计入受贿数额，合计201.6666万元。

实务要点： 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往往认为“我借钱给他，他确实需要钱，我给他是帮忙，收利息天经地义”。但法律逻辑在于：请托人支付的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利息，本质上是用公权力换取的“溢价回报” 。即便请托人有真实的资金需求，超出正常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部分仍然属于权钱交易的对价。

辩护要点提示： 此类案件的辩护空间主要在于：

• 同期同类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的认定是否客观、全面；
• “最高利率”的参照样本选取是否科学、是否包含了地域差异和担保条件差异；
• 是否存在双方长期合作关系、资金占用时间、风险程度等因素对利率的合理影响。

三、行政审批环节权钱交易的常见案发场景汇总

结合本案及其他实务案例，行政审批环节的受贿行为通常出现在以下场景：

场景一：企业落户与项目审批

本案中诸葛某为叶某某、施某某夫妇企业搬迁、能耗指标获取、变电所项目推进提供帮助，为金某某混凝土公司在混凝土项目引进、农保地置换、项目技改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均属于典型的行政审批权钱交易。

此类案件常见关键词：

• 土地出让、规划许可、施工许可
• 环评审批、能耗指标、排污许可
• 项目核准、备案审批、资质认定
• 消防验收、安全生产许可

场景二：行政处罚与减免处罚

行政审批部门同时拥有处罚裁量权，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处罚幅度、是否移送司法机关等具有裁量空间。当事人利用职便为请托人减免处罚、从轻处理、不予追究，收受财物，构成受贿。

场景三：人事录用、晋升与调整

本案诸葛某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工作安排提供帮助，即属于人事管理权领域的权钱交易。此类案件的常态是：行贿人请托调动至好单位、好岗位，或晋升职级、解决编制、安置亲属等。

场景四：监管执法中的“放水”

包括对企业的日常监管检查中降低标准、放宽条件、掩盖问题，在专项整治中提前通风报信，在案件查处中压案不查、以罚代刑等。

场景五：政策优惠与财政补贴

帮助请托人获取税收返还、财政补贴、贴息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红利，从中收受好处，也属于行政审批权钱交易的高发环节。

四、此类案件案发特点与当事人痛点

案发特点

1. 受贿时间跨度长

本案诸葛某受贿持续15年之久，涉及多名请托人、数十笔事实。时间跨度越长，证据收集难度越大，但一旦案发，累计数额往往惊人。

2. “合法外衣”掩盖明显

以借款收息、投资分红、干股分红、委托理财、赌博赢利、婚丧嫁娶收礼等形式收受贿赂，极具迷惑性。诸葛某一案中以“利息”“春节红包”名义收受571万元即是典型。

3. 行受贿双方利益捆绑深

诸葛某与叶某某、施某某之间持续十年以上的经济往来，已远超普通请托关系，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此类案件突破时往往利用行贿人先行的策略，分化瓦解。

4. 监察调查的突破节奏快

监察机关通常指定管辖、异地留置、同步讯问行贿人，在当事人尚未串供、毁证时迅速固定核心证据。当事人在留置初期往往还抱有“只是借贷不是受贿”的侥幸心理，错失最佳配合时机。

当事人痛点关键词

• 借贷收息是否必然构成受贿
• 前期已支付的利息是否要全额退赃
• 以借为名与真实借贷的界限在哪里
• 春节红包、节日礼金是否一概计入受贿数额
• 主动交代与如实供述的认定标准
• 检举揭发他人能否认定立功
• 退赃是否影响量刑，退多少合适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空间
• 一审判决后上诉是否有意义
• 家属如何选择辩护律师、何时介入最有利

五、受贿数额认定中辩护律师的精细化工作

在借贷收息型受贿案件中，数额认定是控辩交锋的核心战场。辩护律师应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精细化辩护：

1. 拆分每一笔“利息”的法律性质

并非所有以“利息”名义收取的款项都构成受贿。需要逐笔审查：该笔借款发生时请托人是否确有资金需求？资金用途是否真实？利率是否超出同期同类正常水平？超出部分是否与具体请托事项有因果关系？

