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执法监管失范类滥用职权罪案发场景全汇总及实务要点

刑事辩护律师的案头研究笔记：当"依法履职"变成"滥用职权"，红线在哪？从十余起真实判决看执法监管人员触雷的典型场景与辩护要点。

一、为什么执法监管人员更容易触犯滥用职权罪？

行政执法与监管领域是滥用职权罪的高发地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渎职侵权案件统计数据，执法监管领域的滥用职权案件占全部滥用职权案件的40%以上。许多一线执法人员直到收到起诉书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惯例"已经逾越了刑事红线。

滥用职权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包括：

• 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 行为：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
• 结果：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在执法监管场景中，这种"逾越"和"失范"往往以极具隐蔽性的方式出现——有时是审批环节的"放松标准"，有时是执法过程中的"选择性作为"，有时甚至表现为积极履职中的"程序瑕疵"。正因如此，该类案件在辩护中具有极大的争议空间。

下面结合真实判决书内容，分类梳理执法监管失范类滥用职权罪的高发案发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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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景一：行政审批环节的"越权放行"型滥用职权

案情模式：监管执法人员在对特定事项进行行政审批、核准、验收过程中，违反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或放行，导致严重后果。

典型案例： 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某（化名赵*），在负责辖区内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批期间，对某食品生产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未进行实质性审查。该企业生产条件明显不达标，厂房卫生环境恶劣、生产设备陈旧老化，但赵*在收受企业负责人赠送的礼品后，指示经办人员"加快办理"，在收到申请后仅3个工作日即核发许可证。后该企业生产的食品导致数十名消费者食物中毒，其中2人重伤。

法院认定，赵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生产许可审批过程中，违反《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未履行实地核查职责，滥用审批权，致使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食品市场，造成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后果，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赵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案发场景关键词：审批把关不严、验收走过场、未实质审查、降低准入标准、违规加快办理

当事人痛点与辩护要点：

• "我只是按领导指示办事"——是否受胁迫或者被蒙蔽，关系到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认定
• "这是行业普遍做法"——普遍违法不等于合法，但可作为主观恶性较小的酌定从轻情节
• "其他企业也这么办"——选择性执法抗辩，证明行为人没有滥用职权的故意

此场景的深层法理问题： 核心争议在于——执法者基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作出的常规决定，到底是违法违纪还是刑事犯罪？司法实践中，区分的关键在于两个维度：一是是否"明显"超越法定权限，二是是否"有意"违反法定程序。如果仅仅是基于专业判断在不同方案中作出选择，即使事后被证明该判断是错误的，也不应构成滥用职权罪；但如果明知不符合法定条件仍予以批准，或者不履行明确规定的审查义务，则可能跨入刑事处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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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景二：安全监管领域的"以罚代管"型滥用职权

案情模式：负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消防等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违法行为后，不是依法责令整改、停产停业或者移送司法机关，而是收取罚款了事，放任重大事故隐患继续存在，最终导致重大事故发生。

典型案例： 某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李某（化名李*），在对辖区某化工厂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该厂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危险化学品储罐区未按规定设置防火间距、防爆电气设备已经失效且长期未更换。按照相关规定，该厂应当被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整顿。但李某在厂方给出"好处费"后，仅以罚款3万元结案，未下达整改通知书，也未跟踪落实整改情况。

三个月后，该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人死亡、3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

法院认为，李某身为安全生产监管人员，在执法检查中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后，不做认真的处理，而是以罚代管、罚过放行，未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情节特别严重，构成滥用职权罪。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案发场景关键词：以罚代管、罚过放行、隐患整改未跟踪、未下达整改文书、罚款代替停产停业

当事人痛点与辩护要点：

• "企业求情说马上整改，我就信了"——过于自信的过失与滥用职权故意的区分
• 因果关系链条的断裂是核心抗辩点：重大损失是否确实与行为人的不作为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多重的，辩护律师必须找出介入因素如第三方的重大过失或不可抗力
• 损失数额的计算方法是否有争议？安全生产事故报告书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否包含间接损失？
• "企业对罚款没有异议"——相对方行政救济权放弃是否影响追责逻辑
• 渎职犯罪与安全事故罪的竞合问题——是否存在被"拔高"认定为滥用职权的情形？一些案件中，如果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因果关系模糊，本案更应该按照一般行政处罚或党纪政纪处理而非刑事追责

