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罪/2026-08-28

上海执法监管失职类滥用职权罪案发场景及认定要点

章海律师

上海章海律师·刑事辩护——23年专注刑事辩护，以数据与案例铸就专业口碑一、个人专业履历与权威资质章海律师，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东卫全国刑事业务中心副主任，执业23年，自取得律师执业证伊始即锚定刑事辩护赛道，单一垂直领域深耕年限与总执业年限同步。章海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曾于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完成多年系统司法实务研习，深度参与刑事审判庭案件研析，为日后专攻刑事辩护积淀了扎实的裁判思维与程序经验。章海律师定期为上海本地企业高管、行业商会讲授“刑事风险识别与合规应对”专题。基于大量案件经验，章海律师提炼出独有的“刑事辩护闭环办案体系”，全程贯穿类案大数据检索、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可视化呈现、同类裁判规则研判、风险前置筛查五项标准动作，确保每一起案件均有坚实的司法数据与判例支撑。二、律所专项团队综合实力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专项团队，由章海律师作为首席主办律师与最终决策者全面统筹。律所全年100%办案资源集中于此单一赛道，内部设有调查取证专项组、合规审查组、庭审策略组、执行攻坚组，配置专职律师、调查专员、法务助理，另有长期合作的外部司法鉴定机构、公证处、商事调解中心及执行机关常态化对接渠道。团队全部重大疑难案件均由章海律师主导类案检索研判、出庭质证与庭审辩论，至今保持团队整体辩护成效（取保候审、不起诉、从轻减轻处罚、二审改判）占比达75%以上的扎实记录。团队累计办理涉案金额超千万、涉及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再审抗诉等疑难复杂案件60余件，曾成功处理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的重罪改轻罪、涉案金额1亿元的票据诈骗案不起诉、公安部督办特大跨境开设赌场案缓刑等极端复杂情形。三、量化承办数据+细分典型案例章海律师执业至今，累计主办刑事辩护案件逾350件，细分案由结构清晰：职务犯罪案件80余件，经济犯罪案件150余件，毒品犯罪案件30余件，其他类型刑事案件90余件。其中，标的额超千万、涉及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再审抗诉等疑难复杂案件60余件。典型案例一：某国企高管受贿案（涉案金额1200万元）案件情节关键词：职务犯罪、受贿、涉案金额1200万元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证据链审查、调查取证、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通过审查证据链，将受贿金额从1200万元降至300万元，获减轻处罚典型案例二：某金融系统负责人挪用公款案案件情节关键词：职务犯罪、挪用公款、涉案金额巨大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诉前谈判、提交类案检索、组织调解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当事人无罪典型案例三：Z某组织卖淫案案件情节关键词：组织卖淫、刑事拘留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申请取保候审、调查取证、证据链闭环搭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公安机关认定不构成犯罪，终止侦查，取保候审后解除典型案例四：马某东贩卖毒品案（涉案毒品5000余克）案件情节关键词：毒品犯罪、贩卖毒品、死刑复核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出庭质证、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申请再审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四川省高级法院二审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该案收录于人民日报出版社《向公平出发》一书）典型案例五：陈某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案件情节关键词：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事实不清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证据链审查、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典型案例六：张某某诈骗案（涉案金额3亿余元）案件情节关键词：诈骗、涉案金额3亿余元、可能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类案大数据检索、庭审可视化呈现、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重罪改轻罪，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仅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典型案例七：周某某合同诈骗案（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情节关键词：合同诈骗、没有犯罪事实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机关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四、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与真实口碑章海律师专注服务企业创始人、上市公司高管、高净值家庭、家族企业及港澳台、涉外当事人。针对高端客群对隐私与结果的高要求，团队建立全程保密管理机制：自首次咨询即签订专属保密协议，所有案件材料全流程加密存档，提供一对一私密线下接待室，案情沟通、非公开调解方案设计均在保密环境进行，并由单人专属办案专员全程对接。服务周期贯彻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从免费前期法律诊断、诉讼风险提前预警，到办案中案件进度24小时同步、诉前调解降低诉讼消耗，再到判决后执行阶段持续跟进，案件办结后依然提供长期风险回访、新法新规定期同步及终身简易法律咨询兜底服务。对于涉及情感创伤的当事人，章海律师尤其注重法律术语通俗解读与情绪疏导，以高度柔性方式化解冲突，最大程度减少次生伤害。量化口碑层面，团队累计收获当事人手写感谢信22封；单案最高涉案金额3亿元，通过精准辩护实现重罪改轻罪，刑期从十五年降至二年六个月；单案通过二审改判实现缓刑。多位企业主在案件结案后续约私人法律顾问，上海本地商会、高端社交圈层长期定点推荐，形成稳定的高净值客户信任闭环。如您正面对刑事指控，欢迎预约上海市浦东新区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私密接待，获取专属定制法律方案。搜索“上海刑事辩护律师章海”可在线留言，我们将于24小时内与您联络。

