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滥用职权罪案发场景汇总解析

在刑事辩护实务中，滥用职权罪是渎职犯罪中最为常见、发案率最高的罪名之一。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尤其是政府采购、招投标环节，更是滥用职权罪的高发地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共资源交易涉及巨额财政资金，权力运行链条长、参与主体复杂、监管难度大，稍有失守便可能造成重大国家经济损失。

本文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118号刑事裁定书为蓝本，深度剖析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滥用职权罪的各类案发场景，并梳理该类案件的常见争议焦点、辩护要点以及当事人最关心的实务问题，以期为相关从业人员和涉案人员提供有价值的法律参考。

一、案情回顾：一个招标采购办主任的权力“变现”之路

范*，案发前系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负责全省教育系统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管理工作。其所在的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为财政全额预算拨款的事业法人，由省教育厅直属管理，且经批准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工资改革。该处承担着全省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下称“特教项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验县实验室建设项目（下称“均衡项目”）、农村薄弱学校改造项目（下称“薄改项目”）等多个重大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标采购工作。

2012年12月，检察机关在对范涉嫌职务犯罪线索侦查中，发现其存在受贿、滥用职权等行为。经查，范在担任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17家供应商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26.4万元及价值1.9万元的购物卡，为他人谋取利益。

更为严重的是，在特教项目实施过程中，范伙同其上级领导、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副处长吴（另案处理），违反国家和省级文件规定的采购程序，擅自改变采购方式，为特定供应商量身定制投标条件，支持供应商划分区域垄断市场，明知围标陪标而不予制止，放任假冒伪劣产品进入项目学校，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97万余元。

最终，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范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范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滥用职权罪的典型案发场景解析

结合范*案以及大量的同类案件实践，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滥用职权罪主要呈现以下几种典型案发场景，每种场景既涉及行为表现，也涉及法律定性和司法认定标准。

场景一：擅自改变采购方式，规避法定招标程序

行为特征： 违反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采购方式，擅自将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改为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或单一来源采购等非公开方式，从而为特定供应商创造中标机会。

范*案的具体表现： 根据鄂教发（2009）3号文件规定，特教项目应当按设备类别进行分包并实行集中采购，省教育技术装备处需将全省特殊教育学校上报的采购计划进行分包汇总，报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审定后，于每年5月集中组织采购招标。然而，范及吴等人以“各项目学校校舍建设进展不一致，集中招标不能满足部分学校需求”为由，擅自决定按项目学校分散招标，采用询价、单一来源等方式进行采购，绕过了法定的集中采购和公开招标程序。

司法认定要点： 法院在裁判中明确指出，范*一方并未将全省特校上报的采购计划进行分包汇总、报省教育厅审定，也未履行政府采购审批手续，属于“违反规定擅自决定”的行为。此处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擅自”改变的权利边界——即便有上级领导参与决策，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仍然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场景二：设置倾向性投标条件，为特定供应商“量身定制”招标文件

行为特征： 在编制招标文件或询价文件时，故意设置只有特定供应商才能满足的资格条件、技术参数或评分标准，以排除其他潜在投标人，确保意向供应商中标。

范*案的具体表现： 范和吴在制定询价文件时，按照事先与范某、卢某、杜某等供应商商量的办法，将“投标人必须取得设备生产商授权书原件”作为投标条件，否则作废标处理。由于范某、卢某、杜某已经提前向特教项目指定产品生产商（泰亿格公司、峰力公司、常州建本公司）报备，要求上述三家生产商不得再向其他公司授权，这实质上形成了“授权书独家垄断”，其他潜在投标人根本无法获得授权书原件，从而被排除在投标门槛之外。

司法认定要点： 该场景的核心问题是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排除竞争、限制公平。法院查明，范*等人是为了“确保范某等三人顺利中标，获取非法利益”而有针对性地设置上述条件——由此认定其主观故意成立。辩护中常见的“按照规定程序操作”“专业判断范围”等抗辩事由在此类证据面前难以成立。

场景三：支持或纵容供应商围标、串标、陪标

行为特征： 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明知供应商之间相互串通、围标陪标，故意不制止、不纠正，甚至提供帮助或配合，使围标串标行为得以顺利完成。

