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受贿罪所有案发场景汇总：医疗设备采购回扣解析

医疗卫生领域一直是反腐败斗争的重点领域，医疗设备、耗材采购因资金密集、专业性强，长期是不法利益输送的高发地带。医院院长作为公立医疗机构的“一把手”，在设备采购、工程项目发包、人事任免等核心事务中拥有决定性话语权，极易成为围猎对象。本文结合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4刑终300号刑事裁定书，以兴宁市人民医院原院长叶*朋受贿案为样本，全景拆解医疗卫生设备采购回扣的案发场景、法律认定标准及辩护要点，为公众和从业者敲响警钟。

一、案情回顾：一位医院院长的“双面人生”

叶朋，1967年出生，汉族，本科文化，案发前任兴宁市人民医院院长。2010年2月至2014年12月任兴宁市妇幼保健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兴宁市人民医院院长。2019年3月11日，兴宁市监察委员会对叶朋涉嫌受贿犯罪立案调查，同月20日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4月至2019年2月间，叶朋利用担任两家医院院长的职务便利，在医院医疗设备采购、耗材采购及工程项目发包等过程中，先后非法收受陈华、李*、陈龙、肖清、廖伟、肖永、某新、陈*松等8人的送款共41次，合计人民币333万元，归个人使用。

最终，兴宁市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叶朋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追缴赃款人民币216.6603万元，继续追缴剩余116.3397万元。叶朋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医疗卫生设备采购回扣的典型案发场景拆解

场景一：医疗耗材供应商的“细水长流”式围猎

本案中，医疗设备、耗材供应商陈华是行贿数额最大的行贿人，在9年间分21次向叶朋行贿共计180.5万元，单笔金额从5000元到30万元不等。

典型手法： 供应商以请吃饭为切入点，在饭局结束后于酒店门口、停车场等私密场所“顺路”送上一个礼品袋或信封。礼品袋里往往不只有现金，还会搭配茶叶、洋酒、土特产等作为“掩护”——体现为“人情往来”的假象。行贿时间点极其规律：每年的4至5月、11至12月几乎雷打不动，对应医疗设备行业的年度采购周期和业务结算节点。

关键细节： 供应商陈华证言中强调，其业务费是按合同价12%至15%的比例由厂家以现金形式支付，无需任何签收手续。这反映出医疗设备销售行业“高回扣”的潜规则——现金交易、不留痕迹、规避监管。而陈华称与叶*朋“非亲非故”，送钱唯一原因就是感谢关照。

场景二：大型医疗设备采购的“定向中标”

本案中，供应商陈龙在2012年兴宁市妇幼保健院采购彩超仪器过程中，先后两次送给叶朋共计20万元。第一次是在委托其运作采购意向之前送10万元，属于“买官入围”；第二次在成功中标供货、收到货款后再送10万元，属于“事后感谢”。

典型手法： 重大医疗设备采购金额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供应商在获悉采购意向后主动上门拜访院长，直接表明“想供应该设备”，并送上现金和名酒等厚礼。院长在院务会议讨论前已“心中有数”，招标程序沦为走形式。依据医院设备科负责人陈某权的证言：“院务委员会讨论和公开招投标只是程序，最终决定向哪间公司采购医疗设备是由院长叶*朋决定的。”

关键细节： 本案彩超设备的采购合同价为195.6万元，供应商送出的20万元回扣约占合同价的10%。这一比例与行业内常见的5%至15%的“回扣率”吻合。设备交付后，供应商还追加赠送1箱6瓶1L装马爹利洋酒，进一步巩固关系。

场景三：设备科主任的“利益输送中转站”

本案最令人震惊的情节之一是，时任兴宁市人民医院设备科主任的肖清，不仅自己收受供应商贿赂145万元，还向院长叶朋输送70万元“感恩费”。肖清2018年、2019年春节前分两次各送50万元和20万元到叶朋家中。

