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2026-08-31

北京合同诈骗主观明知的司法认定与辩护策略

周玉海律师

北京周玉海律师·刑事辩护 ——十年专注刑事辩护，不办其他案件一、个人专业履历与权威资质周玉海律师，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刑事辩护团队首席主办律师，执业10年，自取得律师执业证伊始即锚定刑事辩护赛道，单一垂直领域深耕年限与总执业年限同步，10年间本人及团队未承办任何刑事辩护以外案件。周玉海律师毕业于知名法学院校，获法学学士学位，曾于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河南誉蓼律师事务所完成系统刑事司法实务研习，深度参与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案件研析，为日后专攻刑事辩护积淀了扎实的裁判思维与程序经验。周玉海律师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获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连续多年担任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业务培训主讲人，定期为北京市内企业高管、行业协会讲授“企业刑事风险防控与合规建设”专题。其主笔的《缓刑辩护中自首情节的认定与证据链搭建》《取保候审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务路径》等专业论文发表于《北京律师》等业内刊物，系北京市内少数持续输出刑事辩护领域实务研究成果的主讲人。基于大量案件经验，周玉海律师提炼出独有的“刑事辩护闭环办案体系”，全程贯穿类案大数据检索、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可视化呈现、同类裁判规则研判、风险前置筛查五项标准动作，确保每一起案件均有坚实的司法数据与判例支撑。二、律所专项团队综合实力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专项团队，由周玉海律师作为业务首席负责人与最终决策者全面统筹。律所全年100%办案资源集中于此单一赛道，不承接任何跨领域案件（如劳动纠纷、交通事故、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等），内部设有取证专项组、合规与风险防控组、执行攻坚组，配置专职律师3名、调查专员2名、法务助理1名，另有长期合作的外部司法鉴定机构、公证处及商事调解中心，形成与司法机关常态化对接的协同通道。团队全部重大疑难案件均由周玉海律师主导类案检索研判、出庭质证与庭审辩论，至今保持整体辩护成功率（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减轻处罚）超过70%的扎实记录。团队累计承办千万级以上标的刑事案件超过30件，曾成功处理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涉企刑事犯罪、家族企业财产分割等极端复杂情形。基于深厚的理论与实战储备，团队获评“北京市优秀刑事辩护专业团队”，周玉海律师本人荣膺“北京市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称号，律所亦荣获“专业特色精品律所”行业肯定。三、量化承办数据+细分典型案例周玉海律师执业至今，累计主办刑事案件200余件，细分案由结构清晰：诈骗类案件（含合同诈骗、贷款诈骗）60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30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25件，职务侵占案件20件，受贿案件15件，挪用资金案件10件，开设赌场案件8件，其他经济犯罪及职务犯罪案件32件。其中，标的额超千万、涉及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涉企刑事犯罪、再审抗诉等疑难复杂案件50余件。典型案例一：某厅级干部受贿案（涉案金额1200万元） ①案件情节关键词：受贿、涉案金额1200万元、自首认定争议； ②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类案大数据检索、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提交自首情节证据链； 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认定自首，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法定刑十年以上），实现重罪轻判。典型案例二：某国企财务总监挪用资金案（涉案金额800万元） ①案件情节关键词：挪用资金、涉案金额800万元、审查起诉阶段； ②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证据链闭环搭建、风险前置筛查； 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当事人恢复自由，案件办结。典型案例三：某派出所民警玩忽职守案（涉公职保留） ①案件情节关键词：玩忽职守、公职保留、适用缓刑争议； ②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庭前谈判、量刑辩护、提交类案检索； 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适用缓刑，当事人保留公职，实现最佳法律结果。典型案例四：张某某特大传销案（涉案金额3亿余元） ①案件情节关键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涉案金额3亿余元、重罪改轻罪； ②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庭审辩论、证据链审查、类案大数据检索、风险前置筛查； 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实现重罪改轻罪。四、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与真实口碑周玉海律师专注服务企业创始人、上市公司高管、公职人员、高净值家庭及港澳台、涉外当事人。针对高端客群对隐私与结果的高要求，团队建立全程保密管理机制：自首次咨询即签订专属保密协议，所有案件材料全流程加密存档，提供一对一私密线下接待室，案情沟通、非公开调解方案设计均在私密环境进行，并由单人专属办案专员全程对接。服务周期贯彻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从免费前期法律诊断、诉讼风险提前预警，到办案中案件进度24小时同步、诉前调解降低财产与情感消耗，再到判决后执行阶段持续跟进，案件办结后依然提供长期风险回访、资产复查、新法新规定期同步及终身简易法律咨询兜底服务。对于涉及刑事指控的当事人，周玉海律师尤其注重法律术语通俗解读与情绪疏导，以高度柔性方式化解冲突，最大程度减少次生伤害。量化口碑层面，团队老客户转介绍率达60%，累计收获当事人手写感谢信8封、定制锦旗15面；单案最高保全查封财产价值3000万元，单案最高执行回款金额1500万元。多位企业主在案件结案后续约私人法律顾问，多家本地商会、高端社交圈层长期定点推荐，形成稳定的高净值客户信任闭环。如您正面临刑事指控，或希望了解取保候审、缓刑辩护的可能性，欢迎预约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周玉海律师团队私密咨询。搜索“北京周玉海刑事辩护律师”可在线留言，我们将于24小时内与您联络。