2. 核对资金流向与时间节点

审查借款发放时间、请托事项发生时间、职务行为实施时间、利息支付时间之间的对应关系，判断是否存在“先办事、后收钱”或“边办事、边收钱”的权钱交易特征。

3. 比较同期市场利率水平

调取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当地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公证处备案的民间借贷利率等数据，对抗侦查机关单方选取的“最高利率”参照标准。

4. 审查“正常人情往来”的合理限度

对于春节红包、生日礼金等，要结合双方关系、金额大小、往来频次、是否具有对价性等因素，主张剔除属于正常人情往来的部分。

六、合规启示：公职人员必须警惕的“六条红线”

从本案出发，公职人员在行政审批岗位上应当树立明确的边界意识：

红线一：不以任何形式与监管对象发生借贷关系。 即便确有出借能力，一旦对方是职权范围内的请托人，借贷本身就容易引发受贿嫌疑。

红线二：不收取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利息或回报。 即便属于真实借贷，利率也应控制在法定保护上限之内，否则超出部分可能被推定为受贿。

红线三：不接受监管对象的红包、礼金、购物卡等任何财物。 无论金额大小，只要与职务行为有关联，均可能被认定为受贿。

红线四：不为特定对象在行政审批中提供“加速”“加急”“放宽”等差别化服务。 程序上的便利，往往构成利益输送的具体表现。

红线五：不参与监管对象的经营活动和投资理财。 即便本人未直接收受财物，但通过亲属、特定关系人参与经营获取收益，同样可能构成受贿或违纪。

红线六：不在离职后短期内到监管对象处任职或提供咨询服务。 离职后收受“顾问费”“咨询费”等，极易被认定为离职后受贿。

七、写在最后

行政审批环节的权钱交易，往往不是一次性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而是长期经营、步步为营的利益输送关系。借贷收息型受贿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形式，掩盖了权钱交易的非法本质。然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正如本案判决所示，司法机关对“以借为名、以息为贿”的认定规则已经日益成熟，不再被表面的合同文本或资金流水所迷惑。

对于已经涉案的公职人员而言，最明智的选择不是编织更多的辩解，而是尽早委托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在留置期间配合调查、积极退赃、争取立功，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有利的处理结果。对于仍在岗的公职人员而言，与其心存侥幸，不如严守边界、远离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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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的判决书：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1刑初10号刑事判决

案例分类索引：受贿罪 | 行政审批环节 | 借贷收息形式受贿 | 受贿数额认定 | 刑事辩护

附：相关高频咨询问答（供实务参考）

Q1：我亲属是某市审批局工作人员，他以个人名义借钱给管理对象收了利息，现在被监委留置了，一定会认定为受贿吗？ A：不一定。借贷收息是否构成受贿，核心看对方有无实际借款需求、利率是否明显偏高、是否与职务行为相关联。如果对方确有真实资金需求且利率在当地正常范围内，存在辩护空间。但像武汉中院审理的同类案件，若查明确无借款需求且利率畸高，通常全额认定为受贿。建议尽快委托专业律师会见，逐笔梳理借贷背景。

Q2：以“借款收息”形式收钱和直接收钱，定罪标准有区别吗？ A：罪名都是受贿罪，区别主要在数额认定和主观故意的证明方式。直接收钱按实际收受金额认定；借款收息则需要区分有无真实借款需求来认定全额或差额。前者证明难度相对低，后者需要结合资金流水、借款用途、利率水平等综合判断，控方证明义务更重。

Q3：我朋友被指控受贿，其中一部分是对方还钱时多付的利息，这部分能打掉吗？ A：可以争取。多付利息是否构成受贿，要看多付部分是否超出正常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超出部分是否与请托事项存在对价关系。如果同期同类借款利率本来就有高有低，可申请调取同地区类案利率数据，主张差额部分属于合理范围。武汉某区法院处理过类似案件，辩护律师通过重新审计利率差额，成功核减了部分受贿数额。