典型手法： 医院设备科主任是医疗设备、耗材采购的具体经办人，掌握供应商准入、耗材申报、招标衔接等实际操作的权力。肖清利用设备科主任职务之便，在2015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先后收受孙某（孙某然）、罗某明、陈华、卢某辉、刘某坚、谢某健、李等7名供应商送款28次共计145万元。为了感谢院长叶朋提拔其为设备科主任及其妻子刘英先后升任手术麻醉科副护士长、护理部副主任，肖清将受贿所得的一部分“上贡”给院长。

关键细节： 这是一条典型的“上拿下要”腐败传导链。供应商行贿设备科主任，设备科主任截留一部分、上贡一部分给院长，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肖清送钱时还提出一个现实的“诉求”——希望叶朋继续对其和妻子给予关照，并且2017年叶朋曾提名肖清为副院长人选。这种利益输送将医院内部的行政权力与采购权力相互嵌套，使得腐败关系网更加牢不可破。

场景四：信息系统、办公设备供应商的“跨界围猎”

本案中，兴宁市方正信息科教设备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廖伟，2016年至2019年分3次各送5万元共计15万元给叶朋；联通公司兴宁分公司业务员陈*松则于2017年至2018年分2次各送1万元共计2万元。

典型手法： 随着医院智慧医疗建设推进，信息系统集成、云容灾备份、远程医疗平台等项目成为新的腐败高发领域。这类项目不需要医疗资质，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但资金金额大——陈松负责的两个联通项目合同金额累计超过190万元。而廖伟以“老同学”身份打感情牌，承接了医院70至80个监控摄像头的安装工程，随后扩展到办公设备和耗材供应。

关键细节： 廖伟在行贿过程中有过一次“未遂”经历——2017年1、2月间，廖伟准备了5万元在兴宁市宁江新城售楼处门口送钱，叶*朋拒收并称“最近纪委也正在调查他的事”。这说明当反腐风声渐紧时，腐败分子会暂时收敛，但并未真正收手，最终仍再次收受贿赂。这一细节对于辩护律师审查行贿、受贿双方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故意具有参考价值。

场景五：建筑工程承包商的“感恩馈赠”

本案中，工程承包商肖永于2012年、2016年分2次各送5万元共计10万元。肖永先后承包了兴宁市妇幼保健院保健科改造工程、新生儿科改造工程、产科装修工程以及兴宁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改造、病理科和输血科改造、检验科改造等多项工程，从2010年至2019年获得工程款合计超过480万元。

典型手法： 在未达到招投标限额的情况下，装修工程采取直接发包方式。承包商的工程质量、付款进度等均取决于院长的“关照”。肖永*行贿时明确说“感谢一直以来的关照，希望以后继续多多关照”——这种“持续性请托”特征在工程领域尤为明显。

关键细节： 肖永*的证言显示，其承包的工程“都是没有达到招投标限额，所以没有经过招投标”。这正是医院基建工程腐败的监管盲区——小额工程直接发包，规避公开招标程序，院长个人权力寻租的空间极大。

场景六：医用耗材、氧气等常耗品的“长期分红”

本案中，医用氧气供应商某新于2016年、2017年分2次各送3万元和5万元共计8万元。兴宁市顺旺气体有限公司从叶朋任院长前就开始供应兴宁市人民医院医用氧气，叶朋上任后继续维持供应关系，2014年至2019年间医院支付给该公司的医用氧气费用高达762万元。

典型手法： 医用氧气、检验试剂、血液透析耗材等使用量大、消耗快、复购频率高的产品，是医院采购中“细水长流”型回扣的典型领域。供应商不需要刻意围猎，只需在重要节点表示“感谢”，就能维持长期的垄断供应地位。