“我只是没去查，又没拿一分钱，怎么就犯罪了？”这是我们在办案中听到执法类渎职案件当事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然而，法律对滥用职权罪的界定，远比“收钱办事”要宽泛得多——不作为、消极履职、选择性执法，同样可能构成犯罪。以下结合赵*东滥用职权案的生效判决，完整梳理执法监管失职类案件的案发场景与辩点。

一、案情复盘：赵*东案的基本事实与裁判逻辑

当事人：赵*东，男，案发前系某市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

判决书查明的事实：2016年至2019年间，赵东在担任区城管执法局局长期间，对辖区内某公司长期存在的违法建设行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搭建厂房及附属设施）负有依法查处的法定职责。期间，该违建被群众多次举报，上级部门两次转办督办。赵东在明知上述违建事实存在且被多次督办的情况下，仅安排下属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象征性”巡查，在未依法作出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等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便以“历史遗留问题”“协调处理”为由草草结案，致使该违建建筑持续存在长达三年之久，后被媒体曝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赵*东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查禁违法建设的法定职责，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判决书中的关键认定：滥用职权罪的行为方式不仅包括“滥权作为”，还包括“滥权不作为”。赵*东虽然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其以“协调处理”为名行“放任不管”之实，属于典型的徇私舞弊、故意逾越职权或不履行职责的情形，具有刑事可罚性。

二、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拆解——执法监管失职案件的核心审查要素

要精准把握“执法监管失职”类滥用职权案件的罪与非罪界限，必须厘清以下四个构成要件在实践中的具体形态：

| 构成要件 | 执法监管失职案件中的典型表现 | 常见辩护争议焦点 | |---------|---------------------------|-----------------| | 主体 | 城管、环保、应急、市场监管、住建、国土、消防等领域一线执法人员、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一把手 | “是否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否具有法定查处职责” | | 行为 | 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不查处、不立案；对上级督办事项敷衍应付；对举报线索搁置不理；以罚代管、罚过放行；擅自降低处罚标准；在验收、审批环节放宽条件 | “是否属于工作失误而非故意滥用”“是否达到‘重大损失’程度” | | 结果 | 违建持续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未消除、环境污染后果扩大、公民身体健康受损、公共财产损失、恶劣社会影响（含网络舆情） | “损失是否可量化”“社会影响是否属于‘恶劣’”“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 | | 因果关系 | 监管失职直接导致危害后果扩大或未被及时阻止 | “即便依法履职，危害结果是否必然避免” |

在赵东案中，法院重点审查了三个层面：一是赵东是否负有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义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三定方案、权力清单、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文件均明确其职责；二是其是否存在不作为——多次督办记录、举报信、执法日志显示其仅做表面文章；三是后果是否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规定，滥用职权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即可立案，不要求必须是重大财产损失。

三、滥用职权罪案发场景汇总——执法监管失职的几类高发情形

（一）城市管理领域：违建查处不作为（对应赵*东案）

对辖区内违法建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巡查、不制止、不拆除
接到群众举报、上级督办、媒体曝光后，仍然消极应付
对违建当事人“选择性执法”，有关系的放过，没关系的查处
作出责令拆除决定后，不监督执行、不移交法院强制执行

（二）安全生产监管领域：隐患排查走过场

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未依法下达整改指令，或复查验收流于形式
明知企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仍然审批通过相关许可
对已发现的事故隐患未按期复查，致使隐患长期存在直至发生事故
在事故调查中隐瞒真相、帮助责任人逃避追究

