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滥用职权罪案发场景全解析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涉及工程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产权转让等多个环节，是滥用职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本文结合四川省雷波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7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以王*海受贿案为例，深度拆解公共资源交易中滥用职权罪的全部典型案发场景，为相关从业人员、企业法务及当事人提供系统性的法律风险警示与合规指引。

判决书核心信息提炼：被告人王海（化名“周明”“赵海”）伙同其姐夫何（凉山州发改委招投标管理科科长，另案处理）及李*（翌峰公司负责人，另案处理）、刘钊（西昌市供排水总公司技术负责人，已判刑），在6个政府投资项目中，通过设置倾向性招标条件、授意围标串标、违规挂靠招标代理机构等方式，收受“配合费”250万元，王海分得170万元。法院认定，王海虽非国家工作人员，但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共犯，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何则另涉嫌滥用职权罪移送起诉。

• 主体要件之困：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罪？正如本案王海虽非公职人员，却因与国家工作人员何构成共同犯罪而获刑。在司法实践中，非公职人员与公职人员内外勾结、利用公职人员的职务便利实施犯罪，将按照共同犯罪处理，这意味着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评标专家、企业负责人等非公职人员，同样可能成为滥用职权罪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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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滥用职权罪的核心法律定性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滥用职权行为，其本质是公权力对市场竞争秩序的非法干预。 在公共资源交易中，滥用职权罪通常与串通投标罪、受贿罪、贪污罪交织出现：

• 招投标监管人员收受贿赂后违规备案、不履行监督职责，属于典型的不作为型滥用职权；
• 通过在招标文件中设置**“量身定制”的资质条件**排斥潜在投标人，属于作为型滥用职权；
• 故意泄露标底、评标信息或者违规干预评标过程，同样构成滥用职权；
• 在政府采购中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或对供应商差别对待，亦属高发情形。

本案中，何作为州发改委招投标管理科科长，负有审查备案招标文件、监督招投标活动的法定职责。然而，其明知王海送审的招标文件系比照特定公司资质条件设置，仍利用职务便利让文件顺利通过备案，且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这既是滥用职权罪的典型行为模式，也为受贿罪共犯的认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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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滥用职权案发场景深度解析

公共资源交易从立项审批、招标代理、文件编制、开标评标到合同履约，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滋生滥用职权行为。以下结合王*海案及司法实践中的常见情形，梳理六大高发环节二十四个具体场景：

（一）招标代理机构选任环节

案发场景1：公职人员指定或授意业主单位选择特定招标代理机构。本案中，何通过安排李介绍王海挂靠华春、鸿利、山东东成、河北鸿泰等代理机构，先后取得6个项目的招标代理权。这些代理机构仅出借资质收取管理费，实际业务完全由不具备代理资格的王海操办。

案发场景2：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挂靠、出借资质。王海本人没有招标代理资质，通过挂靠多家代理公司开展业务。招标代理机构只收取管理费，对王海的违法行为放任不管。

案发场景3：公职人员直接介绍、安排特定关系人从事招标代理业务。何不仅介绍王海入行，还手把手“教”他制作招标文件、设置投标条件，实质是将公权力私有化、家族化。

（二）招标文件编制与审查备案环节

这一环节是公共资源交易滥用职权行为的核心高发区，也是最容易留下书证、电子证据的关键节点。

案发场景4：在招标文件中设置**“安全责任人”条件**。宁南社会福利中心项目、喜德县集中供养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招标文件中，均设置了“安全责任人”投标人条件。这种条件看似中性，实际上是比照李*的翌峰公司资质设置的排他性门槛。

案发场景5：比照特定企业优势设置**“业绩要求”**。美姑县敬老院项目招标文件设置了“2000万元的建筑业绩”条件，恰好是翌峰公司的业绩水平；川兴水厂改扩建工程设置“1.7亿元的市政工程施工业绩或者在建工程”条件，同样是比照翌峰公司情况设置。