三、本案的法律焦点和辩点解析

焦点一：收受的财物究竟是“人情往来”还是受贿？

本案中，多名行贿人供述在送钱时同时附送茶叶、洋酒、牛肉干等礼品，且多选择在春节前后。叶*朋的辩护人也曾提出部分款项属于“人情往来”。

法律认定标准： 司法实践中区分“人情往来”与受贿，核心看三点：一是双方关系。叶朋与各供应商均非亲非故，无任何礼尚往来的情谊基础。二是财物价值。单笔动辄数万、数十万，远超正常人情往来的范畴。三是有无具体的请托事项或职务关联。各供应商在行贿时明确表示“感谢关照”“希望在业务上继续关照”，这种意思表达与叶朋的院长职务直接相关，属于典型的权钱交易。

焦点二：行贿人的证言能否作为定案依据？

叶朋上诉时提出，行贿人陈华、李*、肖清、肖永、廖*伟等人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法院裁判观点：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证人未出庭不等于证言不能使用。本案中，侦查机关对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方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各证人的证言内容能相互印证，并与叶*朋的有罪供述、相关采购合同、付款凭证等书证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犯罪事实。辩护律师在类似案件中，应重点审查行贿人证言的取证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同步录音录像、是否存在指供诱供等问题，而非泛泛主张“未出庭则一律排除”。

焦点三：留置期间的供述效力与同步录音录像缺失的影响

叶*朋上诉时辩称，其留置期间的供述与事实不符，检察院未提供相应录音录像证明来源合法。辩护人还申请调取2019年3月25日至4月10日期间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监察委出具情况说明证实该期间并未制作相关询问笔录。

法院裁判观点： 兴宁市监察委出具说明，该期间是“依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后，叶朋主动书写多份自我交代材料”，未制作讯问笔录。法院审查了《一级监控值班日志》《医护人员值班记录表》等证据，认定叶朋在留置期间身体状况正常、饮食睡眠有保障，不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因此，叶*朋的供述具有证据能力。

律师办案提示：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同步录音录像缺失并不当然导致供述被排除。辩护律师应重点审查：涉案供述的取得时间、地点、方式是否符合规定；被留置人员的身体状况；是否存在疲劳审讯、威胁诱供等情形。如果确实存在严重违法取证，应当依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焦点四：是否构成自首？

叶朋及其辩护人提出，叶朋是在被正式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向监察委供述了未被掌握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

法院裁判观点： 兴宁市监察委已于2019年3月11日对叶朋涉嫌受贿犯罪立案调查，同月20日办案人员在叶朋办公室将其直接带离并宣布留置。即使是叶朋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大部分尚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具体受贿事实，从宽处理时仍不改变其被动到案的方式，不符合自动投案的条件。因此，叶朋不构成自首，但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受贿事实，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

实务辨析： 这是职务犯罪案件中极其常见的量刑争议点。“主动交代”与“自动投案”是两个不同概念。如果当事人是在办案机关已经掌握足够的犯罪线索后被动到案，即使后续如实供述，也只能认定为具有坦白情节，而非自首。辩护律师要注意把握监察法实施后被调查人主动投案的认定规则，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积极争取自首认定。

焦点五：赃款去向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办案机关根据叶朋的交代，依法追回赃款216.6603万元。其中，在叶朋弟弟叶鹏和弟媳吴位于惠州的住处查获黑色拉杆箱内装有95万元；在叶朋妹妹叶英位于惠州的住处查获宝蓝色帆布拉杆箱内装有74.88万元。法院认定追缴的犯罪所得均予没收上缴国库。

关键问题： 部分当事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收受的钱财因“用于公务支出”“用于公益捐赠”“被他人借走”等便不构成受贿。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但如果是因为自身或关联人员被调查、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上交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本案中叶*朋将收受的款项用于装修房屋（约50万元）、为儿子购房支付100多万元以及转移藏匿170余万元，均属于对受贿所得赃款的处分行为，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但主动退赃、退赔是重要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四、关于医疗卫生设备采购回扣的反思与警示