范*案的具体表现： 范某、杜某、卢某三个供应商为了达到中标目的，相互利用各自的关联公司进行陪标，以满足“招标需三家以上公司”的形式要求。范及吴明知范某等人围标、陪标，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采取默许方式同意违规操作。更为恶劣的是，范在吴办公室提出“按区域划分”的想法，直接促成了三家供应商瓜分湖北特教项目市场的垄断协议。

司法认定要点： 此处涉及一个关键辩护点——不作为是否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答案是肯定的。当行为人具有法定职责和现实能力去制止违法行为而未制止时，其不作为同样构成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范作为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其职责包括“监督合同执行”“组织实施部门集中采购”，明知围标串标而不作为，即为滥用职权。法院明确认定“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因“并非唯一原因和必然原因”而免除责任。

场景四：放任或纵容供应商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行为特征： 在合同履行阶段，明知供应商中标后以次充好、提供假冒伪劣产品或不合格产品，不依法予以查处、责令整改或解除合同，而是放任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

范*案的具体表现： 范某、卢某为获取更大利润，在向黄冈、应城、郧县等15所特校供货时，采用无产品标识、无生产许可证的价值116万余元的产品，假冒招标文件规定的常州建本公司产品进行安装。范*等人在此过程中未履行监管职责，致使上述假冒伪劣产品顺利进入特教项目市场，国家为此支付了116万余元采购款，构成直接经济损失。

司法认定要点： 该场景下的关键辩护点是如何计算经济损失。范*的辩护人提出“涉案产品虽然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但仍然有使用价值，按供货金额认定损失依据不足”。法院驳回了这一辩护意见，认为“政府为假冒伪劣产品支付的采购款即是国家专项资金的人为损失”，不需要额外进行价值评估或损失鉴定，因为公共资源的支付本身即构成损失——买家没有获得对价相符的合格产品。

场景五：在项目验收和资金结算环节严重不负责任，致使不合格项目被验收、不合格货款被支付

行为特征： 在政府采购项目履行完毕后，负责项目验收或资金支付审核的工作人员，明知或应当发现供应商交付的产品不合格、验收资料不真实，仍然办理验收合格手续或结算支付手续，导致国家财政资金流失。

范*案的具体表现： 在均衡项目中，刘某借浙江先锋公司名义中标，实则供应、安装自己公司生产的板材厚度不达标、甲醛释放量超标的不合格产品。范在巡查中发现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后，虽然对刘某作出口头处罚决定，但该罚款最终未落实。当刘某凭虚构的验收合格证明办理结算时，范在明知产品不合格、验收证明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仍然为其办理了结算支付手续，致使国家为不合格产品支付了375万余元采购款。

司法认定要点： 此场景与“滥用职权”的界限有时容易混淆，实践中司法机关更倾向于以“玩忽职守罪”论处。范*案中法院将刘某一案中的行为定性为玩忽职守罪，理由是其行为更多表现为“严重不负责任”而非积极利用职权违规操作。但无论定何罪，关键都在于两点：其一，行为人是否对“验收合格证明不真实”具有明知或应当预见；其二，行为人的失职行为与损失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也正是辩护律师最为关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场景六：将采购信息提前泄露给特定供应商，为其中标提供便利

行为特征： 在采购项目启动前或招标过程中，将尚未公开的采购计划、标底、评标标准、供应商报名情况等信息泄露给特定关系人，使其提前准备投标材料或调整策略，从而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

范*案中的关联情节： 虽然该情节并非范滥用职权罪的直接案发来源，但在受贿部分中，武汉万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丁的证言明确提及，其为了感谢范在第一批薄改项目中“提前向其透露招标信息，使其公司能够顺利中标”，而在范*办公室送给其2000元现金。这一情节清楚地展示了信息泄露与受贿之间的关联性——主动泄露信息是权力变现的重要方式之一。

实务提示： 这一场景在所有公共资源交易腐败案件中均有出现。由于现代信息网络留痕的普及，泄露信息的证据大多可以通过通讯记录、邮件往来、社交软件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予以恢复和固定。涉案人员往往在前期不以为意，直到电子数据被恢复后才追悔莫及。

三、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律适用精解

（一）主体要件：何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犯罪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了纯粹的国家机关公务员外，还包括以下三类常见主体：

