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技术开锁未窃财时毁损损失不计入盗窃数额

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为犯罪行为寻找借口，而在于精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的法定边界。即便在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案件中，辩护人仍须对定罪量刑所涉的每一个法律评价环节进行实质审查，确保罚当其罪。本文以（2019）鄂0114刑初298号刑事判决书为样本，围绕“技术开锁未窃得财物时，车辆门锁毁损的损失能否计入盗窃数额”这一争议焦点展开专业剖析。

一、争议焦点：未窃得财物的毁损行为如何评价

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肖某、袁某在2019年2月28日至3月2日期间，多次在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一带，以技术开锁方式盗窃车内财物，共价值计人民币3200余元。但从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看，三笔指控中仅有第一笔实际窃得现金人民币3200余元，后两笔均“未窃得财物”。

然而，判决书同时载明：

“经鉴定，被损坏的车牌号为鄂Ａ×××轿车、鄂Ａ×××轿车驾驶室车门锁价值分别为人民币180元、人民币220元。车主为修复车辆门锁以及中控防盗器分别支出人民币850元、人民币550元。”

这里即出现一个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被忽视却极为关键的争议：后两次盗窃未遂行为中造成的门锁毁损损失，是否应当计入盗窃罪的犯罪数额？ 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着本案“数额较大”的认定基准以及对应的法定刑幅度。

二、法律分析：盗窃数额的计算规则与毁损财物的定性

（一）盗窃罪数额认定的基本规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盗窃数额按下列方法认定：盗窃数额以被盗财物的实际价值计算；为实施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毁损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但毁损的财物价值不计入盗窃数额。又根据该解释第十一条，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损毁，如同时构成盗窃罪和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盗窃行为未构成犯罪，但损毁财物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二）本案司法认定的实际路径

从判决结果来看，法院最终以盗窃罪一罪定罪处罚，量刑建议与判决结果完全一致。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明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肖某、袁某犯盗窃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应予以采纳。”

值得注意的是，假如将两次未遂行为中车门锁毁损价值纳入犯罪数额计算，结合第一笔窃得的3200余元，犯罪数额将被推高至3600余元。 而从判决书引用法律条文来看，法院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并未援引盗窃罪司法解释中关于“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择一重罪处罚”的条款，这表明法院实质上贯彻了上述司法解释规则：毁损价值不纳入盗窃数额，仅作为从重处罚情节予以考量。

（三）辩护人应重点审查的裁判链条

在这一类案件的法律适用逻辑中，辩护人需要精确审查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毁损财物与盗窃行为的主从关系。 技术开锁损坏门锁是为实施盗窃所采取的手段行为，属于“为实施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毁损”的情形，按照司法解释规定，毁损财物价值不应计入盗窃数额，但应当在量刑时作为从重情节。

第二，未遂行为对犯罪数额的影响。 后两次行为由于未窃得财物，属于盗窃未遂。对于未遂部分，不能以其所损坏的价值直接作为盗窃数额认定的基础，只能在综合量刑时酌情体现其社会危害性。

第三，修复支出与实际鉴定的差异。 车主实际修复支出分别为850元和550元，而鉴定意见认定的门锁价值分别为180元和220元。辩护人应当质证：被害人支出的修复费用包含中控防盗器的重置成本，与车辆出厂配置的门锁价值存在本质区别，不能以修复费用替代犯罪数额认定。

三、辩护实践：速裁程序中的实质性辩护方法与步骤

本案适用刑事速裁程序，被告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辩护空间形式上受到很大压缩。但从刑事辩护实务出发，即便在速裁程序下，辩护人仍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有效辩护，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压缩：

第一步：审查起诉书与证据材料的对应关系。 将起诉书指控的事实逐一与被害人陈述、价格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进行比对，重点检查犯罪数额的计算是否将毁损价值不当纳入。在本案中，辩护人应指出起诉书认定的“共价值计人民币3200余元”仅指第一笔窃得的现金，后两笔“未窃得财物”。

第二步：分析鉴定意见的基准与范围。 本案中门锁鉴定价值与修复支出的差异高达四倍（180元对850元，220元对550元），辩护人须向法庭强调：盗窃数额的认定只能依据法定鉴定意见确认的直接损失，而非被害人主观上的修复成本。同时须注意，鉴定意见是否存在超范围评估、鉴定期限是否合理、鉴定人资质是否合法等程序性审查要点。

第三步：区分“从重情节”与“数额认定”的逻辑关系。 辩护人应当在法庭辩论中明确指出，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将毁损门锁作为“多次盗窃”的情节予以指控，而未将其列入犯罪数额的计算中，这一指控思路本身即说明公诉机关认可毁损价值不计入盗窃数额。辩护人的任务在于协助法庭维持这一区分。

第四步：将累犯从重与认罪认罚从宽进行对冲论证。 本案两名被告人均构成累犯——判决书载明被告人肖某于2017年、2018年两次因盗窃罪被判刑，2019年1月10日刑满释放；被告人袁某于2016年因诈骗罪被判刑。同时，二被告人均具有坦白、认罪认罚情节。判决书明确表述了从重与从宽情节的并存：

“被告人肖某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的从轻量刑情节以及累犯的从重量刑情节。被告人袁某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吕某部分经济损失和赔偿被害人代某、余某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从轻量刑情节以及累犯的从重量刑情节。”

在此结构下，辩护人可进一步追寻辩点：被告人袁某家属积极赔偿了全部三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谅解，这一情节是否应当获得更大权重的从轻评价？判决书对袁某的处刑（有期徒刑六个月）明显轻于肖某（有期徒刑十个月），但从公开文本看尚未充分体现“赔偿并取得谅解”相对于普通从轻情节的差别化处理。

第五步：审查量刑建议与判决结果的均衡性。 本案公诉机关建议判处肖某有期徒刑十个月、袁某有期徒刑六个月，法院完全采纳。辩护人应结合《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审查量刑建议是否充分考虑了犯罪数额、未遂情节的认定、赔偿谅解、累犯从重的比例关系等因素，确保不存在量刑失衡。

四、延展思考：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辩护空间

本案给刑事辩护带来的启示不仅限于盗窃数额的认定规则，更在于一种深化观察：认罪认罚案件并非辩护的终点，而是质量辩护的起点。 当事人在具结书上签字，仅代表其认可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不等于放弃所有法律救济。辩护人依然能够在程序审查、数额认定、情节评价、量刑均衡性等维度上提供有力专业意见。

对于实务中涉及类似技术开锁、破坏性手段实施的侵财类案件，建议当事人及其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委托专业律师介入，通过阅卷、质证、量刑协商等环节，将盗窃未遂、毁损价值不计入犯罪数额、积极退赔取得谅解等因素充分纳入量刑建议考量范围，从而为当事人争取应有之法律评价。

作者：秦厦，湖北金必来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鄂0114刑初2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