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政审批领域滥用职权罪案发场景全汇总与法律分析

行政审批是国家公权力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渎职犯罪的高发领域。对于手握审批权的公职人员而言，一次看似“灵活变通”的审批行为，背后却可能隐藏着刑事风险。本文结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刑终字第420号刑事裁定书——即曾在社保审批领域引起高度关注的郫县人社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案，深度剖析行政审批领域渎职罪的案发场景、追诉逻辑与辩护要点，为公职人员划定法律红线，为涉案人员提供镜鉴。

一、案件回顾：一份“放水”审批背后的刑事责任链条

四川郫县（现为成都郫都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许可科原科长吴禄、工作人员陈果，在办理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的过程中，长期与中介人员陈某某存在请吃、打牌等利益交往。在明知申报材料存在年龄篡改、工种造假等明显问题的情况下，仍予以审批通过，造成国家社保基金重大损失。

判决书显示，吴禄任职期间，明知陈某某提供的原598厂职工黄的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申报材料不符合规定，仍为其办理提前退休，截至2013年4月，造成国家社保资金损失人民币59166.26元。此后，吴禄又与陈果共同为贾等17人违规办理提前退休，造成损失966171.99元。陈果在2011年6月至2012年7月间，单独为汤等3人违规办理，造成损失74794.64元。期间，吴禄收受好处费34000元，陈*果收受11000元。

最终，吴禄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获刑二年八个月；陈果获刑一年二个月。这一案件的典型性在于：它完整展示了行政审批领域中，从吃请打牌到行为放水，再到国家损失、追究刑事责任的全链条过程。

二、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与行政审批领域的法律适用

（一）主体要件：谁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判决书明确了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践中，不仅限于公务员序列人员，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可以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

本案中，吴禄系国家机关公务员，陈果系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法院明确指出其“系国家机关的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同样符合滥用职权罪主体要件。这一认定路径对广大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警示意义尤为突出——即使没有行政编制，只要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滥用职权，同样可能面临刑事追诉。

（二）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的行为表现形式多样，在行政审批领域，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包括：违反规定程序审批、明知材料虚假仍予以通过、超越权限进行审批、放弃审查职责导致违规行为得逞。

本案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个关键细节：

其一，初审人员可以发现问题但选择视而不见。陈*果的供述证实，其在初审陈某某提供的特殊工种手续时发现过问题，主要是“纸张太新，表格和以前办理过的一样，档案记载的原始年龄和身份证上的差距太大”。作为具有专业审查能力的工作人员，其已经发现明显异常，却因受人请托和利益输送而放松了审查标准。

其二，上级授意不能成为下级免责的挡箭牌。陈果在上诉中辩解称“已向吴成禄汇报，并按吴成禄要求继续办理”，试图以此主张自己没有审批权、主观上缺乏滥用职权的故意。但二审法院明确指出，陈果与吴*禄多次接受陈某某的请吃和娱乐安排，在办理相关人员的提前退休手续时，在审查报送的申报材料中已发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下，放松审核监督，继续办理，主观上有滥用职权的故意。这一认定逻辑意味着：即使没有最终审批权，初审环节的工作人员只要明知材料异常而放任通过，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

（三）结果要件：经济损失的计算与认定

滥用职权罪要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本案中的损失计算方式具有参考意义——以国家社保基金实际支出的退休金数额为计算基准。

判决书显示，检察机关以“从办理退休至2013年4月期间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来计算损失金额。这一计算方法的合理性在于：这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本不应领取养老金，社保基金因此支付的全部金额均应视为损失后果。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包括损失评估的时间节点、因果关系中断的抗辩以及损失数额鉴定意见的审查。辩护律师在实战中经常需要通过梳理社保发放记录、重新委托审计鉴定等途径，对损失数额提出异议。

（四）徇私舞弊情节：法定加重事由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滥用职权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吴禄和陈果收受好处费的行为，恰恰是“徇私舞弊”情节的直接证据，检察机关据此适用了加重法定刑档次。

三、行政审批领域渎职犯罪的五大典型场景

结合司法实践，行政审批领域滥用职权罪主要出现在以下几类场景中：

场景一：社保审批领域的“人情审批”与“利益审批”