1. 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例如，各级政府采购中心的工作人员。
2. 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 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范案中，范所在的省教育技术装备处系财政全额预算拨款的事业法人，由省教育厅直属管理，且经省人事厅、财政厅批准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工资改革。范*作为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依法行使政府采购的组织管理职责，属于“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

实务拓展： 实践中，各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中心、国有企业的招标采购部门等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否属于滥用职权罪的主体，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核心标准是“是否从事公务”，而非“所在单位的性质”。

（二）行为要件：何为“滥用职权”？

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通常包括以下三种行为形态：

| 行为形态 | 具体表现 | 范*案对应事实 | |---------|---------|--------------| | 超越职权 | 行为人超越法定职权范围，擅自决定无权决定的事项 | 擅自改变法定采购方式，未履行政府采购审批手续 | | 玩弄职权 | 行为人以权谋私，将公权力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 为特定供应商“量身定制”投标条件，从中收受贿赂 | | 不正确履行职责 | 行为人在职权范围内，故意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 | 明知围标陪标而不制止、明知假冒伪劣产品而放任其进入市场 |

（三）结果要件：何为“重大损失”？

根据2013年1月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 滥用职权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一般标准为：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
• 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为：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

范案中，法院认定范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共计397万余元，已经远超“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150万元），故对其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争议焦点分析： 损失的计算方式是该类案件的核心争议。辩护律师往往会从以下几个角度提出质疑：

1. “增加采购成本”是否等于“经济损失”？ 范*案的辩护人曾提出，供应商中标价减去进货价的差价中包含企业的正常利润和经营成本，不应全部认定为损失。但法院明确指出“中间供货商的正常利润、经营成本仅与该企业的自身盈亏相关，与政府多支付的采购成本无关”，差价即为损失。

2. “伪劣产品”是否应当折价计算损失？ 辩护人提出虽然产品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但仍然具有使用价值，不应当按照供货金额认定损失。法院认为“政府为假冒伪劣产品支付的采购款即是国家专项资金的人为损失”，无需折价。

3. 是否应当扣除“已追回”“已退赔”部分？ 如果案发后国有资产已部分追回，损失金额是否相应扣减？这是辩护律师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追缴时间节点和关联关系进行判断。

（四）因果关系：如何判断“渎职行为”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关联？

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与“重大损失”的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此处的因果关系认定并非要求滥用职权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唯一原因，只要滥用职权行为是损失发生的重要原因或必要条件之一即可。

范案中，辩护人主张“范的行为并不是造成损失的唯一原因和必然原因”，试图以此切断因果关系。法院的回应非常明确：范与吴等人的滥用职权行为“直接造成湖北省特教项目市场被三家供应商垄断”，不仅致使政府采购成本增加，国家利益严重受损，还导致假冒伪劣产品进入项目学校。二人滥用职权的行为是造成上述损失的必要条件。因此，因果关系的判断关键在于行为是否实质上、直接地推动了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不在于是否存在其他介入因素。

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滥用职权案件辩护要点与风险防范

（一）常见的辩护方向

在办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滥用职权案件时，辩护律师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寻找辩点：

1. 主体身份之辩：行为人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属于“从事公务”？是否属于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人员？如果主体不适格，则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2. 行为性质之辩：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职权”？是否存在合法授权或上级指令？如果行为属于正常的业务判断范围，不涉及违规操作，则不构成犯罪。

3. 因果关系之辩：滥用职权行为与损失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独立的介入因素？如果损失主要是由市场风险、第三人行为或其他客观原因造成的，则不能归责于行为人。

4. 损失计算之辩：涉案金额的认定是否准确？是否有重复计算、扩大计算？是否应当扣除合理成本？鉴定意见是否合法有效？

5. 责任划分之辩：在多主体参与决策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责任大小如何界定？是否存在被上级“指挥”“强制”的情形？是否应当认定为从犯？

6. 主观故意之辩：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定，仍然故意实施。如果行为人因过失而未能正确履行职责，则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而非滥用职权罪——两罪的法定刑虽然相同，但定性之争往往关系到其他量刑情节的认定。

（二）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从业人员的合规建议

结合范*案的教训，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从业人员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合规底线：

