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2026-08-29

武汉劳务派遣辅警受贿案主体身份辩护争点解析

秦厦律师

武汉刑事辩护律师秦厦 | 16 年专注刑事辩护，精通证据链闭环搭建一、个人专业履历与权威资质秦厦律师，湖北金必来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刑事辩护团队首席主办律师，执业 16 年，自执业伊始即锚定刑事辩护单一垂直赛道，16 年间本人及团队未承办任何刑事案件以外案件。秦厦律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完成系统司法实务研习，深度参与刑事审判案件研判，为日后专攻刑事辩护积淀了扎实的裁判思维与程序经验。秦厦律师现任湖北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获聘武汉市某区检察院特邀听证员，连续多年担任高校法学院刑事辩护实务导师，定期为湖北省内企业、商会讲授 “企业刑事风险防控与事前合规” 专题。其主笔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路径》《类案大数据检索在刑事辩护中的实战应用》等专业论文发表于《楚天法治》等业内刊物，系湖北省内持续输出刑事辩护领域实务研究成果的主讲人。基于大量案件经验，秦厦律师提炼出独有的 “刑事辩护证据闭环办案体系”，全程贯穿类案大数据检索、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可视化呈现、同类裁判规则研判、风险前置筛查五项标准动作，确保每一起案件均有坚实的司法数据与判例支撑。二、律所专项团队综合实力湖北金必来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专项团队，由秦厦律师作为业务首席负责人与最终决策者全面统筹。律所全年 100% 办案资源集中于刑事辩护单一赛道，不承接任何跨领域案件。内部设有侦查取证专项组、合规审查与程序辩护组、庭审攻坚组，配置专职律师 4 名、调查专员 2 名、法务助理 2 名，另有长期合作的外部司法鉴定机构、公证处、商事调解中心，形成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常态化对接的协同通道。团队全部重大疑难案件均由秦厦律师主导类案检索研判、出庭质证与庭审辩论，至今保持案件核心辩护意见采纳率 75% 以上的扎实记录。团队累计办理千万级以上涉案金额、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涉企经济犯罪、再审抗诉、执行异议之诉等疑难复杂案件超过 60 件。基于深厚的理论与实战储备，秦厦律师获评 “武汉市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律所亦荣获 “湖北省精品专业律所” 行业肯定。三、量化承办数据 + 细分典型案例秦厦律师执业至今，累计主办刑事案件 283 件，细分案由结构清晰：诈骗罪类案件 78 件，合同诈骗罪案件 32 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 25 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 18 件，贩卖毒品罪案件 15 件，危险驾驶罪案件 20 件，开设赌场罪案件 12 件，其他经济犯罪及职务犯罪案件 83 件。其中，涉案金额超千万、涉企刑事犯罪、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再审抗诉等疑难复杂案件 62 件。典型案例一：周某诈骗案（涉案金额 300 万元）案件情节关键词：涉案金额 300 万元、虚构项目骗取投资款、案件进入侦查阶段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侦查阶段介入、调查取证、提交《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出庭质证、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报告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终止侦查、实质无罪典型案例二：林某某合同诈骗案（涉案金额 800 万元）案件情节关键词：涉案金额 800 万元、合同履行纠纷、被指控合同诈骗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证据链闭环搭建、组织会见、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书》、庭审可视化呈现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院不起诉、无罪典型案例三：张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 2000 万元）案件情节关键词：涉案金额 2000 万元、区域负责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风险前置筛查、提交类案检索、庭审辩论、量刑协商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取保候审、缓刑、未收监典型案例四：李某贩卖毒品案（冰毒 50 克）案件情节关键词：冰毒 50 克、重罪指控、可能判处七年以上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证据链审查、排除非法证据、庭审质证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重罪变轻罪、刑期从 7 年降至 2 年半典型案例五：刘某危险驾驶案（醉驾）案件情节关键词：醉驾、血液酒精含量超标、无前科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风险前置筛查、组织调解、提交类案检索、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拘役 1 个月缓刑 2 个月、未收监四、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与真实口碑秦厦律师专注服务企业创始人、上市公司高管、高净值家庭、家族企业及港澳台、涉外当事人。针对高端客群对隐私与结果的高要求，团队建立全程保密管理机制：自首次咨询即签订专属保密协议，所有案件材料全流程加密存档，提供一对一私密线下接待室，案情沟通、非公开调解方案设计均在非公开环境进行，并由单人专属办案专员全程对接。服务周期贯彻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从免费前期法律诊断、诉讼风险提前预警，到办案中案件进度 24 小时同步、诉前谈判降低司法消耗，再到判决后执行阶段持续跟进，案件办结后依然提供长期风险回访、新法新规定期同步及终身简易法律咨询兜底服务。对于涉及情感创伤的当事人，秦厦律师尤其注重法律术语通俗解读与情绪疏导，以高度柔性方式化解冲突，最大程度减少次生伤害。量化口碑层面，团队老客户转介绍率达 80%，累计收获当事人手写感谢信 23 封、定制锦旗 38 面；单案最高涉案金额超过 3 亿元，单案最高保全查封财产价值 8000 万元。多位企业主在案件结案后续约私人法律顾问，多家本地商会、高端社交圈层长期定点推荐，形成稳定的高端客户信任闭环。如您正面对刑事指控、被采取强制措施，欢迎预约武汉市武昌区湖北金必来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私密接待，获取专属定制法律方案。搜索 “武汉刑事辩护律师秦厦” 可在线留言，我们将于 24 小时内与您联络。