这是最典型的案发场景，表现为审批人员与中介人员、申请人之间存在吃请送礼、打牌娱乐等灰色交往，进而在审批时放松标准。特征往往包括：长期利益输送、双方形成默契、明知材料有假而签字放行、多次反复作案。本案即属于此类——吴禄和陈果长期接受陈某某的请吃和打牌安排，陈某某还给他们发“底分钱”。吴*禄更是直言：“由于给了好处费，陈某某提交的特殊工种材料有问题，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场景的案发方式多种多样——可能是中介人员到案后供述、可能是审计部门发现异常数据线索移送、也可能是退休人员实际年龄与档案年龄不符被举报发现。

场景二：环保审批领域的“放水验收”

环保领域的审批和验收是渎职犯罪的高发区。审批人员在对企业排污许可、环评报告进行审查时，明知企业环保设施不达标、检测数据造假，仍予以审批通过，或者在竣工验收环节明知不合格仍出具合格意见，导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或环境损害后果扩大。

此类案件中，审查难点往往在于专业判断与职务行为的交织——审批人员可能辩解自己的决定是基于专业判断而非滥用职权，因此环保领域渎职案件的办理高度依赖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和专业鉴定报告。

场景三：工程建设审批领域的“违规许可”

建设工程领域的规划许可、施工许可、验收备案等审批环节，行政审批人员如果明知项目未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不符合强制性标准，仍违规出具许可文件，一旦工程发生安全事故或者质量事故，审批人员即面临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追诉风险。

此类案件的痛点在于多个审批环节的责任切割问题——工程项目往往经过多个部门的层层审批，如何确定某一环节的审批人员对最终损失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是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

场景四：市场监管审批领域的“放宽准入”

行政审批人员在市场准入类审批中，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市场主体予以登记注册。例如，在食品经营许可、药品经营许可、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等审批中，明知申请人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仍予以许可，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审批人员将被追究滥用职权刑事责任。

该场景中常见的问题是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与审批人员的失职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辩护律师往往需要重点论证：审批环节的失职行为是否实质性提高了事故发生的概率，还是属于偶然因素的介入中断了因果关系。

场景五：国土规划领域的“违规批地”

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的审批权限行使，是滥用职权罪的高发地带。审批人员在建设用地审批、土地使用权出让等环节，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违规批准用地，导致耕地被破坏、规划被突破、土地出让金流失，造成重大损失。

此类案件的特点是损失金额往往特别巨大、社会影响广泛，通常涉及多位审批人员的前后接力行为，在共同犯罪的认定和责任划分上需要仔细辨析每个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参与程度。

四、涉事人员的刑事追诉与其辩解的逻辑困境

本案判决书呈现了这类案件中极为典型的三个争议焦点，对任何涉嫌同类犯罪的公职人员都具有参考价值。

焦点一：“没有审批权”是否能免除责任？

陈*果声称“自己没审批权，只是形式审查”。这是行政审批领域渎职案件中最常见的辩解理由。初审人员往往认为，最终审批权不在自己手上，自己不过是在流程中做了初步性工作。

但司法实践的回答很明确：只要你在职权范围内负有审查职责，并且实际参与了违规审批的行为，即便没有最终审批权，依然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或单独犯罪。本案中陈*果负责初审，其在初审中发现问题后没有严格把关、而是放任通过，这本身就是在滥用自己“初步审查”的职权。初审权也是权，有权就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这一裁判规则对窗口单位、初审环节工作人员的影响是深远的。

焦点二：“领导让办的”是否能成为免责理由？

陈果在上诉中声称自己“受蒙蔽，不明知吴禄收受贿赂”。这一辩解同时涉及事实认定和规范性评价两个层面。

在法律层面，不知情不等于无责任。关键在于你知情的内容是什么——陈*果作为一名从事特殊工种审批的专业人员，明知申报材料存在“档案年龄与身份证差距太大”“纸张太新”这些明显反常的情况，却未按规定进行实质审查，这就已经存在放任的故意。在规范性评价层面，“上级指示”从来不是豁免刑事责任的理由，除非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免责事由（如与明显违法的命令有关的抗拒可能性问题），但即使司法实践在极个别情况下考虑此因素，也仅限于量刑层面。