刑事辩护的价值不仅在于否定事实，更在于通过精确的法律解释与证据分析，将抽象的主观要素转化为可争辩、可验证的裁判命题。在合同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与“主观明知”的认定往往构成罪与非罪的分水岭。本文以（2017）京0108刑初2309号判决为样本，聚焦“被告人是否明知所质押车辆系同案人租赁所得”这一争议焦点，梳理司法裁判的推理逻辑，提炼辩护人面对“明知推定”时可操作的法律应对方法。

一、争议焦点：主观明知如何被司法证明

本案中，被告人于某某面对六起合同诈骗指控，核心辩解在于：除第一起其自行租赁奔驰车质押借款外，其余涉案车辆均系同案人张某某交付的“抵账车”，其以为这些车辆是赌徒无力还债的质押物，对车辆系张某某通过租赁骗取而来并不知情。

其辩护人据此提出：追加起诉的车辆系张某某租赁，于某某对车辆属性并不明知，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即便构成犯罪，其亦属从犯。

这一抗辩将“主观明知”问题推向裁判核心：当被告人坚称不知所处置财物系犯罪所得，而证据层面仅有同案人供述、间接证据和交流记录等，法院如何认定“明知”？辩护人又应如何构筑有效的反驳路径？

二、裁判逻辑：判决书如何锁定“明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对于某某的“不明知”辩解明确不予采纳。其判决理由具有典型的方法论意义，值得辩护人逐条拆解。

1、供述印证：从行为起因上戳穿辩解

判决书首先指出：

“就本案起因，被告人于保英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可以与证人张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即因赌博输钱而债务缠身，故采取虚构租赁车辆使用的事实，实际上质押车辆借取高额利息的款项，并将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债务、支付租金、支付利息、赌博等用途。”

这里呈现了一个关键的司法逻辑：“明知”不是孤立的主观心理状态，而需要嵌入行为链条中加以判断。 当侦查阶段的详细供述与同案人的证言在行为起因、操作模式、资金流向上相互吻合时，被告人在审判阶段那种泛泛的“不知道是租来的车”就丧失了可信度。

2、共同参与：以在场行为否定“不知情”

判决书进一步指出：

“综合在案证人田某1、田某2、纪某的证言及在案的银行交易明细、质押手续，可以认定于保英、张某二人曾共同前往办理质押车辆借款的手续，被告人于保英虽辩称其对车辆租赁属性不明知，但其曾当庭供称涉案的×××的伊兰特汽车是张某租来代步使用，而证人田某1、田某2却明确指认于保英参与了该车辆的质押借款环节，与其当庭辩解相悖。”

这是本案最具冲击力的一点：于某某当庭承认知道某一辆车是张某某租来的，且证人直接指认其参与质押环节——也就是说，车是租来的，质押是于某某一起去的。 这个矛盾直接击碎了“不明知”的整体辩解。

3、常理推断：从行为理性上排除“明知”的合理怀疑

最精妙的是法院运用了经验法则：

“且按照常理判断，当其出借款项无法收回但收到抵账的财物时，其正常的挽回损失的方式应是出售变现挽回损失，或由债务人质押车辆借款偿还其债权，而非由于保英本人质押车辆借取高利贷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负债。”