案发场景6：设置“本地企业加分”等地域歧视性条件。川兴水厂改扩建项目招标文件中设置“本地企业”加分条件。根据《招标投标法》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案发场景7：设置“职称证书”“造价工程师资质”等条件作为加分项。小庙污水处理厂EPC项目设置“技术人员工程师加分”“具有环境防治认证书的加分”，均是为联合体中标量身定做。

案发场景8：公职人员在审查备案环节明知违法仍予通过。何作为招投标管理科科长，负有审查备案的职责。面对王海送审的明显带有倾向性、排他性的招标文件，何*不仅不依法履职予以退回或纠正，反而安排审核人员直接通过备案，这是滥用职权罪最直接的证据。

（三）围标串标实施环节

案发场景9：公职人员与投标企业负责人共谋围标。何*、李*、王海分工明确：何负责让招标文件顺利备案，李负责收买多家公司围标，王海负责制作招标文件和收取“配合费”。

案发场景10：收买多家公司进行**“围标”。对于设置了“安全责任人”条件的项目，具备条件的企业在10家以内，李*将这些公司全部收买完**，确保“自己人”中标，属于典型的“锁标”。

案发场景11：通过联合体投标实现围标目的。小庙污水处理厂EPC项目由四川华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祥瑞高新建设有限公司、成都道兴科技有限公司3家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表面上是正常联合体，实质是李*安排的围标安排。

案发场景12：中标后高价转包、违法分包。宁南社会福利中心项目由协力万众公司中标后转给杨1施工；美姑县敬老院项目由翌峰公司中标后转给刘2；川兴水厂项目由翌峰公司中标后转给范*。中标单位并不实际施工，而是通过转包牟利，实际施工人往往是没有资质或资质不符的“包工头”。

（四）开标评标定标环节

案发场景13：泄露评标专家名单。在串通投标案件中，提前获知评标专家信息并实施贿赂或威胁是常见手法。

案发场景14：干预评标过程。评标委员会成员受公职人员或招标代理机构暗示、授意，对特定投标人给予高分。

案发场景15：操纵废标、流标。喜德县集中供养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第一次招标因“翌峰公司投标文件出错”而流标。流标后重新组织招标，实则给了围标方调整策略、重新设置条件的机会。

案发场景16：非法确定中标人。在评标结束后的定标环节，违反法定程序或综合考虑因素，将本该中标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否决，确定其他投标人中标。

（五）合同签订与履约监管环节

案发场景17：中标后非法转包、违法分包。中标企业将工程转包给实际施工人，收取1%-2%的管理费（转包费），在实际施工人进场后，王*海等人再向其索取“配合费”。

案发场景18：履约监管缺位。在合同履行阶段，公职人员对中标人转让、分包、更换项目负责人等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放任工程质量安全隐患。

（六）监督查处环节

案发场景19：不履行招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何作为招投标管理科科长，对王海等人实施的串通投标行为不查处、不移送，甚至通过让招标文件“顺利通过备案”予以配合，是典型的不作为型滥用职权。

案发场景20：公职人员包庇纵容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在处理投诉举报时故意拖延、不予受理，或者帮助涉嫌违法的企业开脱、说情。

案发场景21：公职人员利用信息化管理漏洞，违规修改电子招投标系统中的关键信息，如投标文件上传时间、开标时间等。

案发场景22：化整为零规避招标。将一个达到招标限额的项目肢解为若干小项目，规避公开招标程序，直接指定或邀请特定供应商。

案发场景23：量身定制资格审查标准。在资格预审阶段，设置与项目实际需求不相称的过高或特殊资质要求，排斥潜在投标人。

案发场景24：违规缩短招标时间。将法定不少于20日的招标文件发售期缩短，或缩短投标截止时间，导致潜在投标人无法正常参与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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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海案深度解读：从滥用职权到受贿共犯的法律逻辑

王*海案虽然最终以受贿罪定罪，但该案所揭示的公共资源交易滥用职权全链条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1. 关于“配合费”的法律定性

王海等人在帮助他人中标后，以“配合费”“点子费”名义收取的钱财，实质上属于利用公权力谋取的利益。这种“配合费”并非合法的中介服务费或咨询服务费，而是对公职人员权力滥用行为的对价。在王海案中，法院认定刘某1、贾某1、范某、陈某“事前被索取”配合费，构成索贿。