焦点三：“不是主犯，是从犯”的认定边界

本案中，检察机关曾抗诉认为主从犯划分不当，认为吴禄和陈果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相当。但法院维持了“吴禄是主犯、陈果是从犯”的认定。法院的理由是：“二人无论从职务大小、职权范围及所起作用方面均有明显区别”。

这一认定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行政体系内，职务层级和审批权限的差异，会直接转化为刑法上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差异。对于有最终审批权的科处室负责人而言，在滥用职权共同犯罪中被认定为主犯的风险远高于一般工作人员；而对于具体经办人员而言，虽然可能被认定为从犯而从轻处罚，但前科记录和附随后果仍然是其不可承受之重。

五、行政审批渎职案件的刑事辩护要点

如果公职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罪被监委留置、纪委调查或者检察院立案侦查，家属和当事人最应当关注的辩护要点包括：

（一）审查损失数额的计算方式和因果关系

滥用职权罪是结果犯，没有重大损失就不构成犯罪。因此，辩护律师的首要工作是对损失数额的计算范围、计算基准日、计算方式进行严格审查。例如，本案中以“2013年4月”作为损失计算的截止时点，但社保基金的发放是一个持续过程，以哪个时点作为计算基准直接影响损失金额的大小，并可能影响情节严重与否的认定。辩护律师还需要重点分析：在材料造假的情况下，经办人员是否真的具有“实质审查”的职责和条件？如果相关规定只是要求形式审查，那么能否将造假的后果全部归咎于审查人员，就存在讨论的空间。

（二）围绕主观故意展开证据审查

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放任的间接故意。这区别于玩忽职守罪所要求的“过失”。在司法实践中，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界分往往是辩护空间最大的地方。

如果行为人只是因疏忽、业务不精、过于信任同事等原因没有发现材料中的问题，那更可能属于玩忽职守的范畴，两者在立案标准和法定刑上都有所不同。因此，辩护律师在阅卷时会特别关注：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是否出现过“觉得有疑点”“听说过材料有问题”“大概知道”等表述，这些都可能被用来证明主观故意的存在。

（三）审查涉案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身份问题，将直接决定罪与非罪。对于事业单位人员、合同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行业协会人员等，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实务中，部分涉案人员的身份材料不全、任命文件缺失，或者管理权限模糊，均可能成为辩护突破口。 同时，如果行为人虽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从事的是非行政管理事务，则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求。

（四）重视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

本案中，吴禄和陈果在案发后主动退出受贿款项，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最终都获得了从轻处罚。这一裁判结果说明：在渎职犯罪案件中，退赃退赔是影响量刑的直接变量。实践中，如果在监委调查期间即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问题线索，或者在到案后第一时间积极配合，如实供述全部行为并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往往可以在量刑建议和最终裁判时获得显著从宽。此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渎职案件中的适用也极为普遍——一旦同意适用，量刑协商的空间会明显扩大。

六、给行政审批人员的风险防范提示

穿行于“合法履职”与“滥用职权”之间，行政审批人员需要建立清晰的行为边界。以下风险防范要点，值得每一位行使审批权的公职人员牢记：

1. 审批权不是“个人恩惠”

在行政审批过程中，任何“变通”“帮忙”“通融”都可能在未来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审批权的本质是法律授权，不是个人资源。对于说情打招呼者，最安全的回应是“按规定办”。

2. 对中介人员保持警惕

本案中的陈某某是原598厂人力资源部处长，熟悉政策、频繁出入人社局、与工作人员称兄道弟。这种“业务掮客”往往就是从“人情往来”开始，一步步将审批人员拖下水。长期请客吃饭、打牌娱乐发放“底分钱”、节假日送礼等行为，实质是利益输送的引子而非单纯的人情往来。

3. 宁做“较真”的审查者，不做“放手”的老好人

在审批过程中发现异常、存在疑问时，务必将材料退回补充，或通过书面方式向领导报告并留存记录。严谨负责的态度，既是尽职履责的体现，也是保护自己的防火墙。 反之，对疑点视而不见、签上了自己也觉得不托底的名字，才是将自己推向刑事风险的边缘。