辩护律师特别提示： 在安全监管领域，往往同时涉及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竞合。两罪的关键区别在于主观心态——滥用职权是故意为之，而玩忽职守是过失。很多"以罚代管"型案件，执法人员可能并非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生，而仅仅是疏忽大意未跟进，此时应当考虑是否更符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而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明显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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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场景三：国土资源与规划执法领域的"放任违建"型滥用职权

案情模式：负有土地、规划管理职责的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不依法查处，甚至利用职权帮助违法建设规避监管，造成土地资源破坏或严重经济损失。

典型案例： 某街道城管执法中队队长周某（化名周*），在辖区内村民大规模占用基本农田建设"大棚房"的过程中，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周某带队到场后，仅做口头劝告，既不立案调查，也不下达责令限期拆除决定，更未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此期间，周某接受违建户的吃请，甚至在某次上级检查前，提前通知违建户"暂停施工避风头"。

至案发时，该村基本农田被违法占用共计45亩，耕地种植条件遭到严重毁坏，国家经济损失达600余万元。经国土部门鉴定，部分被占用的基本农田已难以恢复耕种条件。

法院认定，周某作为城管执法中队长，负有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职责，但其不履行查处职责，纵容违法建设，导致基本农田大量毁坏，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案发场景关键词：未立案查处、放任违法建设、通风报信、口头劝告不了之、基本农田毁坏

当事人痛点与辩护要点：

• "拆除程序太复杂，等走完程序再说"——行政程序拖延是否属于滥用职权？需考察是否有行政不作为与刑事不作为的区分
• "拆违经费没有保障"——客观履职不能的抗辩，在辩护中必须向法庭说明行为人当时面临的客观条件和资源限制
• "违建户有特殊性困难"——不当动机的缺失不等于没有犯罪故意，但可以降低主观恶性层级
• 土地毁坏鉴定程序的启动和质证，往往是此类案件的程序性争议焦点

实务观察： 在被拆迁户维权引发的衍生犯罪链条中，滥用职权罪的认定往往是最具争议的环节。辩护律师需要特别关注行政机关内部做出的"问责决定"与司法机关"追诉标准"之间的区别——前者可能依赖行为给行政机关带来的不良影响，后者必须严格根据刑法条文、司法解释和因果关系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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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场景四：司法行政执法领域的"违规解冻/违法续冻"型滥用职权

案情模式：在司法行政或者刑事司法活动中，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对涉案财物采取处置措施，或者在应当解除强制措施时不解除，造成当事人财产重大损失。

典型案例： 某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王某（化名王*），在办理一起集资诈骗案过程中，依法冻结了犯罪嫌疑人名下一处房产及银行账户。案件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并通知公安机关解除冻结。但王某因琐事耽搁，未及时办理解冻手续，也未将相关情况报告领导。

该房产被连续冻结长达14个月，期间房价大幅下跌，且该房产因冻结无法正常交易，当事人资金链断裂，最终导致其名下公司破产。经评估，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余万元。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王某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有义务及时解除对涉案财物的冻结措施，但其不履行该义务，致使当事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

案发场景关键词：不及时解冻、违规续冻、超范围冻结、流转不畅、超期羁押性措施

当事人痛点与辩护要点：

• "我是真的忙忘记了"——明知的认定将成为核心争点；遗忘是否属于"故意"滥用职权？
• "没有造成实际损失"——损失评估时点和因果链条的辩护策略
• "当时案件还没完全结束，怕出问题"——履职谨慎性的合理性如何判断
• 在程序性瑕疵与刑事犯罪之间，辩护律师应当论证本案的边界到底是什么

这是滥用职权罪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一类情形——不作为型的滥用职权罪。传统上滥用职权罪表现为积极地"滥用"，而不作为能否构成本罪一直存在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中，有判决认可"不履行职权"也可以构成滥用职权罪，但辩护律师应当质疑：如果行为人仅仅是基于业务判断或者疏忽而未办理，而非基于徇私舞弊动机"故意"不履行，将其作为滥用职权追诉是否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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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场景五：环保监管领域的"通风报信"型滥用职权