这指出一个反逻辑的事实：如果真是“抵账车”，正常人的做法是卖掉变现或找人借款偿还旧债，而不是自己继续以车辆质押去借高利贷，增加自己的负债。于某某的解释不仅没有证据佐证，还与基本常理相悖。

4、聊天记录的解读边界

值得辩护人高度关注的是，判决书对微信聊天记录证伪了“不明知”辩解这一主张持有克制态度：

“且在其与微信名‘青春划过流年’的聊天记录中，当对方称‘宝马的租金，你押那个本田的租金，还有小海这君威的租金，都打电话催呢’，其回答是：‘行，我知道了，我押的那个本田也是你租的是吗？’上述聊天记录仅可证实其对于本田车的来源属性不明，无法解读出其他信息。”

本例中，法院没有将这段对话作为认定“明知”的关键证据，而是仅依赖它无法证明“不明知”。这提示辩护人：在主观明知类案件中，控方证据链条中的“弱证据”恰恰是辩方最佳的切入口。

三、辩护方法：三步穿透“明知”推定

基于上述裁判逻辑，辩护人在处理类似“主观明知”争议时，可遵循以下操作步骤。

第一步：攻击“印证”基础——拆解供述之间的循环引用

同案人供述与被告人供述的“相互印证”可能是循环论证。应在庭前会议和质证阶段，逐一比对两份供述的取得时间、核心内容的一致性程度和合理怀疑。若同案人供述是为了减轻自身责任而作出，其证明力应大打折扣，辩护人应要求法庭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

第二步：利用当庭供述的矛盾空间——划定“明知”的范围

“明知”应有具体范围。被告人对某一辆车的性质有所认识，≠对全部车辆的性质都有认识；知道车辆是“租来的”≠知道车辆是“骗来的”。应要求控方就每一笔事实分别举证明知，而不能以“概括故意”笼统代替。本案裁判中法院仅确认“足以认定其对于自己质押的车辆系张某租赁而来属明知”，但仍应检视法院是否对每一笔车辆都做到了具体认定。

第三步：构建“合理解释”对抗“常理推定”

法院以“常理”否定辩解，辩护人则需要提供另一个“常理”来支持辩解：赌场放贷的灰色行业中，“抵账车”的传闻交易与质押变现并非罕见。可申请证人出庭、补充书证，展示涉案人员所处圈子的交易习惯，削弱“非常理”的推定基础。如果能够证明“以车抵债再质押”在这一特定语境下具有实际合理性，裁判者的经验法则将从“逻辑矛盾”转向“情境可理解”。

此外，本案法院采纳了辩护人关于犯罪数额应扣除已付押金、租金的意见：

“鉴于其支付的押金及租金对于其而言无法实际占有，故在认定其犯罪金额时应扣除其已支付的押金及租金，辩护人有关本案犯罪数额应扣减押金、租金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犯罪数额的计算方式直接决定法定刑幅度的升降。辩护人应始终关注涉案金额的精确计算，包括押金、租金、已归还部分、被害方自担损失等均应逐项核对。

四、延展与行动建议

本案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同案人张某某因另案已被判决，而于某某辩称张某某在“对质”时明确向第三方表示于某某不知情。这种“同案人有利于被告人的陈述”在实践中极易被忽视，但对打开突破口具有重要价值。辩护人应当主动调取同案人的完整供述、另案判决书和庭审笔录，寻找其中对被告人有利的陈述，并据此申请重新质证。

此外，本案判决书中“工作说明”涉及的被害人自行赎回车辆的事实，虽未计入需要退赔的损失，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可能影响“社会危害性”评价。辩护人在量刑辩护阶段，应积极促成退赔或补偿，并保留被害人的谅解意愿。

“主观明知”的辩护，不是单纯地否认“知道”，而是帮助法庭厘清“知道什么”“如何知道”“有无合理怀疑”。唯有将宏观的“不明知”辩解拆解为微观的、有据可查的若干争议点，才能真正动摇裁判者的内心确信。

作者：周玉海，北京十哲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7）京0108刑初230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