4. 被监察调查时，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律师介入

监委留置程序具有封闭性特点，家属往往无法了解案件进展和涉案人员情况。此时，第一时间聘请有职务犯罪辩护经验的专业律师介入，通过法定程序了解罪名和涉案金额，提供应对策略和法律意见，尤为重要。 作为家属，切忌病急乱投医，轻信“关系”承诺，以免浪费了宝贵的辩护时机。

结语

郫县社保案的价值，不仅在于让我们看到两名审批人员因“放水”而获刑的法律后果，更在于它揭示了一条完整的刑事归责逻辑：行政审批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签字，每一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可能成为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

手握审批权者，必守法律底线。当签字笔落下的那一刻，不妨想一想：这个审批，是否经得起档案检查、审计监督和刑事审判的三重检验？因为每一份审批文件背后，不仅承载着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也承载着审批者本人的自由与人生。

对于已经涉案的公职人员及其家属，面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或检察机关的侦查，保持冷静、理性应对，尽快寻求专业刑事辩护律师的帮助，是最大程度维护合法权益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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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领域滥用职权罪常见咨询问答

问：行政审批人员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是多少？ 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规定，滥用职权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立案标准一般包括：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重伤3人以上，或轻伤9人以上，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四川成都的郫县法院在审理社保审批类滥用职权案时，即以实际造成的国家社保资金损失数额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

问：我是事业单位的合同制工作人员，在行政审批中行使审批权，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吗？ 答：可以。滥用职权罪的主体不限于公务员编制人员。根据立法解释，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也对事业单位从事公务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予以了追诉。

问：审批过程中领导明确指示要求办理，我只是执行领导指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答：不能以“执行领导指示”作为免责事由。如果明知审批事项不符合法定条件仍然办理，仍然可能承担滥用职权罪的刑事责任。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执行上级指令的情况可以作为从轻情节考虑，职务较低、权限较小的人员可能被认定为从犯，获取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

问：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有什么区别？两者哪个更严重？ 答：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主观过错形式不同。滥用职权罪是故意犯罪，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国家管理秩序而希望或放任结果发生；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犯罪，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通常情况下，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重于玩忽职守罪。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审批案件中，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是否查明行为人“明知”并“故意”违背职责的事实。

问：我们在办理社保审批类滥用职权案件中，损失金额的计算方式经常成为争议焦点，实践中如何认定社保基金损失数额？ 答：社保基金损失数额一般以社保机构实际向不符合条件人员支付的养老金总额计算，计算基准日至案发或者审计截止日。辩护律师在具体操作中通常通过调取养老金发放记录、委托独立审计等方式对侦查机关认定的数额进行复核，并就计算基准日的合理性与公诉机关展开辩论。

问：检察机关指控我涉嫌滥用职权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家属可以申请取保候审吗？ 答：渎职类犯罪通常被认定为严重犯罪，实践中取保候审的难度确实相对较高，但并非没有可能。如果涉案金额刚刚达到立案标准、积极退赃退赔、认罪认罚态度好，没有社会危险性，仍然有机会获得取保候审。建议委托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尽早介入，向办案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并说明理由。

问：滥用职权罪一般判多少年？有缓刑的可能吗？ 答：滥用职权罪的基本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徇私舞弊犯滥用职权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的适用需要综合考虑犯罪情节、悔罪表现、退赃情况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类似审批渎职案件中，对于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的初犯，缓刑适用比例相对较高。

问：什么情况下会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情节特别严重”？ 答：根据司法解释，“情节特别严重”通常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等，或者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等情形。如果涉嫌“情节特别严重”，将面临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罚。此时辩护律师会重点关注损失数额的准确性和因果关系链条的完整性，在多个环节提出质疑。