案情模式：环境监管执法人员与排污企业沆瀣一气，在执法检查前向企业通风报信，或者在检查中弄虚作假，帮助企业应对检查、逃避环境行政处罚，导致环境严重污染。

典型案例： 某市生态环境局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刘某（化名刘*），在负责辖区涉水企业污染源检查工作中，与该市一家电镀企业负责人保持密切关系。每逢上级组织的环保专项行动或突击检查，刘某均提前通过电话联系企业负责人，告知检查时间、检查内容和重点区域，帮助企业提前停产、转移生产废水或者临时开启治污设施。

在上级组织的某次重大环保专项行动中，刘某再次通风报信，导致该企业在检查组到达前紧急排放未经处理的含重金属废水，造成下游地表水严重污染，渔业养殖户损失惨重，直接经济损失达200余万元。

法院认定，刘某身为环境监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向被检查对象通风报信，帮助逃避监管，致使环境严重污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同时认定其收受企业贿赂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罪并罚。

案发场景关键词：通风报信、执法信息泄露、提前通知、弄虚作假、协助规避检查

当事人痛点与辩护要点：

• "只是帮忙约了个饭局，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中立帮助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分
• "企业说这周不排，下周转运处理"——对排放后果的预见程度如何认定
• 本罪与污染环境罪共犯的界限——是否存在更合适的罪名选择
• 受贿与滥用职权的竞合适用问题——是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罪处罚，司法解释有专门规定

数罪并罚高频区： 司法实践中，执法监管人员涉及滥用职权罪时，往往同时涉嫌受贿罪。两者的关系是辩护律师必须提前预判的核心问题。根据《刑法》第399条第4款及相关司法解释，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但对于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同样适用"择一重罪"规则，司法实践并不统一。辩护律师需要从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理论出发，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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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场景六：市场监管领域的"包庇纵容"型滥用职权

案情模式：市场监管人员对制假售假、传销等违法行为知情不报、放任不管，甚至协助违法者逃避打击，导致劣质产品流入市场、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受重大损害。

典型案例： 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大队长吴某（化名吴*），多次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内某商贸公司以"保健品会销"形式向老年人高价销售伪劣保健品。吴某安排执法人员前往检查后，仅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了了之。后该公司负责人找到吴某，许诺销售利润分成，吴某遂在后续多次举报处理中签字"核查无问题"。

经查，该公司在一年内骗取老年人资金累计达300余万元，受害老年人达数十人，其中多人因服用伪劣保健品导致身体健康受损。案发后，吴某辩解自己只是"业务能力不足、判断失误"，但法院认为其签字确认"核查无问题"的行为明显违反基本工作流程和常识，属于明知违法而包庇纵容，构成滥用职权罪。

案发场景关键词：举报处置不力、签字放行、流于形式的核查、伪劣商品流通、老年人受害

当事人痛点与辩护要点：

• "我是被业务能力所限，不是故意放水"——专业判断失误与故意滥权的界限
• 被害人众多但单笔金额小如何认定重大损失——消费维权类案件的损失计算
• "其他同事也是这样处理的"——系统性问题与个人责任的切割
• 执法记录仪等证据的调取与运用——客观性证据在还原执法过程时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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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场景七：城市管理执法领域的"暴力执法/违法强拆"型滥用职权

案情模式：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采用暴力手段或者违法实施强制拆除等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重大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

典型案例： 某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高某（化名高*），在负责某棚户区改造项目区域内的违法建筑拆除工作中，在未履行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送达程序、未依法告知当事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的情况下，直接组织施工队对该区域内一处有合法产权手续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

事发后查明，该房屋产权人属于困难家庭，房屋被拆除后，一家人无家可归，所经营的早餐店被迫关闭。经评估，房屋及屋内物品损失合计50余万元。事后高*所在的执法大队虽与房主达成行政赔偿协议，但房主坚持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法院认为，高*作为城管执法人员，明知该房屋具有合法产权手续，不属于违法建筑范围，仍然自行决定予以强制拆除，其行为明显超越职权范围，致使公民合法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

案发场景关键词：强制拆除程序违法、未履行告知义务、超范围拆除、暴力执法、产权认定错误

当事人痛点与辩护要点：

• 执法程序瑕疵与实体违法的区别——程序违法并不必然等同于滥用职权
• "拆除决定是会议集体研究通过的"——个人责任与集体决定责任的划分
• "上级已经默许了"——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能，以及这种错误是否影响定罪
• 行政赔偿与刑事追责并行时的辩护策略——赔偿到位能否作为量刑从轻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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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场景八：招投标与政府采购监管领域的"量身定制"型滥用职权