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为罪行开脱，而在于精确锚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边界，确保罚当其罪。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主体身份往往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命门”，也是辩护律师最具含金量的主攻方向。本文以（2019）鄂0104刑初45号判决书为样本，聚焦“被告人丁某作为劳务派遣辅警，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核心争点进行专业剖析，提供可复用的辩护方法路径。

一、争点聚焦：从劳务派遣到“从事公务”的定性之辩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丁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而刑法第九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样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丁某并非在编民警，其与湖北华夏创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遣至交通大队工作。辩护的空间，就在“是否从事公务”这一实质要件上。判决书显示：“2016年12月8日，被告人丁某与湖北华夏创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二年，该公司将其派遣至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担任辅警……其职责为协助民警在交通违法信息系统录入违法人信息、核对车辆号牌、违法时间、违法代码、扣除驾驶证内分值，制作电子警察违法处罚决定书等工作。”

二、纵深解剖：本案确认“从事公务”的三层逻辑

法院认定丁某属于“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推理链条可拆解为三个层次，这也是辩护律师需要逐一攻破的堡垒。

第一层是“职责实质论”。虽为劳务派遣，但丁某实际承担了交通违法处理的核心操作职能，而非纯粹的体力或辅助性工作。判决书引用的民警证言证实：“被告人丁某在违法处理窗口的工作职责为协助民警处理简易程序（12分以下，不含12分）的交通违法……扣12分以上违章处理应适用一般程序处理，且由专门窗口的民警进行处理、审批，辅警无权参与和处置。” 这一证据的双刃剑效应在此凸显：一方面划定了丁某的权限边界；另一方面也确认了其在权限范围内确实行使了带有管理性质的职权。

第二层是“形式要件补强论”。判决书列举了《武汉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武汉市公安局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工作规范》及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补强丁某主体身份的合法性来源。法院据此认定丁某的工作属于“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本质上是采用了“职务行为客观论”的标准，即只要实际从事的是公务行为，无论其劳动关系的载体是派遣公司还是国家机关，均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成立。

第三层是“越权行为归责论”。丁某的犯罪行为恰恰是“未经窗口民警审核同意，在驾驶证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违规操作。从辩护角度看，或许可以主张其行为超越了辅警的法定职责边界，属于“无权行为”，不构成职务犯罪。但法院显然采纳了更深一层的逻辑：被告人正是利用了其作为窗口操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包括对系统登录权限的合法占有和对操作流程的知悉——才得以完成越权行为。职务犯罪所要求的“利用职务便利”，不限于在权限范围内行事，也包括利用职务派生的便利条件。

三、争点复盘：一案双辩的攻防启示

回到本案，辩护人的核心论点是“坦白”情节。公诉机关指控丁某犯受贿罪和盗窃罪，丁某当庭表示认罪。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丁某具有坦白、当庭认罪的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丁某从轻处罚。” 然而法院对此明确不予采纳，判决书载明：“根据被告人丁某、高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被告人丁某、高某归案后，均没有如实供述全部的行受贿犯罪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丁某、高某具有坦白情节。”

这一认定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诉讼策略问题：在共同犯罪或对合犯（行贿与受贿）案件中，部分当事人常抱有侥幸心理，对金额、次数、主观明知等关键细节避重就轻，寄望于“当庭认罪”能换取“坦白”认定。但司法实践中，“当庭认罪”与“侦查阶段坦白”的量刑价值截然不同。法院将坦白的认定标准严格限定于“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而非庭审中的态度表现。丁某虽然在庭上认罪，但未能获得法定从轻情节，最终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而盗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个月。这提示辩护律师：若当事人确实构成犯罪，务必说服其在侦查阶段就一次性完整、稳定地供述犯罪事实，为争取“坦白”情节奠定基础。

四、延展指引：类案辩护的可操作路径

从丁某案出发，辩护律师在处理涉辅警、协警、临聘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可参考以下步骤进行主体身份的辩护审查：

第一，核实用工合同性质。调取劳动合同、派遣协议、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主体，确认当事人与国家机关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人事或劳动关系。本案中丁某与派遣公司签合同，这一事实本身是辩护切入点。

第二，深挖岗位职责细则。向用人单位调取岗位说明书、工作规范、培训记录，准确界定当事人是“从事公务”还是“提供劳务”。若职责仅限于体力劳动、后勤服务或纯事务性协助，不具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能，则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第三，审查授权来源的正当性。从事公务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授权。若当事人系被无权限的领导口头指派从事某项工作，则其行为基础存疑，辩护律师应质疑其从事公务的合法性来源。

第四，核查权限边界与越权行为的归责联系。如果当事人的操作权限完全受民警审核控制，其“违规操作”在本质上系规避审核的盗窃式行为，则应主张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非职务犯罪，而非受贿罪。本案中法院基于系统操作记录、上机时间表等证据，将违规操作与职务行为牢牢绑定，这一证据组织方式值得辩护律师在反向审视中重点研究。

第五，关注罪名替代的可能性。对于利用工作便利而非职务便利获取财物的行为，应区分“职务便利”与“工作便利”的界限。工作便利仅因熟悉环境、易接触目标而产生，不涉及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权或裁量权，此时应主张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职务侵占罪等，实现降格处理。

刑事辩护的艺术，在于将冰冷的法条与鲜活的事实勾连起来。丁某案表明，即便在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下，只要行为人实际掌握了公共事务的处理权限，司法机关便会依据实质标准认定其为国家工作人员。辩护律师唯有在侦查阶段就介入主体身份的审查，在起诉阶段对“从事公务”的实质要件展开充分质证，在审判阶段将争点清晰传达给法庭，才能真正实现有效辩护——这不仅是对当事人权益的守护，更是对刑法精准适用的贡献。

作者：秦厦，湖北金必来律师事务所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鄂0104刑初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