“现金交易+口头承诺”：是规避侦查还是作茧自缚？

从本案证据看，叶朋收受的所有贿赂均为现金交付，大部分没有留下银行转账记录。行贿人通常会选择在酒店门口、车内、住所等相对隐蔽的场合送钱，并搭配茶叶、洋酒等作为“人情”掩护。然而，通过行贿人供述、资金流向、采购合同、付款凭证等综合性证据，司法机关仍然能够还原权钱交易的全貌。叶朋虽然将部分钱款转移到惠州弟弟、妹妹家中，但在监察委员会的搜查中也无处遁形。事实证明，“现金躲猫猫”并不能逃脱法律的追责。

医院院长权力失控是根本症结

医院院长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设备采购、耗材准入、工程项目发包、人事任免、绩效分配……每一项权力都可能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被异化为谋私工具。本案中叶*朋之所以能在两家医院持续受贿长达十年，核心原因之一是医院内部的“三重一大”制度形同虚设——院务会议讨论和公开招投标只是程序，最终决定权都由院长说了算。

医药代表、医疗器械业务员是行贿的重要源头

医疗行业的畸形成长模式与带金销售、商业贿赂等违规手段密切相关。只有彻底改变以回扣为核心的销售模式、强化企业合规经营意识，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问题。对于医疗器械、耗材企业的业务人员而言，应当重视合规意识，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参与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一旦陷入行贿刑事风险，不仅个人名誉前途尽毁，还可能波及单位主营业务和招投标资格。

五、结语

叶朋案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警示教育课。从一个基层医院的骨干成长为两家医院院长，叶朋本应践行“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却在医疗器械供应商的“投喂”下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333万元受贿款、41次收受行为、9年时间跨度——这组数字背后，是一条被“围猎”的院长如何一步步将手中的公权力异化为私利工具的血泪教训。

对于每一位医疗卫生行业的管理者来说，必须清醒认识到：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回扣，无论金额大小、无论次数多寡，都是受贿行为，都将面临刑事追究。 对于律师而言，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证据审查、自首认定、数额计算、退赃退赔等问题，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专业领域。在办案过程中，只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辩护、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才能体现刑事辩护的专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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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医疗卫生设备采购受贿罪常见咨询问答

问：佛山市顺德区某医院院长收受医疗设备供应商回扣，被监察委留置后，家属可以申请取保候审吗？

答：监察委留置期间不能申请取保候审。监察法规定的留置是调查措施，不同于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留置期间家属无权申请取保。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辩护律师可以依法向检察院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问：医疗器械供应商送钱给医院院长，但院长没有在采购中给予特殊关照，是否构成受贿罪？

答：构成。根据刑法规定，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构成受贿罪，不要求实际谋取到利益。收受贿赂后是否兑现“关照”承诺，或者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问：我是佛山市某区医院的设备科主任，供应商逢年过节送我几万元“过节费”，我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答：有可能。如果供应商与你的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利益关联，且送钱目的是希望你在设备采购中给予关照，那么无论以节日礼金还是感谢费的名义，只要数额较大，并且具有为他人谋利的意思表示，都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问：医院院长收受的回扣全部用于医院公务开支，还会认定为受贿吗？

答：如果是收受财物后及时上交或者退还，且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一般不认定受贿。但如果收受后已经完成权钱交易，事后将赃款用于公务开支或公益捐赠，不能否定受贿罪成立，只能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问：被留置期间，监察委没有同步录音录像，律师能否申请排除被告人的供述？

答：仅有同步录音录像缺失这一项，不必然导致供述被排除。法院会综合审查讯问时间、地点、持续时间、被调查人身体状况以及对供述内容的自愿性等。如果存在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违法取证证据，辩护律师可以依法申请非法证据排除。

问：禅城区某医院院长退休后，收受原来供应商送来的钱，还算受贿吗？

答：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退休后收受他人财物，只要在职期间存在事先约定或者请托事项，依然构成受贿罪。如果没有事先约定，但退休后利用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贿赂，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问：医院院长主动交代监察委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能否认定为自首？