案情模式：负有招标投标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在政府采购或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参与或者放任量身定制招标文件、围标串标等行为，导致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典型案例： 某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陆某（化名陆*），在负责该市某市政道路工程招投标监督工作中，接受某建筑公司请托，向招标代理机构"打招呼"，要求将投标企业资质要求"稍微提高一些"、将业绩要求设定为"该公司独有的项目类型"。同时，陆某将其他投标人的报名信息暗示给该建筑公司，使该公司能够针对性地制作标书。

最终，该建筑公司以高于市场正常价格10%的报价中标。事后经审计，该工程结算总价较正常市场价格虚高800余万元，直接造成国家资金损失。

法院认定，陆某在招投标监管中，利用职务便利为特定投标人提供信息、设定排他性条款，导致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兼受贿罪，予以数罪并罚。

案发场景关键词：围标串标、量身定制、泄露标底、外来信息介入、招标文件违法设定条件

当事人痛点与辩护要点：

• "招标文件是代理机构做的，我只是提了建议"——参与程度与责任范围的辩护空间
• 中标价格虚高的认定方法——是否经过正规造价评估？市场浮动价格如何界定？
• "提高资质门槛是防止劣质企业混入"——权力行使目的的辩解对定性的影响
• 违法所得与损失混同的辩护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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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执法监管失范类滥用职权罪案件裁判要旨总结

结合上述案例分析，执法监管失范类滥用职权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可以归纳为以下要点：

（一）裁判过程中法院重点审查的三个维度

1. 职权边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超越了法定职权边界，或者属于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2. 主观故意：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被坏法定职责的公正性，是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3. 重大损失：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损失是否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立案标准

（二）执法监管人员的八条"高压线"

• 审批环节吃拿卡要后降低标准审批
• 执法检查中收受财物后不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 以经济处罚代替停产停业、吊销证照等法定处罚措施
• 当罚不罚、当移不移，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
• 向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帮助规避检查
• 不落实整改闭环管理，对重大隐患视而不见
• 在招投标、政府采购中违反回避制度或为关系人量身定制条件
• 超范围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违法处置涉案财物

（三）刑事辩护视角下的五大抗辩方向

1. 主体之辩：行为人是否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适格主体
2. 职权之辩：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关法定职责，是否属于有权做某事的权限范围内人员
3. 结果之辩：是否造成"重大损失"，损失数额认定是否有据
4. 因果关系之辩：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是否存在直接、必然联系，是否有介入因素
5. 主观之辩：系故意滥用还是过失行为，是否具备放纵、放任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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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执法监管人员防范刑事风险的合规建议

对于身处执法监管一线的工作人员，以下合规操作建议非常重要：

1. 留痕意识：每一次执法决定、审批意见，都应当形成书面记录或电子留痕。完整、如实记录执法过程是防范刑事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2. 程序敬畏：不要因"效率"而牺牲法定程序；不要因"人情"而突破法定标准。程序合规是最好的"护身符"
3. 双重报告：遇到领导"打招呼"、说情的，应当通过机关内部OA系统、书面报告、会议纪要等方式留下"已汇报"的记录，明确表达不同意见
4. 划清红线：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好处费、吃请、利益输送——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无论金额大小
5. 主动纠正：发现自己作出的决定可能存在错误时，及时主动纠正，防止损失扩大。事后积极挽回损失是量刑时重要的从轻情节
6. 懂得拒绝：对于明显违法违规的要求，无论来自哪个层级，都要敢于说"不"，并作出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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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结语

滥用职权罪的司法实践已经越来越成熟，执法监管领域的"失范"与"犯罪"之间的边界也日益清晰。对于执法监管人员而言，这座"围城"的规则是：法律既是铠甲，也是牢笼——依法履职则百毒不侵，逾越红线则将受到最严厉的审判。

对于刑事辩护律师而言，滥用职权罪案件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个案辩护的成功与否，更在于通过每一次专业辩护，促使司法机关更审慎地界定行政失范与刑事犯罪的边界，防止刑罚权的不当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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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滥用职权罪执法监管失范案例的常见咨询问答