Q4：监察委调查阶段请律师有用吗？律师能见到人吗？ A：有用。被调查人被留置后，虽然律师不能像刑事拘留后那样立即会见，但家属仍应第一时间委托律师，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反映问题、对接监察机关了解程序进展。更重要是提前准备后续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辩护策略。武汉市纪委监委办理的多起受贿案中，当事人正是在调查阶段通过律师指引，及时提交了检举揭发材料，最终被认定立功，获得重大减轻处罚。

Q5：受贿案件的审讯中，什么样的供述会被认定为“如实供述”？ A：如实供述的核心是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主要犯罪事实，且供述内容稳定、前后一致。如果仅承认小额、回避大额，或者先供后翻，难以认定。实践中，如武汉中院审理的陈某某受贿案，因当事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监察机关未掌握的80%以上受贿事实，最终虽涉案数额特别巨大，仍获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

Q6：家属什么时候退赃最合适？退多少合适？ A：原则是“尽早退、全额退”。在监察调查阶段主动退赃，是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表现，直接影响量刑建议。如果经济能力有限，可以先退已查明的核心数额，后续再逐步退出。实践中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武昌区法院处理的受贿案显示，全额退赃且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同类案件中量刑通常减少10%—20%。

Q7：行贿人为了立功乱咬人怎么办？他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吗？ A：行贿人的证言虽然是重要证据，但并非当然真实。行贿人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完全可能夸大金额、虚构情节。辩护律师应着重审查行贿人的证言是否与其他客观证据（资金流水、合同、审批文件）相互印证，对无法印证的孤证应当合理质疑。武汉同级法院有案例，因行贿人证言反复且无资金流水佐证，法院对部分指控事实未予认定。

Q8：受贿案件一审判决后上诉有意义吗？ A：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一审在数额认定、自首立功认定、程序合法性等方面存在错误，上诉有积极意义。武汉地区二审法院每年都有部分受贿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改判或发回重审。但如果一审已经充分保障了各项诉讼权利且量刑在法律幅度内，上诉反而可能因认罪态度问题影响减刑。建议听取出庭律师的专业意见。

Q9：我丈夫被查了，家里的存款、房产会被全部没收吗？ A：并非全部没收，只没收认定为受贿所得及孳息部分的财物。家属名下的合法财产需要区分清楚，不能一概而论。但在实践中，如果家庭财产与受贿所得混同、无法说明合法来源，可能面临被追缴的风险。武汉市黄陂区法院审理的一起受贿案中，当事人妻子通过提交婚前财产公证、继承证明等，成功保住了部分家庭财产。

Q10：受贿罪的量刑档次是怎样的？数额特别巨大一定判十年以上吗？ A：根据司法解释，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一般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但如果有自首、立功、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本案诸葛某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因如实供述、全额退赃、有立功表现，最终获刑九年，即是减轻处罚的典型案例。

Q11：普通公务员咨询：我管辖的企业老板逢年过节发微信红包，200块钱以下，收了算受贿吗？ A：虽然单笔金额小，但如果与职务行为相关联且具有连续性、对价性，累计后仍可能构成受贿。实践中，200元以下红包一般不单独作为犯罪处理，但若频繁收受或与具体请托事项挂钩，也可能计入受贿数额。武汉市纪委通报的某些案例中，当事人因累计收受小额礼金被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最好的选择是拒收。

Q12：审批环节中“快办快批”算不算谋利？如果没办成事收了钱算什么？ A：“快办快批”属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形式，即便结果未超出正常审批标准，但程序上的差别化对待即可认定为“谋利”。如果收了钱但事未办成，成立受贿罪既遂而非未遂，因为权钱交易已经完成，请托方已经支付对价，办事结果不影响受贿成立。洪山区法院的一则判例明确了这一立场。

Q13：以“投资入股”名义收受干股，股权没分红算受贿吗？ A：干股本身就是受贿对象，有无分红不影响受贿成立，数额按股权价值计算。如果实际参与了经营管理并承担风险，则可能被认定为违规经商而非受贿，这需要结合证据具体分析。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审理过一起干股型受贿案，辩护律师通过证明当事人实际出资并参与经营，成功将罪名从受贿改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Q14：什么情况下可以争取不起诉？ A：数额较小、情节轻微、主动投案并全额退赃、未造成重大损失，且系初犯偶犯的，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争取相对不起诉。武汉市蔡甸区检察院每年都有数起受贿案件因上述情节作出不起诉决定。但数额较大或具有索贿情节的，不起诉难度极大，重点应转向量刑辩护。