（三）生态环境监管领域：污染行为放任不管

对偷排、超标排污行为不依法查处，甚至通风报信
对“散乱污”企业整治不力，被上级约谈后仍然敷衍整改
在环评审批环节把关不严，让不符合条件项目落地
对群众反复投诉的异味、噪声、污水问题置之不理

（四）市场监督领域：食品安全与特种设备监管失职

对无证无照经营食品的商家不予取缔，或处罚力度明显畸轻
对举报的制假售假线索不立案、不调查、不移送司法机关
对电梯、锅炉等特种设备未按期开展监督检查，导致发生安全事故

（五）自然资源领域：土地执法监管失职

对违法占地行为不制止、不报告、不查处
对非法采矿等行为纵容包庇，或降格为行政处罚了事
在土地征收、矿产资源审批中违规操作

（六）消防安全领域：火灾隐患整改监督缺位

对挂牌督办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未按期复查督促整改
对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的建筑不依法查处
对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等隐患不予跟进

（七）卫生健康领域：非法行医监管放任

对无证行医行为不取缔、不处罚，导致延误患者救治
对医疗机构超范围执业、违规操作等问题不查处

关键提示：以上场景中，只要行为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之一，即达到滥用职权罪的追诉门槛，不需要同时具备损失与影响两个条件。

四、从赵*东案看执法监管失职案件的辩点与实务策略

结合判决说理和司法实践，此类案件具有以下几个核心辩点，也是当事人最为关注的痛点环节：

1. “法定职责”的界定 并非所有在行政机关工作的人都负有查处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应严格审查行政执法责任制、岗位说明书、领导分工文件、会议纪要等。对于只是挂名、非实际分管、未参与决策的人员，应作无罪或罪轻辩护。赵*东作为局长，负有全面管理职责，这一辩点显然无法成立，但对于科室负责人、一般执法人员来说，常常是有效辩点。

2. “不作为”与“不能作为”的区分 辩点核心在于：是否存在客观履行不能的情形，如编制不足、经费匮乏、职权交叉、历史遗留问题等。若能证明即便积极履职也无法避免后果发生，则因果关系不成立。

3. “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量化 财产损失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社会影响需要结合媒体级别、传播范围、上级关注程度、群体性事件等客观因素综合判断，不能仅凭“造成一定影响”的模糊表述入罪。

4. 与其他罪名的界限——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如何区分？

这是执法监管领域最常见的定性争议。赵*东案被定性为滥用职权罪，但实践中大量类似的“不作为”案件被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

| 区分维度 | 滥用职权罪 | 玩忽职守罪 | |---------|-----------|-----------| | 主观心态 | 故意（明知不应为而为，或应为而不为） | 过失（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 | | 行为特征 | 积极主动的滥权，或者“消极的故意放任” | 工作严重不负责任，通常是过失性不作为 | | 典型表现 | 徇私舞弊、滥用自由裁量权、以权谋私后放任不管 | 粗心大意、应当发现而未发现、应当预见而未预见 | | 会见与讯问突破口 | 重点突破“明知”的证据 | 重点审查“预见可能性” |

赵*东案的判决明确认定其属于“明知的故意”而非“过失”——多次被督办、举报，仍然不处理，这已经超越了“工作失误”的范畴。但对于不少一线执法人员来说，他们往往是因为经验不足、业务不精、疏忽大意而未发现违法事实，这种情形更可能被认定为玩忽职守罪而非滥用职权罪——两罪的法定刑虽然相同（五年以下），但罪名的定性直接影响认罪认罚、量刑协商和当事人对案件的接受度。

5. 程序性辩护要点

案发方式对辩护策略影响显著：（1）由纪委监察委立案调查后移送司法的，重点关注调查程序是否合法，口供是否存在疲劳审讯、诱供逼供情形；（2）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司法工作人员相关渎职），关注其是否具备管辖权；（3）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立案的，重点审查是否存在以滥用职权罪之名行插手经济纠纷之实的情况。此外，阅卷时重点审查执法记录仪视频、现场检查笔录、审批流程节点等客观性证据——这些客观证据能够如实反映执法人员当时的认知状态和履职困境，是突破“主观明知”的关键。