1. 采购方式变更必须履行审批程序：任何采购方式的变更（如公开招标改为询价、单一来源等），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内部管理制度履行审批程序，书面留痕，不得以“口头汇报”“领导默许”等方式绕过审批。

2. 招标文件编制不得设置倾向性条款：招标文件中的资格条件、技术参数、评分标准应当以“满足项目实际需要”为原则，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特别是“授权书”“案例业绩”“特定检测报告”等要求，往往是滋生腐败的高风险点。

3. 发现围标串标必须依法处理：在开标、评标过程中发现投标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投标文件异常一致等围标串标情形的，应当如实记录并及时报告，不得视而不见。4. 验收和结算必须独立公正：政府采购项目的验收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防止“验收走过场”。结算必须以真实的验收合格证明为前提，不得在明知产品不合格的情况下办理结算支付。

4. 严禁收受供应商任何财物：范案中，收受的金额从2000元到18万元不等，形式上包括现金、购物卡、“底子钱”（打牌时故意给的好处）等。不论金额大小、形式如何，只要与职务行为存在对价关系，都可能构成受贿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范案的受贿事实中，大量收受贿赂的时间节点发生在春节、中秋节前后，该时间节点往往被认定是利用“人情往来”之名行贿赂之实，实践中难以逃脱法律责任。

5. 不得泄露招标信息：在招标公告发布之前，不得向任何供应商透露项目信息、采购计划、技术参数要求等涉密信息。

五、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滥用职权刑事案件办案流程指引

对于涉嫌滥用职权罪当事人的家属或单位而言，了解刑事案件的基本流程，有助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

（一）立案侦查阶段

滥用职权犯罪案件一般由监察委员会或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实践中，多数案件系由监察委员会先行留置调查，调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再向法院提起公诉。

关键节点提示： 当事人在被监察机关留置调查期间，律师无法会见，家属应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及时委托律师。案件移送检察院后，律师方可依法开展会见、阅卷等工作。

（二）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院对监察委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依法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在此期间，律师可以查阅全部案卷材料，提出不起诉或退回补充调查的法律意见。辩护律师在此阶段具有较大的辩护空间：如果证据不足或事实不清，可以争取不起诉决定；如果涉案金额认定有误，也可以在此阶段提出异议，促使检察机关在起诉时予以纠正。

（三）审判阶段

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对于滥用职权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就以下事项进行法庭辩论：一是案件定性（有罪还是无罪、此罪还是彼罪）；二是损失金额的认定；三是量刑情节（自首、立功、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四是刑事政策的把握（宽严相济、罪责刑相适应等）。

特别提示： 范案中，范具有“如实供述受贿犯罪的行为以自首论”的从宽情节，对其受贿罪依法减轻处罚；对其犯滥用职权罪，依法从轻处罚。这说明到案后的态度和供述对于量刑结果影响极大。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如实供述不仅无法改变定罪的结果，还可能失去自首、坦白等法定从宽处罚的机会。在承办案件时，律师应当根据证据情况如实向当事人进行风险告知，帮助其理性决策。

六、该类案件中当事人最关心的12个核心问题

综合长期辩护实践，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涉嫌滥用职权罪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最为关注以下痛点问题：

1. 亲属被带走后，家属该做什么？

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介入。在监察委留置期间家属无法会见，但律师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了解基本情况、提交法律意见。切勿轻信“关系”可以“捞人”，以免遭受二次诈骗、延误辩护时机。

2. 什么情况下能取保候审？留置后还能取保吗？

滥用职权罪属于渎职犯罪，实践中取保候审的难度相对较大。在检察环节或审判阶段，如果涉案金额不大、认罪态度好、社会危险性低，仍有机会争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但最终是否批准，由办案机关根据具体案情综合判断。

3. “领导拍板的”能不能免责？

很多涉案人员以“领导决定的”“这是上级指示”作为抗辩理由。从范案可以看出，执行上级决定并不能当然免除责任。法院强调，范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有独立判断的职责和能力、是否明知上级决定违法仍然执行、是否从中获取了个人利益。如果上级违法决定，行为人明知而执行，不仅不能免责，反而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4. 什么情况下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当行为人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作出决定，且该决定符合基本的程序要求，即使事后证明该决定存在瑕疵，也不应认定为滥用职权。例如，在正常的市场判断中存在一定失误，未违反法定程序，作出了正常的业务选择，一般不应认定为犯罪。