Q15：监委调查阶段认罪认罚，案件到了检察院还能反悔吗？ A：可以反悔，但不建议轻易反悔。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后在法院审理阶段反悔的，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通常幅度从宽变为适度从宽，甚至不再建议从宽。如果确实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程序违法情形，应当在律师指导下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Q16：职务犯罪案件中“特定关系人”收钱，国家工作人员没有直接收钱，构成受贿吗？ A：构成。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特定关系人（配偶、情妇、共同利益关系人等）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情的，以受贿罪共犯论处。江夏区法院审理的李某受贿案即是如此：李某未直接经手钱款，但其妻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李某，法院认定李某构成受贿罪共犯。不知道且不可能知道的，不构成犯罪，但需承担纪律责任。

Q17：借款收息型受贿中，已经支付的利息要不要退还？不退还的后果是什么？ A：已经认定为受贿数额的利息，必须全额退缴，这是量刑重要考量因素。不退还的，一方面会被强制执行，另一方面无法获得退赃从宽情节。建议在监察调查阶段就积极筹措资金退缴，实践中武汉多家法院对全额退缴的被告人普遍给予10%-15%的量刑优惠。

Q18：退休后被查，还有意义吗？已经收了钱的，退休后还追究吗？ A：追诉时效期内均会被追究。受贿罪的追诉时效为五年至二十年，根据数额和情节确定。退休不是“安全着陆”，相反，很多案件正是在退休后因利益关系人供述而案发。武汉某区原副区长退休三年后被查，最终因受贿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此前的“平安着陆”幻想，不如在职时克制贪念。

Q19：怎么判定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还是以借为名的受贿？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吗？ A：目前没有统一的明确量化标准，但司法实践中综合判断以下因素：有无书面借据、有无还款期限和担保、借款人有无真实资金需求、资金流向是否合理、利率是否偏离市场、双方关系是否与职务相关。武汉中院在若干二审案件中强调，“实质重于形式”是判断基准。辩护空间在于对上述每一因素提出合理解释。

Q20：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受贿案中适用率高吗？签了以后还能不能上诉？ A：目前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率在不断提升。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仍然可以上诉，但检察院可能以“量刑建议基础改变”为由抗诉，上诉反而可能加重刑罚。因此签署前务必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明确案件基础事实和证据情况，不可草率签字。

Q21：我亲属在区环保局工作，因为环评审批收了老板15万，现在取保候审，将来大概怎么判？ A：15万元属于“数额较大”档次，基础刑期三年以下。如果有自首、退赃、认罪认罚情节，可以争取一年半至两年的量刑。武汉市硚口区法院、武昌区法院类似案件量刑多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之间，缓刑也有可争取空间，关键是要尽快委托律师开展量刑辩护。

Q22：立案后多久能到法院？整个流程要多久？ A：监察调查阶段通常三至六个月，留置期限最长可达六个月；移送审查起诉后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可退查两次；法院审理通常二至三个月，可延期。整体从留置到判决，快的七八个月，慢的可达一年半以上。武汉市监委办理的多数案件，移送起诉率和定罪率都维持在极高水平，证明辩护重心应前移至调查阶段。