6. 量刑情节的具体适用

起诉书中“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幅度值得重点关注。执法监管失职类案件当事人多为公职人员，坐标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积极主动联系承办检察官，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如当事人已被批捕，符合条件可争取取保候审。同时，积极组织当事人退赔损失（如有受害者）、撰写悔过书、争取单位出具平时工作表现良好的证明文件、以及获得被害人谅解书，形成一个完整的量刑情节证据链。对于未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可修复、且当事人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的案件，争取相对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赵*东案判处缓刑即是此类案件典型的较轻处理结果。

7. 行政执法人员在特定环节的责任切割

执法过程的几个关键环节——立案、调查取证、审批、决定、送达、催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应将责任切割到具体环节和具体经办人。例如：一线执法人员已提交处罚建议，但局领导压案不批，则责任在领导而非办案人员；办案人员已依法查处并作出处罚决定，但法院未受理强制执行申请导致违建无法拆除，则应认定为多因一果，不能由执法人员独立承担全部责任。此类抗辩在庭审中往往能有效削弱公诉机关的指控力度。

五、执法监管失职案件的延伸思考——如何防患于未然？

简单来说，对身处一线执法岗位的公职人员，以下风险防控措施尤为重要：

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检查记录、影像资料务必全程留痕
接报必查、查必反馈——无论是否发现违法事实，处理过程必须书面记录
对于上级督办事项，无论结果如何，对承办经过、未查处原因如实报告
涉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严格按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执行，杜绝人情执法
对于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务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不得以罚代刑
执法留痕原则：执法记录仪全流程开启，禁止关闭执法记录仪进行“私聊”；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视听资料要相互印证
责令整改后的跟踪闭环：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不是终点，应当按照期限进行复查并保留复查记录；逾期不改正的，依法进入处罚程序或移交法院强制执行，整个链条中每个环节节点都要有明确的操作记录

从赵*东案到全国各地大量类似判决可以看出，行政执法领域的渎职犯罪追责已经进入常态化、规范化阶段。对于执法人员和公职人员而言，依法履职、按程序留痕不仅是对人民群众负责，更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应当从职责边界、主观状态、后果认定、因果关系等多个维度进行精细化辩护，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六、执法监管失职涉嫌滥用职权罪办案环节高频问答