问：我们是区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行政审批中的具体经办人员被查处了，部门负责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答：这取决于部门负责人是否对审批事项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其是否存在失职或放任行为。如果部门负责人明知下属违规审批而未制止，或者在审批流程中负有审核职责而未严格把关，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或玩忽职守罪。如果已尽到合理的监督管理职责，则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问：审批过程中我确实收受过好处费，但现在主动退还了，还会追究刑事责任吗？ 答：退赃是重要的从宽情节，但不能免除刑事责任。受贿罪一旦既遂，退赃只能在量刑时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予以考量。在具体案件中，如果受贿金额不大、退赃积极、认罪认罚，有机会争取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但需要委托律师与检察机关充分沟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受贿案件中，对积极退赃且数额较小的被告人，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较为常见。

问：当时审批的材料在档案里都有留存，现在办案机关说是虚假材料，但我当时确实看不出是假的，会不会被认定为滥用职权？ 答：关键看您是否尽到了法定审查义务，以及是否有证据证明您“明知”材料虚假。如果从材料外观、内容、逻辑上存在明显疑点，作为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发现而未发现，可能被认定为玩忽职守；如果办案机关认为您已经发现了问题但没有处理，则可能被认定为滥用职权的间接故意。实践中这种争议需要通过专业辩护来解决，建议尽快寻找专业意见支持。

问：涉嫌滥用职权罪，一般情况下办案流程是怎样的？ 答：监委调查或检察院反渎部门初查后，认为构成犯罪的会立案侦查，然后移送审查起诉，最终由法院判决。整个过程包括调查取证、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认定损失、移送起诉等环节。涉案人员从被留置到判决，时间跨度通常较长，其间，辩护律师可以通过会见、阅卷等途径，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不起诉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法律意见。

问：作为科室负责人，我没有亲自审批，只是签了个同意，这样也有责任吗？ 答：这要看您签署“同意”时是否尽到了审核把关的责任。如果下属呈报的审批材料存在明显问题，您没有进行必要审查就直接签署同意，导致后续损失的发生，很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在共同犯罪中，科室负责人通常被认定为主犯，因为其掌握最终审批权。

问：滥用职权案中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还会被开除公职吗？ 答：根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公职人员因故意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含宣告缓刑）的，一般应予以开除。这意味着，滥用职权罪作为故意犯罪，一旦被判处刑罚，无论是实刑还是缓刑，均面临被开除公职的后果。这也是这类案件当事人需要特别重视并积极争取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的原因。

问：我朋友在行政审批中收受了服务对象好处费，同时在审批中也有违规操作，算是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吗？ 答：如果收受财物后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同时滥用职权的行为又独立造成了重大损失后果，通常应当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在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原郫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吴禄、陈果案中，法院即认定二人构成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实行数罪并罚。但也有部分情形如果属于牵连关系，可能从一重罪处罚，具体需要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来判断。

问：行政审批中因收受小额好处而放松审查，但最后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检察院会起诉吗？ 答：如果滥用职权的行为没有达到“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立案标准，不单独构成滥用职权罪。但收受好处费的行为本身可能单独构成受贿罪——只要达到法定数额标准（目前一般为3万元，特殊情形下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也可能追诉），即构成受贿罪。因此，即使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受贿行为本身仍然可能被追诉。

问：我涉嫌滥用职权罪已经被监委留置了，家属想给我请律师，但听说监委调查阶段律师见不到人，是这样吗？ 答：在监委留置调查阶段，律师确实不能会见被留置人员。但家属仍然应当尽早委托律师，因为律师可以通过家属了解案由、涉案金额等基本情况，提供初步的法律分析和策略建议；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在案件移送检察院后第一时间介入，这往往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的最关键时机。北京地区的职务犯罪辩护实践中，律师在监委调查阶段即完成外围材料收集、撰写法律意见的工作，为移送起诉后的有效辩护打下基础，这是家属应当重视的窗口期。

问：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并罚的话，刑期是怎么合并计算的？ 答：根据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例如吴*禄受贿罪判二年六个月，滥用职权罪判一年，总和刑期三年六个月，最高刑期二年六个月，法院最终决定执行二年八个月，即在此区间内酌情裁量。数罪并罚的具体计算方式，办案律师会在庭前会议上与法官充分沟通协商。