5. 经济损失数额如何认定？能否通过退赔减少？

经济损失的认定以审计报告、鉴定意见等为依据。退赔赃款是量刑中的酌定从轻情节，但并不能直接抵扣“经济损失” 。范案中，范退缴了全部受贿赃款，但不影响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造成的损失认定。损失数额与退赔是两回事：损失是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退赔是悔罪态度的体现。

6. “收回扣”是不是一定构成受贿罪？

不一定。是否构成受贿罪取决于：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具有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正常的人情往来扣除合理数额后，余额较小的可能不构成犯罪。但实践中，收受现金和购物卡达到一定金额，又发生在职务行为前后的，很容易被认定为受贿。范*案中收受的金额从2000元到18万元不等，均被认定为受贿。

7. 被指控滥用职权的同时又被指控受贿，怎么办？

实践中滥用职权与受贿往往交织在一起，司法机关一般会数罪并罚。辩护策略通常是：如果受贿罪难以推翻，则重点在滥用职权罪的因果关系和损失认定上寻找辩点，争取滥用职权罪不成立或降低损失金额，从而减轻总体刑期。

8. 自首和坦白的区别是什么？哪个作用更大？

自首是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法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坦白是到案后如实供述，法定可以从轻处罚。自首的量刑优惠力度明显大于坦白。范案中，范主动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被认定为自首，对其受贿罪减轻处罚；而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罪行系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只构成坦白，依法从轻处罚。可见，到案后的“第一次供述”极为关键。

9. 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有什么区别？

两者规定在刑法第397条的同一款中，法定刑完全相同，但在主观要件上有所区别：滥用职权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明知违反规定仍然实施）；玩忽职守罪在主观上表现为过失（应当预见严重后果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司法实践中，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明知故犯”还是“严重不负责任”。范*案中，对于其积极策划、推动垄断的行为定性为滥用职权罪，对于其在验收结算环节的失职行为定性为玩忽职守罪，充分体现了这一界限。律师在辩护时需要仔细分析行为的心理状态，若公诉机关定性错误，也可就此提出辩护意见。

10. 一审判决后上诉有用吗？

实践中二审改判率整体不高，但并非没有机会。关键在于是否能提出新的事实、新的证据或新的法律适用意见。如果一审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或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上诉仍有改判可能。范*案即是二审维持原判的典型。

11. 判决后能否假释或减刑？

如果最终被判处实刑，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认真悔罪的，可以依法获得减刑或假释。滥用职权罪不属于限制减刑的罪名。范*案中数罪并罚的执行刑期为九年，实践中若确有悔罪表现，依然有假释或减刑的机会。

12. 对个人和子女有哪些影响？

滥用职权罪系故意犯罪，一旦定罪，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职业生涯、退休待遇，还可能在子女报考公务员、参军、报考军警类院校等政审环节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于此类案件，当事人应当认真对待，尽早寻求专业律师的法律帮助，从事实和证据层面尽可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七、结语

范案是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滥用职权犯罪的典型样本。它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规律：当制度约束让位于“灵活变通”，当廉洁底线让位于利益输送，权力运行轨道上的每一个“转弯”都可能成为通往犯罪深渊的分岔路。从擅自改变采购方式、量身定制投标条件、放任围标陪标、纵容假冒伪劣产品，到收受几十万元贿赂，范一步步从“采购专家”沦为“阶下囚”。对于身处公共资源交易关键岗位的从业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司法案例，更是一面照见职业风险与人生边界的镜子。

对刑事辩护律师而言，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滥用职权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复杂多元——既有主体身份的界定，又有行为样态的区分；既有损失计算的博弈，又有因果关系的判断；既有程序正义的审查，又有实体公正的权衡。唯有深入研究每一类案发场景的行为特征与司法认定标准，方能在辩护中为当事人提供最精准有效的法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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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公共资源交易滥用职权罪常见法律咨询问答

1. 问：我丈夫是某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因在招标项目中涉嫌滥用职权罪被检察院带走，家属现在可以做什么？ 答：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辩律师介入，律师可以在移送审查起诉后立即开展会见和阅卷工作，了解具体案情并制定辩护策略。切勿相信所谓“关系运作”，以免被骗。