问：上海地区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造成多大损失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滥用职权行为，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2022年立案追诉标准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数额门槛。

问：上海市基层执法人员如果只是"工作不细致"，会不会被认定为滥用职权罪？ 答：这是很多执法人员的担忧。滥用职权罪要求主观上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职责要求而有意为之。单纯的"工作不认真""疏忽大意"，一般属于玩忽职守的范畴而非滥用职权。在上海本地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主观故意的认定较为审慎，通常会结合行为人的具体表现、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因素综合判断。

问：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城管执法人员在强拆违法建筑过程中如果程序有问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答：关键要看程序违法的程度和造成的后果。如果仅仅是送达程序瑕疵等轻微违法，且被拆除的建筑确属违法建筑，一般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如果明知是合法建筑仍然强制拆除，或者程序严重违法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就可能涉嫌滥用职权罪。

问：有的执法人员说"当时根本没往犯罪那方面想"，这种辩解能采信吗？ 答：在法律上，这涉及"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认为执法监管人员对法律法规有高于普通人的认知义务，"没想到"的辩解不足以构成出罪理由。但这一情节可以作为量刑时的酌情考虑因素。在上海某区法院的类似判决中，这种辩解除非有合理依据，否则很难获得支持。

问：上海地区滥用职权罪案件一般到哪个法院审理？ 答：滥用职权罪属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一般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具体到上海，案件通常由犯罪地或被告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有些职务犯罪案件会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定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相应由该区法院审理。

问：执法人员被指控滥用职权，最有效的辩护方向是什么？ 答：从实务经验来看，最有效的方向通常是因果关系之辩和损失数额之辩。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与损失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损失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辩护空间就很大。此外，损失数额的评估方法、计算范围也往往是争议焦点。建议在侦查阶段就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

问：基层执法人员的执法记录仪记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吗？对案件有什么影响？ 答：执法记录仪记录属于客观性证据，在滥用职权案件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直观反映执法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检查过程是否合规合法。如果执法记录显示执法人员已经履行了检查、责令整改等程序义务，将对辩护极为有利。

问：如果有人举报执法人员在检查中放行有问题的企业，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了怎么办？ 答：首先要审查公安机关的立案条件是否充足。渎职犯罪的侦查工作往往涉及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断，这需要专业审计、评估等前置程序。在上海市，渎职犯罪一般由监察委员会调查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家属或当事人可以在立案阶段委托律师，向办案单位提交法律意见，争取不予立案或撤案。

问：执法人员收受好处费后放松检查，应当定滥用职权罪还是受贿罪？ 答：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但根据刑法第399条的规定，如果是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则择一重罪处罚。执法监管人员不在此特例范围内，实践中多为数罪并罚。在上海地区法院，此类案件宣告刑往往在三年以上。

问：因为执法人员的一句话导致企业的整改期限被领导延长，结果让损失扩大，执法人员需要承担责任吗？ 答：这要看执法人员是否具有审批延期的职权以及是否故意违规延期。如果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专业判断，即使事后被证明不当，一般也不构成犯罪。关键在于是否超越了法定权限范围，或者存在明显的利益输送。

问：上海的环保执法人员因辖区内企业排污被追责，个人感觉很冤怎么办？ 答：首先冷静分析执法人员的具体职责分工——是否负责该企业的日常监管，是否曾发现违法排污但未依法处理。如果只是辖区范围内的"属地责任"泛化追究，辩护空间较大。实践中，法院越来越注重审查个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反对"连坐式"追责。

问：在上海市黄浦区的市场监管执法中，如果只是口头警告而没有书面处罚，后来被检查出有问题，会构成滥用职权罪吗？ 答：单纯的口头警告还是依法作出书面警告，属于执法方式的选择。需要综合评估行为人的动机、是否明知存在重大违法事实、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等来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如果只是小瑕疵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一般不会上升到刑事追诉。

问：监察委调查阶段律师能介入吗？可以会见当事人吗？ 答：根据《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调查期间，一般不允许律师介入和会见。但家属可以委托律师进行法律咨询、撰写申诉材料。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律师才正式获得阅卷权、会见权。因此，在监察调查期间，家属尽早委托律师专业研判，对后续辩护策略的制定非常重要。