问：同一个审批项目，多个审批人员都经手了，被追责时如何划分各自责任？ 答：原则上根据各自的职责范围和行为参与程度来确定责任。拥有最终审批权或决定权的通常承担主要责任，执行人员承担次要责任。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工程建设审批滥用职权案件中，法官按照“决策者重、执行者轻、监督者次”的原则划分了责任比例，并据此区分了主从犯和量刑幅度。

问：老百姓举报审批人员滥用职权，需要提供什么证据？ 答：举报人应当提供与滥用职权行为相关的线索和证据材料，如审批文件、申请材料、录音录像、涉及金额的银行转账记录等。如果举报内容属实且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监察机关或检察机关将依法启动调查程序。北京地区对涉及行政审批领域的实名举报通常有明确处置流程和答复期限。

问：我是单位的法务，老板让我审批时签字，说只是走个形式，签了字会不会有风险？ 答：如果审批事项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仍然签字同意，未来出现问题时的责任风险将聚焦于签字人和审批决策者。不要认为是“走形式”就放松警惕——许多渎职案件中的损失结果，都是由“走形式”环节的一路绿灯所酿成的。建议在合规审查中留下书面意见，必要时以书面形式提示风险，避免在审批链条上独自承担责任。

问：滥用职权罪的追诉时效是多久？ 答：根据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十年。滥用职权罪基本刑期三年以下，追诉时效为五年；徇私舞弊情节特别严重的追诉时效为十年。实践中，从损失结果实际发生起算时效，存在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具体起算点的确定需要结合案情谨慎把握。

问：北京地区的刑事律师在承办此类案件时，一般从哪些角度切入开展工作？ 答：实践中通常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罪与非罪之辩，重点审查主体身份、损失后果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是否成立；二是此罪与彼罪之辩，区分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与一般违规行为的界限；三是情节之辩，主张损失数额计算有误、因果关系中断、社会影响有限等；四是程序之辩，关注调查程序合法性、证据合规性及非法证据排除。每一类案件还需要结合具体的行政审批领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辩护策略。

问：家属收到监察委的留置通知书后，最应该做的三件事是什么？ 答：第一，不要慌张，冷静记录留置通知书上的案由、留置地点等信息；第二，第一时间联系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受托律师虽然不能在留置期间会见，但可以开展外围准备工作；第三，配合律师梳理涉案相关事实、收集有利证据材料，为后续的程序推进做好准备。千万不要试图通过“找关系”干扰办案，这种行为可能触犯行贿罪或妨害作证罪，导致事态更加严重。

问：作为行政审批人员，日常工作中如何预防滥用职权风险？ 答：一是严格依法依规办理审批事项，不因人情关系或利益输送而降低审查标准；二是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坚决退回并书面说明理由，做到留痕、可追溯；三是对说情打招呼者一律拒绝并如实记录；四是不参加管理服务对象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五是定期参加警示教育学习，主动接受监督。在审批环节留存的书面记录和审核意见，是日后证明自己依法履职的最有力证据。

问：如果审批后被查出材料是第三方伪造的，审批人员当时确实不知情，会构成犯罪吗？ 答：这需要看不知情是否基于合理理由。如果审批人员按照法定程序履行了审查职责，在形式和实质上均尽到注意义务，由于第三方伪造技术高超导致被骗，可能不构成犯罪或属于意外事件。但如果审查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疏忽大意，或者长期依赖同一中介人员报件从不过问真伪，则可能面临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的指控。案发后本人陈述是否合理、是否有客观证据证明“不知情”，是辩护律师重点核实的核心内容。

问：我是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协助政府部门做行政审批初审，也会构成滥用职权罪吗？ 答：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征地拆迁补偿款审批案件中，协助政府部门进行材料初审、入户调查的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因明知虚构补偿材料而签字确认，最终被认定构成滥用职权罪。

问：滥用职权案件中，对损失数额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有异议，律师能否申请重新鉴定？ 答：可以。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是认定损失数额的重要证据，但如果鉴定机构资质不合格、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方法不当或者送检材料不完整，辩护律师有权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在司法实践中，经过有效质证推翻原鉴定意见的案例并不少见——一旦关键数额被重新认定，量刑档次往往随之改变。