问：我是一名城管执法人员，因为分管片区内有违建被曝光，现在纪委找我谈话，我会被判刑吗？ 答：需要具体分析。首先看你是否对该片区的违建查处负有直接法定职责，其次看你是否存在明知但放任的情形。如果你没有接到举报或督办通知，且单位日常巡查制度混乱，多条线索显示即便你正常履职也难以发现违法事实的，一般属于工作失职而非故意滥用职权，可以争取党纪政纪处理而不移送司法。建议你尽快委托专业律师介入，在纪委谈话阶段就要审慎对待笔录签署。
问：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必须造成人员死亡或巨大财产损失才会被追究？ 答：不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立案标准，滥用职权罪除了“造成重伤、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等情形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也是独立的立案追诉条件。实践中，违法建筑被媒体曝光、环境污染引发群体上访、安全生产事故被上级督办等，常常被认定为“恶劣社会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赵*东案中违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他依然被追究刑责的原因。
问：我在执法过程中没有故意，只是业务不熟、没有发现违法事实，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吗？ 答：如果确属疏忽大意没有预见，一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要求主观上是故意。这种情形更可能被认定为玩忽职守罪（过失犯罪），同样面临刑事追诉风险。但如果证据显示你已经发现了违法线索却选择“视而不见”，就可能被推定为放任的间接故意，从而构成滥用职权罪。建议在侦查阶段如实陈述当时的认知状态，同时争取调取执法记录仪、现场照片等客观证据证明你确实没有发现异常。
问：我们局长安排我“协调处理”违建问题，我只是按照领导指示去现场看了看，后来怎么我被追究了，局长反而没事？ 答：领导指令不是免责理由。如果你作为具体承办人员已经发现违建事实，就负有依法查处的职责。按照领导要求“走走过场”而不实际查处，你本人同样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或正犯。实践中，领导往往以“集体研究”“口头指示”规避责任，但具体执法人员的现场签字、检查记录等书面文件会成为责任认定的核心证据。建议如实向办案机关说明情况，收集能够证明自己受指令办事的会议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争取认定为从犯，获得从轻处罚。
问：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哪个判得重？我被起诉的罪名是玩忽职守罪，能改辩滥用职权罪吗？ 答：两罪的法定最高刑都是十年（特别情节），基本刑期幅度同为“三年以下或拘役”，实务中区分两罪最直接的意义在于认罪认罚协商时罪名变更的可能性以及上诉时改判的空间。如果你确实对自己的不作为是明知的，而起诉书认定为玩忽职守罪（过失），定性上存在错误，上诉阶段可以争取更正罪名，但注意量刑变化不确定，建议综合全案证据审慎决策，必要时委托专业律师进行详细评估。
问：我们单位收到群众举报后，领导让“先放一放”，一年后违建出了安全事故，现在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对我立案，怎么辩护？ 答：此类案件中，最关键的辩护方向是责任切割。首先，要查明收到举报后你本人是否签批了处理意见，还是领导口头搁置；其次，安全责任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施工方违规操作还是违建本身必然导致；再者，案发时间与举报时间间隔较长，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其他单位（如住建、消防）的监管职责交叉。司法实践中，多因一果的情形大量存在，不应全部归责于最初接到举报的部门，建议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交法律意见书争取不起诉。
问：我在执法中对企业作出了罚款但未责令停产停业，后该企业继续生产发生安全事故，我被追究刑事责任公平吗？ 答：如果你的处罚决定是在法律规定幅度内作出的，且当时企业的违法情形未达到必须停产停业的程度，那么属于正常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应追究刑责。但如果你明知企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却故意避开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种类，选择罚款了事，就可能被认定为滥用职权罪中的“以罚代管”。司法实践中，还会审查你是否跟踪复查企业的整改情况——若仅一罚了之、不再跟进，不作为的风险极高。建议重点整理案件当时企业的安全隐患证据以及同行同类案件的处罚惯例，证明你选择的处罚种类并无不当。
问：滥用职权罪中“直接经济损失”如何认定？停产停业损失算不算？ 答：根据司法解释，“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滥用职权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停产停业损失、预期利润损失等间接损失一般不计算在内，但可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办案机关通常会委托有资质的司法会计鉴定机构进行审计评估，辩护人应当着重审查鉴定报告中的计算基准日、损失范围是否包含间接损失、鉴定方法是否科学等，必要时申请重新鉴定。
问：我在执法中因为收受了当事人的好处而对其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现在被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两个罪能“择一重”吗？ 答：如果收受财物与滥用职权的行为属于同一事项，司法实践中一般数罪并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规则，受贿后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应当数罪并罚。但如果收受财物的金额未达到受贿罪的立案标准（3万元），则仅以滥用职权罪追究。此类案件的核心辩护策略在于审查受贿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金额计算是否准确，以及滥用职权行为与受贿行为是否基于同一故意。