Q23：如果按照规定正常审批，没有打招呼、没有违规，只是收了请托人的钱，构成受贿吗？ A：构成。受贿罪的成立要求“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谋利”包括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正常审批但收钱，同样属于权钱交易，只是谋利是否正当不影响定罪。实践中许多公职人员认为“事办得合法合规收钱就不算受贿”，这种认识是错误且危险的。武汉市某区住建局一工作人员按正常流程审批了项目却收取了请托人5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Q24：受贿案件可以和办案人员“沟通”吗？找关系有用吗？ A：向办案人员请托说情可能构成行贿罪或介绍贿赂罪，且在当前高压态势下风险极大。近年来武汉市有多名律师因介绍贿赂被追究刑事责任。唯一合法且有效的途径，是聘请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依法通过阅卷、举证、质证、辩护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Q25：受贿的钱用于公务支出了，还能认定受贿数额吗？ A：根据司法解释，受贿数额按实际收受金额认定，赃款去向不影响定罪量刑。即便挪用部分款项用于公务支出，也只是酌情从轻情节，不能扣除受贿数额。武汉地区已有多个生效判决明确了这一规则。如有公务支出情况，务必保存完整凭证，在量刑时向法庭明确提出。

Q26：如果行贿人已经被判决，他的判决书对我的案件有影响吗？ A：有一定参考作用，但不具有当然的拘束力。行贿人的判决书中认定的行贿数额、事实经过，在受贿案件中仍需独立的证据链予以证明。辩护律师可以调取行贿案卷宗材料，寻找其中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和矛盾点。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一起受贿上诉案中，因行贿人判决认定数额与实际银行流水不符，对受贿数额依法予以核减。

Q27：索贿和受贿有什么区别？量刑差异大吗？ A：索贿是主动向请托人索取财物，是受贿罪的从重情节；受贿则是被动收受。索贿的，依法从重处罚，且不适用缓刑的可能性更高。武汉市青山区法院近年审理的案件显示，索贿情节被认定后，量刑通常增加20%-30%。因此是否构成“索贿”是辩护律师重点审查的问题之一，审查的核心在于请托人主动送钱还是国家工作人员主动提出。

Q28：行政审批中收了钱但后来又退回去了，还构成受贿吗？ A：关键看退还的时机和原因。如果是因为害怕被查而退还，或者案发前为了掩饰而退还，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但如果是主动、及时退还，且未造成实际权钱交易后果，可不作为犯罪处理。武汉新洲区法院曾有案例，当事人收钱后次日即退还并告知了请托人，检察机关最终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Q29：我是武汉某区负责项目审批的工作人员，春节前一个老板给了两张购物卡，价值2000元，我收了但没给他办任何事，算受贿吗？ A：从金额和情节看，单笔2000元一般达不到受贿罪立案标准，但属于违纪行为，将面临党纪政务处分，并可能影响晋升和考核。但若查明该老板后续有具体请托事项并已实现了利益，且这一过程中你的职务行为与其利益有关联，则此前收卡行为可能被追溯计入受贿累计数额。武汉某区行政审批局一名科长在吃喝宴请后陆续收受多家企业礼金和购物卡，最终被累计计算数万元并追究刑事责任。趋势是：即便单次金额不大，只要与职务行为相关联、有请托背景，就很可能被认定为受贿。

Q30：我在审批中给企业“加速办理”，没有多收费、也没有收钱，只是接受了企业安排的一次旅游，价值5000元左右，算是受贿吗？ A：以旅游、消费等形式代替现金收受财物，同样构成受贿。5000元价值已达到受贿罪的入罪数额标准（3万元的一般标准下，虽未达刑事立案标准，但结合其他情节可能累计计算；若多次参与同类活动且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则刑事风险陡增）。武汉市洪山区法院有案例：工作人员接受企业安排的三亚旅游三次总价值2.8万元，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核心在于，企业安排旅游是基于你的职务身份和审批职权的“感情投资”，与你的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

Q31：在审批过程中收了钱，但当时没有“承诺为对方办事”，对方也没有明确请托事项，算受贿吗？ A：仍然构成受贿。“承诺、默许、接受请托”均可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便双方没有明说“你帮我办事、我给你钱”，但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对方是管理服务对象、收受财物与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即可推定“谋利要件”成立。武汉江汉区法院审理的一起受贿案中，某审批人员辩称“他没有叫我办事，我们只是朋友交往”，法院最终认定属于“感情投资型受贿”，计入犯罪数额。