问：滥用职权案在侦查阶段有没有可能取保候审？ 答：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主要是考虑社会危险性和案件严重程度。渎职犯罪总体上属于过失程度较低的职务犯罪，涉案人员一般没有暴力倾向和再犯风险，取保候审的成功率相对较高。但在上海市的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在调查阶段取保较为谨慎，审查起诉阶段申请取保成功的概率更大。

问：已经被单位开除公职了，还能争取不起诉吗？ 答：单位开除公职属于纪律处分，与刑事追诉是两套独立程序。即使已被开除，检察院仍然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辩护中要着力论证情节轻微、危害不大，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上海部分区院，对于损失较小、积极退赔、认罪认罚的案件，不起诉或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率在逐年提高。

问：上海虹口区法院审理的滥用职权案件有哪些特点？ 答：从裁判文书来看，该院审理的此类案件比较注重程序性证据的审查——如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是否有审批记录、是否有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同时，法院对"重大损失"的认定标准把握较为严格，对损失数额证据不足的案件会依法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问：当事人的家人被关在看守所里，律师多久能会见一次？每次多长时间？ 答：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律师凭"三证"（律师执业证、律所介绍信、委托书）可以随时会见，会见不必经过办案机关许可，会见室一般不受时间和次数限制。但如果属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会见需要经过侦查机关许可。在上海，律师会见一般在48小时内安排，紧急情况下可申请加急。

问：滥用职权罪的最重刑罚是多少？有没有死刑？ 答：滥用职权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十年。根据刑法第397条规定：滥用职权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不适用死刑。

问：企业老板和执法人员串通，老板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 答：可以构成。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滥用职权行为的，可以以滥用职权罪的共犯论处。实践中，有企业主因指使、教唆执法人员在验收中放行被追究刑事责任。不过共犯的认定需要证明存在通谋和共同的犯罪故意。

问：上海奉贤区有没有关于滥用职权罪的典型案例？一般什么类型较多？ 答：从公开判决来看，该区农业农村领域的土地管理和环保领域的监管失职案件相对较多，与区域产业特点有关。法院在裁判中比较注重对"履职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的区分，纯属不认真、水平不高的行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

问：滥用职权案件中，被害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吗？ 答：滥用职权罪的被害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如果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依法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国家机关的行政赔偿问题，应当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解决，不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重复主张。这在上海市的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应判例。

问：家属收到逮捕通知书后，案件多久会到检察院？ 答：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一般为二个月，案情复杂可以延长。职务犯罪案件在监察委调查阶段结束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限一般为一个月，重大复杂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还可以退回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在上海市，此类案件的流程推进相对规范，但总周期可能长达一年以上。

问：当事人已经在监察委作了有罪供述，后面还有辩护空间吗？ 答：有非常多的辩护空间。监察调查阶段的供述需要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律师应当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情况，审查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审查供述与客观证据是否矛盾。在上海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因供述合法性存疑而排除了关键证据，最终获得无罪或不起诉结果。

问：执法人员因受贿被调查，同时又交代了滥用职权的事实，能不能算自首？ 答：对于监察委已经掌握的受贿犯罪行为以外的滥用职权事实，主动交代的可以认定为自首。对于监察委已经掌握的受贿事实，如实供述的只能认定为坦白。两者的量刑影响差异较大，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实践中对判决结果的影响通常非常明显。

问：上海市闵行区执法人员的滥用职权案件，法院量刑时对退赃退赔怎么看？ 答：积极退赃退赔、挽回损失是此类案件非常重要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上海法院在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中，将挽回损失的比例列入重要参考因素。全额挽回损失且认罪认罚的，从轻幅度可能达到30%甚至更高，并为适用缓刑创造了条件。

问：滥用职权罪有没有可能判缓刑？ 答：可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滥用职权案件，符合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实践中，损害结果较小、积极挽回损失、认罪悔罪态度好、没有前科劣迹的案件，缓刑适用率不低。但在上海主城区法院，职务犯罪缓刑的适用把握相对严格，需要辩护律师从多个角度详细论证。

问：如何选择一位好的滥用职权罪辩护律师？ 答：可以从三个维度考量：一是是否熟悉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和流程，二是否具有丰富的庭审实践经验，三是能否在调查阶段就给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另外，选择上海本地律师在会见效率、与办案机关沟通便利性方面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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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海，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