问：行政诉讼中被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之后检察院就以滥用职权罪对我立案，是否意味着我必然构成犯罪？ 答：不是。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有本质区别。行政诉讼判决确认违法，可能是程序违法、法律适用错误、超越职权等，并不等于行为达到刑事追诉的严重程度。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且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如果只是法律理解偏差、程序瑕疵，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或影响不大，一般以党纪政务处分结案。建议在检察院立案侦查阶段就委托律师介入阅卷，尽快提交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意见。
问：如实供述自己的渎职行为，但又辩解不构成犯罪，还算自首吗？ 答：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同时对行为性质进行辩解——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还是彼罪——的，不影响自首的认定。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的。因此，当事人在第一次接受调查询问时，就应当如实供述对自己不利的核心事实，同时保留合理辩解的权利，不必担心因为辩解而被剥夺自首情节。实践中，自首情节对于此类案件争取缓刑具有重要价值。
问：我弟弟是事业编制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辅助工作，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体？ 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事业编制人员如果实际承担行政执法职责，同样可能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但如果是纯粹的合同制辅助人员、协管员，仅从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辅助性事务，则不构成本罪。
问：我们区环保局因为辖区企业排污问题，局长、分管副局长、监察大队长、具体经办人都被立案了，责任如何划分？ 答：执法监管失职类案件的追责呈链条化特征。司法实践的划分原则是：局长承担全面领导责任；分管副局长承担直接领导责任；监察大队长承担直接管理责任；具体经办人承担直接责任。但是从轻减轻的空间在于：如果具体经办人已经提交了查处建议，由于高层决策未予批准而造成的后果，经办人不承担责任；如果分管副局长明确批示依法查处而大队长未执行，责任主要在具体执行者。建议每一层级的人员都要重点梳理自己的签批文件、执法记录、汇报记录，明确自己在链条中的具体节点。
问：滥用职权罪被判处缓刑，对我的公职身份有什么影响？ 答：根据《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被判处刑罚（含缓刑）的公务员，予以开除。这是政务处分层面的刚性规定，与是否适用缓刑无关。也就是说，即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刑，你的公职身份也会被依法免除。赵*东案就是典型案例，虽然他获得缓刑，但公职已经不保。这也是此类案件当事人最大的痛点之一——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案件情节轻微，争取相对不起诉是保住公职的唯一希望。
问：我已经被纪委监委留置了，家属可以聘请律师介入吗？ 答：需要区分留置阶段和移送审查起诉阶段。留置期间属于监察调查阶段，律师不能会见——这是目前的法律规定。但家属可以在被留置人第一次被讯问后，委托律师进行外围法律服务工作，如代为申诉、控告、整理有利证据材料、向办案机关提交书面法律意见。待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律师可以立即阅卷、会见、申请取保候审。因此，建议在留置阶段就提前委托律师，做好衔接准备，一旦移送立即全面介入。
问：执法中的渎职犯罪，法院在判决缓刑时会考虑哪些因素？ 答：此类案件争取缓刑的核心要素包括：一是自首或坦白情节；二是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三是积极修复损害后果，如督促拆除违建、推动企业完成整改、赔偿损失；四是初犯、偶犯且平时工作表现良好、无前科劣迹——单位出具的平时工作表现证明在此环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五是涉案金额较小或社会影响相对有限。赵*东案之所以判处缓刑，与其主动投案、认罪认罚以及违建最终被拆除不无关系。
问：我在市场监管局工作，因辖区内出现制假售假窝点被查处后追责说我“不作为”，但我并不知情，怎么自证清白？ 答：关键在于证明你**“不知道该知道”**——即在现有制度和人员条件下，你不可能发现该违法窝点。应从以下角度收集证据：日常巡查记录是否正常执行；该窝点是否具有隐蔽性（如藏身于居民楼内、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你是否曾收到相关投诉举报线索；单位网格化管理制度中该区域是否划归你负责等。如果能证明违法窝点的隐蔽性和你日常巡查的正常到位，就可以主张不具备“明知”的条件，从而否定滥用职权罪的成立。