Q32：收钱后马上上交了廉政账户，算不算受贿？ A：如果主动、及时上交廉政账户或组织，且没有为请托人谋利的，通常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如果是案发后才上交，或者被调查期间为了掩盖而补交的，仍然认定为受贿。实践中需要注意保留上交凭证、时间记录等证据。武汉市纪委曾通报过一起案例，当事人涉嫌受贿后在得知组织调查消息的当晚紧急向廉政账户转账，但银行记录显示转账时间与调查通报发布时间高度关联，法院并未采信其“主动上交”的辩解，仍全额认定受贿数额。

Q33：受贿罪的罚金一般怎么判？可以分期缴纳吗？ A：罚金一般按受贿数额的50%以下判处。本案诸葛某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罚金50万元即在这一幅度内。罚金可以分期缴纳，但需要在判决指定期限内完成。如果无力一次性缴纳，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说明经济状况并提供证明材料。武汉市多个基层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被告人允许分期缴纳罚金，但延迟缴纳可能影响减刑、假释的提请。

Q34：亲属被留置后，家属可以委托律师吗？需要什么材料？ A：可以。被留置人员的近亲属、监护人可以代为委托律师，需要提供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户口本或结婚证）以及委托书。武汉市范围内，各区的看守所和监察机关对接律师会见事宜的窗口流程相对规范，但律师会见仍受一定限制。即便无法立即会见，律师也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向监察机关递交法律意见，反映辩护意见。

Q35：受贿案中“特定关系人”是指哪些人？如果我没有指使他收钱，但他收了，我构成犯罪吗？ A：特定关系人指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如果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情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如果不知情，且财物用于共同生活开支或家庭支出，仍可能推定“明知”。武汉青山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局领导的情人收受请托人一套房产，领导称“不知情”，但房产购买后有二人共同居住的记录，法院综合证据认定其“应当知道”，构成受贿罪共犯。关键点在于，共同利益关系越紧密，推定明知的可能性越大。

Q36：我在审批过程中收了钱，但事情因为政策变化没有办成，对方要求退钱我不退，构成受贿罪既遂吗？ A：构成受贿罪既遂。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钱已收受即既遂。事未办成只是“谋利”是否实现的问题，不影响受贿成立。武汉黄陂区法院有明确判例：某审批人员收取请托人10万元“加快费”，后因政策原因审批未通过，请托人索要退款被拒，法院认定受贿既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已收款项作为赃款予以追缴，不退还会作为从重情节。

Q37：退休后收受在职期间曾请托人“感谢费”，构成受贿吗？ A：构成。只要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事后收受其财物，无论间隔多久，均构成受贿。这属于“事后受贿”的典型形态。武汉江岸区法院审理的一起退休干部受贿案：某领导在职期间为某企业解决土地审批，退休两年后该企业主登门送“感谢费”20万元，法院认定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实践中，退休后“收尾款”“收感情债”是案发高频期，切不可存侥幸之心。

Q38：如果家属也参与了收钱，家属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A：如果家属属于“特定关系人”且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共同受贿故意，可能被追究受贿罪共犯的刑事责任。武汉市汉阳区法院有案例：某审批局工作人员的妻子负责与请托人对接、收钱、保管，最终被以受贿罪共犯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但若家属仅是“被动收钱”且不知情、未参与谋利事项，一般不作犯罪处理。

Q39：一审中已经认罪认罚，上诉时还能不能争数额？ A：认罪认罚后上诉，如果仅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检察院抗诉风险较大，但若是以数额认定错误为由上诉，属于对事实认定的异议，检察院通常不会抗诉。武汉中院在审理此类上诉时着重审查一审事实认定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如果确实存在数额差错或新增退赃情节，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建议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前就完整表达异议，而不是签完再上诉。

Q40：受贿案件侦查阶段可以取保候审吗？ A：职务犯罪案件在监察调查阶段一般不适用取保候审，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可以申请。能否取保主要看社会危险性、涉案金额、是否退赃、是否认罪认罚等因素。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对受贿金额在三十万元以下、全额退赃且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嫌疑人，近年有四成以上的取保率。建议在移送审查起诉后第一时间提交取保候审申请。

秦厦，湖北金必来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