2. 问：滥用职权罪一般判多少年？ 答：根据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基本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公共资源交易中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即属“情节特别严重”。

3. 问：武汉地区的政府采购项目中，如果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操作，代理机构负责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 答：如果代理机构负责人系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人员，且明知违法仍实施，则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果不符合主体要件，则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其他犯罪。

4. 问：我父亲在宜昌市某事业单位负责采购工作，因在项目中“照顾”一家供应商被指控滥用职权。他自己没有收钱，只是觉得那家供应商产品质量不错，会不会构成犯罪？ 答：是否构成犯罪需要看是否有违反法定程序、是否造成重大损失等具体情节。如果仅是正常的自由裁量行为，一般不构成犯罪。但如果存在设置排他性条款、帮助围标串标等行为，即使未收钱也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5. 问：被指控滥用职权罪，如果主动退赃退赔，能不能不起诉？ 答：退赃是重要的从轻情节，但滥用职权罪的损失是国家财产损失，退赔难度大。实践中，除非犯罪情节轻微、损失数额不大且已全部挽回，否则一般难以不起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院可能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

6. 问：襄阳市某学校的设备采购项目，教育局负责采购的人因招标文件设置不合理被追责，哪些情况下属于“滥用职权”而非“工作失误”？ 答：关键在于是否为特定人谋取利益、是否违反明确的法律规定、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如果主观上明知违法仍实施，属于滥用职权；如果仅因业务水平不足或疏忽大意造成失误，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或一般违纪。

7. 问：黄石市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在评标中帮助特定供应商打高分，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 答：如果评审专家系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故意违规评分并造成重大损失，可以构成滥用职权罪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实践中也有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认定的情况。

8. 问：荆州市某国企采购负责人和供应商吃饭时聊天透露了采购计划，后来这家供应商中标了，这算不算滥用职权？ 答：仅透露信息本身不一定构成滥用职权罪，但如果因此导致供应商提前准备、排斥了其他竞争者，造成采购成本增加，则可能涉嫌泄露内幕信息、滥用职权等罪名，需要结合具体证据综合判断。

9. 问：我弟弟在孝感市某单位负责工程招标，因为上级要求“加快进度”就简化了程序，现在被追责，他想起诉上级领导，可以吗？ 答：上级指令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但可以作为认定责任划分的重要依据。如果上级领导明确授意或强迫下属违法操作，上级领导同样应承担责任。建议在辩护中如实供述上级指令情况，争取责任上的合理划分。

10. 问：涉嫌滥用职权罪，检察院建议量刑三年，认罪认罚的话能不能判缓刑？ 答：滥用职权罪可以适用缓刑，前提是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等。认罪认罚和退赃退赔有助于争取缓刑，但渎职犯罪案件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比例较低，尤其是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

11. 问：十堰市某局工作人员在项目验收中收了供应商的好处费，在质检不合格的情况下签字通过，应该定什么罪？ 答：这种情况同时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应当数罪并罚。收受好处费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明知不合格而签字通过则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果仅因疏忽大意未发现不合格，则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12. 问：鄂州市某采购项目因投标人不足三家而流标，采购人改为竞争性谈判，是否违反程序？ 答：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公开招标流标后可以依法采用竞争性谈判等方式采购，但需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如果未经审批擅自变更采购方式，且为特定供应商提供便利，则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13. 问：恩施州的某扶贫项目设备采购中，采购人员照顾本地企业，设置了“本地企业优先”条款，是否违法？ 答：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本地企业优先”条款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若因此造成国家损失，可能涉嫌滥用职权罪。

14. 问：随州市某学校项目招标中，有供应商围标，采购人员知情后没有举报而是继续推进，会有什么后果？ 答：明知围标串标而不制止，属于滥用职权的不作为形式，若造成损失，可构成滥用职权罪。范*案即是典型的“明知围标陪标而不予制止”被追究刑责的案例。

15. 问：招标代理机构编制的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指向特定品牌，采购人未审查就发布了，采购人是否承担责任？ 答：采购人是招标文件的主体，对文件内容负有审查义务。如果采购人因疏忽未发现其中的倾向性条款并发布，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如果明知有倾向性条款仍然发布，则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16. 问：涉嫌滥用职权被监委留置后，一般多长时间会移送检察院？ 答：根据《监察法》规定，留置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超过三个月。留置期满后，监委应当作出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或其他处理决定。