答：需要区分是否“自动投案”。如果是被立案调查后采取留置措施期间才交代的，即使交代的犯罪事实尚未被掌握，一般只能认定具有坦白情节，不能认定为自首。只有在未被立案调查前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的，才符合自首条件。

问：行贿人送给院长的是消费卡、购物卡而非现金，金额如何计算？

答：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金额计算。不记名的预付卡、购物卡，一般按照卡内金额认定受贿数额。如果收受的是可以变现的财物，按照实际交易价格计算。消费卡只要具有财物属性且与职务行为有关，同样可以构成受贿。

问：我丈夫是佛山市某镇卫生院院长，被指控收受供应商27.5万元，平时他也给供应商送过酒和特产，是否可以主张双方存在人情往来？

答：法院判断是否属于人情往来的关键在于双方关系、财物价值、来往频次以及是否有具体请托事项。如果双方并非亲属或密切朋友关系，单笔金额明显超出正常人情往来范畴，且有证据证明供应商在送钱时提到了“感谢关照”“希望继续支持”等内容，则难以被认定为人情往来。

问：医院设备科主任为供应商“引荐”给院长，并从中收取好处费，可能构成什么罪？

答：设备科主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供应商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如果其利用与院长等人熟悉的关系，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供应商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问：在医疗设备招标中，供应商通过围标串标方式中标后送钱给院长，行贿人和院长各自构成什么罪？

答：院长收受供应商财物并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供应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构成行贿罪。围标串标行为本身还可能涉嫌串通投标罪，属于牵连犯，一般从一重罪从重处罚。

问：医院院长收受回扣的金额认定主要依据哪些证据？

答：主要包括：行贿人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采购合同及付款凭证、银行交易流水、现金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账目资料以及审计报告等。司法实践中重点审查各项证据能否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问：佛山市三水区某医院院长涉嫌受贿被留置，律师何时可以介入？

答：监察委调查阶段律师还不能介入，但家属在此期间可以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咨询，了解案件后期走向和处理方案。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案卷材料、复制证据清单，并会见犯罪嫌疑人。

问：医院院长收受供应商送来的“股份”“干股”但未实际出资也未分红，是否构成受贿？

答：收受干股以受贿论处。如果股份已实际转让，按照转让时股份的价值计算受贿数额；如果未实际转让但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则按照实际获取的分红数额计算。无论是否参与分红，只要接受了干股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就可能构成受贿罪。

问：如果医院院长在子女出国留学期间，供应商主动承担了学费，如何定性？

答：供应商为院长子女支付学费属于典型的财产性利益输送，如果与院长职务行为有关联、请托人希望获得关照，依法应当计入受贿数额。即使院长声称并不知情，但结合日常关系、事前事后行为等综合判断，仍可能认定为受贿。

问：医疗设备采购中被索贿的供应商是否会受到刑事处罚？

答：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但如果供应商在被索贿后获得了中标结果、不正当竞争优势等利益，即使是被动行贿，仍可能构成行贿罪，只是在处罚上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问：佛山南海区某医院的采购回扣案，涉案金额多大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答：根据司法解释和广东省的数额标准，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问：医院院长将收受的贿赂款项用于投资理财，产生的收益如何处理？

答：贿赂款项本身属于赃款，依法应当追缴。利用受贿所得进行投资理财获取的收益，属于违法所得产生的收益，同样应当依法追缴。法院在判决时会一并处理追缴问题。

问：单纯的医疗设备采购价格虚高，是否可以推定院长收受了回扣？

答：不能仅凭价格虚高直接推定存在受贿。价格虚高可能涉及商业贿赂、滥用职权、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司法机关还必须结合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具体的受贿事实。但价格虚高往往是受贿案件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监察部门初查的重点线索。