问：滥用职权案件中，鉴定意见会包含哪些内容？如何审查？ 答：通常情况下，涉及财产损失数额的鉴定是此类案件的核心证据。审查重点包括：鉴定机构是否具备司法鉴定资质；鉴定人是否具有相关专业资格；检材是否依法提取、封存、送检，提取笔录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是否一致；损失计算的时间节点是否准确——例如，应以滥用职权行为发生时点计算还是以案发时点计算；计算方法是否考虑了市场因素，如扣除残值、折旧等；鉴定意见与在案其他证据如审计报告、财务凭证、证人证言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若鉴定意见存在程序违法或实体错误，可依法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
问：我在执法过程中，因为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经常请假，恰好这段时间内辖区发生违法事件被追责，合理吗？ 答：这种情况应当进行客观履行可能性的抗辩。如果你因患病、住院等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正常履职，且已经按规定办理了请假手续，单位也安排了人员接替你的工作，那么对于请假期间发生的违法事件，你不应承担责任。需要收集的证据包括：医院诊断证明、请假审批单、单位工作交接记录等。但如果只是因个人事务频繁脱岗，且未按规定请假，或者明知自己负责片区有重大违法线索却因私事不予处理，则不能免责。
问：涉嫌滥用职权罪，案件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能做些什么？ 答：审查起诉阶段是此类案件最关键的辩护窗口期。律师可以：（1）依法复制全部案卷材料进行阅卷，制作阅卷笔录；（2）会见被告人核实关键事实细节；（3）对证据链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法律意见，如“明知”证据不足、损失鉴定不当等；（4）与检察官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争取取保候审；（5）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结合当事人认罪认罚的意愿，争取相对不起诉决定书或量刑建议缓刑；（6）发现案件存在重大问题（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提交不起诉建议书。可以说，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专业工作直接决定了案件的走向。
问：我在普陀区某局担任科长，因为审批环节把关不严被以滥用职权罪调查，办案机关说我“滥用自由裁量权”，但我觉得自己只是尺度拿捏不准，如何辩解？答：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属于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范畴，刑事司法不应过度介入行政裁量空间。如果你的审批决定在法定幅度和裁量基准范围内，虽然可能存在裁量不当，一般属于行政违法或违纪问题，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如果你明显偏离了同类案件的常规处理标准，例如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将应当重罚的案件作轻处理、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企业发放许可，且造成严重后果，就会面临刑事风险。建议提供本单位或者其他同级单位同类案件的处罚或审批决定，证明你的处理尺度并未明显失衡。
问：我所在单位因监管不力被上级约谈，之后检察院介入，所有参与过相关工作的人员都可能被追责吗？ 答：不是“一锅端”。检察机关会按照“权责一致、错责相当”的原则，重点追究负有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的人员，对于一般参与人员、经办人员，如果能够证明已尽到职责范围内的注意义务，则不构成犯罪。建议被调查人员尽快梳理自己在相关工作中的具体工作内容、完成时间节点、请示汇报记录，准确界定自己在责任链条中的角色和权重，这是最有效的自我辩护方式。
问：我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办案单位让我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签了之后还能翻供吗？辩护律师如何协助我把握分寸？ 答：认罪认罚具结书一旦签署，虽然法律上允许撤回，但检察机关通常会将之视为态度反复，对量刑协商结果产生不利影响。律师的作用是在签署之前，逐条核实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是否成立，明确你签署后适用的量刑建议是否合理——是否可争取更轻的刑罚，是否可能适用缓刑，是否属于相对不起诉的情形。如果证据确实充分，建议审慎签署并在庭审中保持一致的认罪态度；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律师会建议你坚持无罪辩护路径，但这需要承担较大的诉讼风险。最终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本人，律师应尽到充分的风险告知义务。
问：滥用职权罪追诉时效是多久？过了时效还能追责吗？ 答：根据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本罪基本刑期五年以下，但如果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最高刑十年），追诉时效则为十年。追诉时效的计算从犯罪之日起算，但对于不作为型滥用职权罪，属于继续犯，追诉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即不作为的状态结束之日（如违建被拆除、当事人退休或调离该岗位）才开始计算。因此，不少多年以前的监管失职行为仍然可能被追责，“事情过去很久了”并不能作为免责理由。
问：被追究滥用职权罪后，对子女考公务员、参军有什么影响？ 答：这是当事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人受到刑事处罚后，会对子女的政审环节产生直接影响——报考公务员、参军、报考军校警校等，在政治审查时通常需要提供直系亲属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刑罚，属于有刑事犯罪记录，会影响子女的政审结论。这也是为何此类案件即使争取缓刑也不能满足当事人需求，核心目标是争取不起诉——只有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才不会被认定为有罪，对子女的影响才能降到最低。