问：我之前在审批窗口工作，因为违规审批被调离岗位，但没有被追刑责，现在又被重新立案调查，还有危险吗？ 答：如果已经超过追诉时效或者原处理决定已经生效，再次追诉的可能性较低。但需要关注是否发现了新的事实和证据，是否存在漏罪漏犯的情况，是否因原处理违法被撤销等。建议咨询专业律师，结合具体案件材料进行判断，切勿认为调离岗位就等于“平安着陆”。

问：我在行政审批中收受的是朋友公司的好处费，没有造成国家损失，会不会被追究滥用职权罪？ 答：如果收受好处费后没有实施滥用职权的行为，或滥用职权的行为未造成重大损失，则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但收受好处费本身可能构成受贿罪。实践中，即便未造成损失，受贿金额达到相应标准，同样面临刑事追诉。因此，不要以为“没造成损失就没事” ，收受贿赂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行为。

问：上级机关将审批权限委托给下属单位行使，下属单位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如何确定管辖机关？ 答：一般以行使审批权的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及其对应的监委、检察院为管辖机关。如果涉及上级机关指令违法或者监督缺位问题的，上级机关相关人员也可能被追责。具体管辖问题通常由监委、检察院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确定，当事人和律师可以向办案机关了解管辖依据，在管辖异议有理由时依法提出。

问：滥用职权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的适用对象有什么区别？ 答：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如果行为发生在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即使涉及审批事项，一般不以滥用职权罪论处，而适用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但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受国家机关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仍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问：我因为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开除了公职，还有可能去其他单位工作吗？ 答：被开除公职后在就业市场上确实会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岗位基本无法报考。但不意味着失去所有就业机会，仍可从事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单位的工作。如果案件最终获得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的结果，则可能保留公职身份或大大降低影响，因此，争取最好的案件结果对当事人的长远职业发展影响深远。

问：单位内部是否有义务配合监委调查？配合调查时应当注意什么？ 答：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配合监察机关的调查工作。个人在被询问时应当如实陈述，但有权在涉及自身利益时保持沉默或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作为证人配合调查，如实作证是法定义务，但应区分哪些是个人责任范围内的陈述，哪些可能构成对自己不利的自认。

问：在社保审批中造成国家社保资金损失50万元，会判几年？ 答：如果认定构成滥用职权罪，基本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具有徇私舞弊情节，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是否适用缓刑需结合是否认罪认罚、退赃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类似社保审批案件中，对于认罪认罚且全额退赃的被告人，法院在基准刑上给予了约20%-30%的减让幅度，最终多名被告人获缓刑判决。

问：滥用职权案件中，能否以“决策是集体讨论作出的”为由主张免责？ 答：如果集体决策过程中您提出过反对意见并有记录，可以主张免责或减轻责任。但如果明知决策违法而未提出异议，或者在集体讨论中投赞成票，仍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司法实践中有个重要标准——参与集体决策的人员是否具有独立判断的义务和能力，不能以“集体决定”为个人违法审批行为开脱。

问：行政审批中因为不了解政策变化导致错误审批，是不是构成滥用职权罪？ 答：因政策理解偏差或者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审批错误，一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因为主观上缺乏故意。但如果因应当熟悉政策而未学习、应当掌握规定而疏于更新，造成重大损失，则可能涉嫌玩忽职守罪。两者在法律评价上存在本质差别，需要进行专业判断。

问：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并罚时，受贿罪部分认罪认罚，滥用职权部分不认罪，整体上还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吗？ 答：如果仅对部分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不影响整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司法机关在从宽幅度上会有所区别对待。实务中，策略上建议由辩护律师谨慎评估全部指控的证据状况后决定是否适用认罪认罚程序，这需要综合考虑全案证据、法律适用空间和量刑预期等因素，不应轻率承诺或随意承认。

问：被立案调查后，家属能否了解案件进展？需要如何配合律师？ 答：家属通常不能直接向办案机关了解案件细节，但可通过律师了解案件的程序性进展，如是否已移送审查起诉、是否已提起公诉等。家属配合律师的要点包括：完整提供涉案人员的身份材料、职务任命文件、工作职责说明等；梳理涉案人员的健康情况、家庭状况；筹集退赃款项用于争取从宽处理；委托律师及时提交法律意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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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海，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