问：案发后家属代为退赃，对院长的量刑有什么影响？

答：被告人退赃退赔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退赃退赔的数额、比例、时间等因素，酌情从宽处罚。如果全额退赃且认罪认罚，通常可以获得较大幅度的从轻处罚。对于数额特别巨大的受贿案件，全额退赃、主动配合调查可能影响其在法定刑幅度内的具体刑期。

问：医院院长收受供应商的“赞助费”用于工会活动，供应商则获得设备供货合同，是否构成受贿？

答：构成。如果院长利用职务便利为供应商谋取利益，并暗示或要求供应商以“赞助”名义提供财物，即使赞助款未进入个人腰包而是用于单位活动，仍然属于变相受贿。按照相关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归个人使用，或者虽然归单位使用但个人明显具有控制、支配权的，以受贿论处。

问：佛山市高明区某医院院长涉嫌受贿，法院开庭时家属可以旁听吗？

答：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不属于法定不公开审理的情形，法院一般会公开开庭审理，家属持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申请旁听。但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特殊情况时，法院可能决定不公开审理。具体以法院的通知和安排为准。

问：医疗器械供应商主动向监察委检举揭发医院院长受贿，能否免除行贿罪刑事责任？

答：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因此及时主动交代、积极配合调查，是争取从宽处理的关键路径。

问：医院院长收受的贿赂款中部分已经消费无法退赔，判决时如何处理？

答：对于无法追缴的赃款，法院会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如被告人退赔能力不足，法院会在执行阶段依法查封、扣押、拍卖其名下财产予以补足。因此建议有退赔能力和空间的当事人，尽早通过家属配合退赃退赔，体现悔罪态度争取从宽量刑。

问：院长收受供应商的好处费后未实际使用，只是放在家中，是否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答：不影响。受贿罪是行为犯（更准确地说是数额犯），只要收受财物达到数额标准并且承诺、实施或者已经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已构成既遂。财物是否实际使用、消费、处置，属于事后处分赃款赃物的行为，不影响罪名成立。

问：被指控受贿后，辩护律师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无罪或者罪轻辩护？

答：实践中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有无具体的请托事项和权钱交易关系；收受财物的性质是否属于正常人情往来；数额认定是否准确、有无重复计算或证据不足的笔数；取证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具有自首、立功、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从宽情节。

问：佛山市某区医院院长收受供应商回扣，被开除公职后还能领取养老金吗？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公职人员被开除的，自政务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应当停发其养老保险待遇，个人账户储存额可以继续按规定计息。对于在职期间已经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个人账户部分可以继承或者按规定领取，但统筹账户部分待遇受到限制。

问：医院院长在退休前三年收受供应商的大额钱财但未为对方谋利，是否构成受贿罪？

答：根据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前许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者收受财物后实施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均认定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如果仅是接受财物但未有任何请托事项或职务关联，则可能构成违纪违规而非犯罪。具体需要综合判断，建议咨询专业律师。

问：与医院院长共同生活的亲属收受供应商财物，院长知道后未退还，是否构成受贿？

答：如果供应商将财物送给院长的近亲属，院长知晓后不退还、不上交，并且其近亲属利用了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供应商谋取了利益，或者供应商送财物的意图就是感谢院长职务行为，则院长本人构成受贿罪共犯或直接以受贿论处。实践中这类“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情况常见于纪检审查案例。

问：医院院长因为收受回扣被判刑后，是否还可以申诉？

答：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申诉不一定启动再审程序，只有符合法定条件——如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事实确有错误、证据不确实充分、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才可能启动再审。

问：案件进入二审后，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否适用于受贿案？

答：适用。二审法院对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但检察院同时提出抗诉的案件除外。因此，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上诉——如认为量刑过重——可以在不增加刑罚的前提下争取减少刑期或者改判更轻的罪名。当然，二审改判需要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等法定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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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增添，广东达法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