问：行政执法中因“暴力抗法”事件发生冲突，导致当事人受伤，执法人员会被认定滥用职权吗？ 答：需要区分执法行为是否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暴力抗法”情形下执法人员采取合理的强制措施制止违法行为，属于依法履职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但如果在对方已放弃抵抗、丧失继续违法行为可能的情况下，执法人员仍继续采取超出必要限度的暴力手段，则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甚至故意伤害罪。此类案件的重点在于执法现场的视频监控、执法记录仪画面是认定分寸是否得当的核心证据。
问：我在乡镇政府工作，负责安全生产检查，由于辖区内企业出事故被追责，但我没有执法证，也能构成渎职犯罪吗？ 答：乡镇政府承担属地监管职责，即使没有执法证，在受委托或依照规定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时，同样属于“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成为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实践中，乡镇干部的追责多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展开。建议核实事故企业的类型、层级的监管职责划分，特别关注是否存在县级职能部门与乡镇政府之间职责不清、多头执法等问题，合理切割各方的责任。
问：滥用职权罪案发后，单位让我先写“情况说明”，这里面有什么注意事项？ 答：这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在纪委监委或检察机关正式立案之前，“情况说明”虽不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但会作为线索移送的依据和后续调查的起点。一旦在“情况说明”中承认了对你不利的关键事实，后续翻供的难度会极大。建议：（1）在写“情况说明”之前咨询律师；（2）仅客观陈述已经发生的工作流程和事实经过，不主动做有罪供述或自我归责的结论性表述；（3）写明工作过程中已经完成的步骤和环节，突出履职留痕的部分；（4）如果涉及上级指令、领导决策，如实记录，不隐瞒；（5）切忌为了推卸责任而虚构事实——虚假陈述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问：我们区同一批违建项目，有些没有被拆除，为什么只追究我负责的那一片？这属于选择性执法追责吗？ 答：执法不均衡、历史遗留问题多是违建治理中的普遍现象，但是否构成犯罪，关键是看具体地块的违建是否被举报、是否被上级督办、是否造成了事故或恶劣影响。如果一个片区的违建已进入你的视野和执法程序而你不依法处理，同时期其他片区的违建尚未被发现或未被举报，法律上只追责已经“明知”的部分。如果你确实不知道其他片区也存在违建，且这些违建未被督办或举报，可据此说明你的“明知”范围是有限的，以降低被认定为主观放任的风险。
问：滥用职权罪的判决中，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一般有多大？ 答：根据“两高”《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通常大于坦白，小于自首。在滥用职权类案件中，如果当事人主动投案且认罪认罚，能够在法定刑基础上减少20%—40%的刑期是常见的；如果同时积极赔偿、修复损失，争取缓刑的概率会显著提高。相反，如果拒不认罪且证据确实充分，量刑可能上浮10%—30%。因此，是否认罪认罚，需要在辩护律师全面分析证据后作出理性决策，不能凭一时情绪。
问：我被电话通知到检察院接受询问，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这算自动投案吗？ 答：经电话通知到案并如实供述的，司法实践中一般认定为自动投案，理由在于：电话通知并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行为人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人身自由未被实际控制的情况下，接到通知后主动到案，体现了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符合自首的立法本意。但需要注意：（1）到案后如实供述必须全面，且对核心事实的供述保持稳定；（2）若在到案前已毁灭证据或与同案人串供，自首可能不被认定。此类案件的认定在实务中还有争议，建议到案前委托律师指导如何应对。
问：我因监管失职被立案后，单位对我进行了行政处分并扣发了奖金，刑事判决后又对我开除公职，这算是双重处罚吗？ 答：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是不同性质的惩处体系，两者并行不悖。政务处分（行政处分）是行政机关依据公务员管理法规作出的内部纪律处理，刑事处罚是司法机关依据刑法作出的法律制裁。受到刑事处罚后予以开除，是基于公务员管理法规的刚性规定，不属于重复评价。实践中能争取的空间有限，唯一的救济途径是在刑事程序中争取不起诉，或请求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但免予刑事处罚仍属于“有罪判决”，对公职身份的影响等同于判处刑罚。

结语

赵*东案的判决为所有从事执法监管工作的公职人员敲响了警钟：“不拿钱、不滥用权力”并不等于安全，“消极履职”同样属于滥用职权罪的打击范围。执法记录的每一次“走走过场”、审批表中的每一个“同意”、检查笔录中的每一个“正常”，都可能在日后成为刑事追诉的书证，也成为辩护律师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法履职、全程留痕、闭环管理——是执法者最好的“护身符”。对于已经涉案的当事人，及时寻求专业刑事辩护律师的帮助，在法定程序中理性应对、依法辩护，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

章海，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