17. 问：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一般多久能到审判阶段？ 答：取决于案件复杂程度、证据数量、是否认罪认罚等因素。一般简单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后约三至六个月可到一审开庭；复杂案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

18. 问：公司被认定在政府采购项目中围标串标，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我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答：如果法定代表人知情并参与决策、实施围标串标行为，涉嫌串通投标罪，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如果与采购方工作人员共谋，还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

19. 问：单位采购部门负责人被指控滥用职权，但其所有行为都是经领导班子集体决定的，能否免除个人责任？ 答：集体决定不等于免责。根据“集体研究”形式的渎职犯罪处理规则，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个人违反规定行使职权，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发生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可以根据其知情程度、参与程度和所起的作用，依法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责任大小。

20. 问：咸宁市的工程项目中，业主代表和评标专家串通影响评标结果，应如何定罪？ 答：这种行为可能同时涉及串通投标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等多个罪名。最终定罪取决于具体行为表现和造成的后果，法院会按照择一重罪或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

21. 问：滥用职权案件中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可以质疑吗？ 答：可以。辩护律师可以从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人的资格、鉴定程序、鉴定依据、计算方法等方面提出质证意见。如果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可以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

22. 问：我父亲涉嫌滥用职权案已进入二审，二审改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答：司法实践中刑事二审改判率大约在10%-15%左右。如果一审确有事实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上诉。建议委托有丰富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全面梳理一审中存在的问题。

23. 问：政府采购项目验收中以“样品与批量产品出入不大”为由通过了验收，是否可能被追责？ 答：如果验收人员明知产品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以“出入不大”等理由通过验收，属于故意不履行职责，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范案中，刘某以浙江先锋公司名义供货的产品板材厚度不达标，范等人仍然办理了结算手续，最终被认定构成玩忽职守罪。

24. 问：被指控滥用职权罪后，聘请律师的最佳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 答：越早越好。最理想的是在被监委留置阶段或监察调查结束后第一时间委托律师介入。早委托律师可以帮助当事人明确法律底线、做好心理建设，并在案件进入检察环节后第一时间开展阅卷和辩护工作。

25. 问：湖北省内的政府采购项目中，如果中标供应商是亲属成立的公司，是否一定构成犯罪？ 答：如果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该亲属公司谋取中标机会，则涉嫌滥用职权罪；如果收受了亲属公司的财物，则还可能构成受贿罪。即使未收受财物，明知存在利害关系而不回避、不报告，违规操作造成损失的，同样可能被追责。

26. 问：家里有公职人员因政府采购项目被调查，家属应该注意什么？ 答：做好心理准备，配合调查，不要试图转移或销毁证据，不要干扰证人作证，不要进行串供。同时尽快委托专业律师，不要轻信“关系”；保存好与本案无关的个人合法财产证明（以备财产来源说明需要），并关注案件进展。

27. 问：涉嫌滥用职权罪，同时又涉嫌受贿罪，检察院建议数罪并罚十年以上，是否可以争取降低？ 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辩点：一是受贿金额是否准确，是否有正常人情往来或借款应当扣除；二是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计算是否准确，是否存在重复计算；三是是否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退赃等从宽情节；四是在共同犯罪中是否系从犯。建议由资深律师全面评估后有针对性地制定辩护策略。

28. 问：黄冈市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因在扶贫项目采购中操作不规范被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如何应对谈话？ 答：实事求是回答，不编造、不隐瞒、不推卸。如实陈述事实经过，正确认识问题性质，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对于不确定的问题不要胡乱猜测，避免因慌乱而做出不实陈述。

29. 问：滥用职权罪的追诉时效是多久？ 答：根据刑法第87条，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十年。滥用职权罪第一档法定刑为三年以下，追诉时效五年；情节严重的第二档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追诉时效十年。

30. 问：团风县某镇政府在设备采购中，镇长直接指定供应商并签订了合同，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 答：如果采购金额较大且未依法履行政府采购程序，属于超越职权或玩弄职权的行为，若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可构成滥用职权罪。镇长的行为同时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和相关财政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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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厦，湖北金必来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