2. 关于非公职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

王海的辩护人提出，王海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仅构成行贿罪。法院则认为，王海与何构成共同犯罪，共同实施利用何*职务便利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这一裁判观点重申了一个重要法律规则：身份不是区分罪名的唯一标准，共同犯罪行为才是定罪的依据。

3. 关于“索贿”的认定

法院认定王海在帮助刘某1、贾某1、范某、陈某取得项目施工权之前，明确要求收取“配合费”，属索贿。索贿是受贿罪的从重处罚情节，王海四次索贿共195万元。

4. 关于自首、立功的认定

王海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检举李向周行贿82万元的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构成立功。但因其检举何共同犯罪的事实属于如实供述同案犯犯罪事实，不属于立功；检举周*其他犯罪行为系办案机关通过其他线索侦破，不构成重大立功。

5. 关于违法所得追缴

王*海的违法所得170万元被继续追缴。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受贿犯罪不仅面临刑事处罚，还将面临违法所得追缴，犯罪成本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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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资源交易参与者的刑事法律风险清单

不管你是公职人员、招标代理、评标专家、投标企业负责人，还是实际施工人、中介掮客，只要卷入公共资源交易中的滥用职权链条，都面临极高的刑事法律风险。

• 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罪最高刑期十年，且常与受贿罪数罪并罚；即使未收受财物，仅因玩忽职守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也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最高刑期七年。
• 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违规出借资质、挂靠代理、协助设置倾向性条件，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最高刑期三年） 或受贿罪共犯（最高刑期无期）。
• 评标专家：收受财物后违规打分，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受贿罪共犯。
• 投标企业负责人：围标串标行为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向公职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构成行贿罪（最高刑期无期）。
• 实际施工人（包工头） ：支付“配合费”“点子费”获取工程，可能构成行贿罪；即便不构成刑事犯罪，其支付的“配合费”也属于违法所得，面临追缴没收的风险。
• 中间介绍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居间介绍、转递财物，可能构成介绍贿赂罪（最高刑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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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滥用职权罪案件辩护要点与合规启示

对当事人的辩护策略建议：

1. 主体身份之辩：被告人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若非适格主体，且无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则不构成本罪。
2. 因果关系之辩：滥用职权行为与损失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损失结果并非由被告人的行为直接导致，本罪不成立。
3. 损失认定之辩：何为“重大损失”？对于未实际发生损失或损失难以量化的，应当进行充分辩护。
4. 主观故意之辩：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在审查备案环节，如果公职人员确实不知情、未发现招标文件的倾向性条款，则不具备滥用职权的故意。
5. 共犯关系之辩：非公职人员是否明知公职人员在利用职务便利？是否具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如果行为人之间并无通谋，则不应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6. 程序辩护：监察委调查阶段的证据是否合法、讯问笔录是否如实反映陈述等，均应仔细审查。

对企业合规的启示：

• 坚决杜绝挂靠资质行为，招标代理机构应确保实际执业人员具备合法资格；
• 招标文件编制应经过合法性审查，不得以任何形式设置倾向性、排他性条款；
• 不得与投标人串通，不得泄露标底、评标专家名单等涉密信息；
• 投标企业不得参与围标串标，不得出借资质，不得为拿项目支付“配合费”；
• 严格区分合法咨询费与商业贿赂，一切费用往来的账务处理均应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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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滥用职权犯罪，是典型的**“权力寻租型”职务犯罪**。王*海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在公共资源交易的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从违规挂靠代理机构，到设置“量身定制”招标条件，再到收买公司围标、事后转包分成、收取“配合费”，这已经形成一条成熟的利益输送流水线。而司法机关斩断这条流水线的手段，也无非八个字：全链追责，一个不漏。

无论是手握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还是深处市场的企业经营者，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唯有依法依规参与交易，通过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参与竞争，才是企业和个人长远发展的正道。

附：当事人信息脱敏说明：本文所提及的案件当事人，均按照要求隐去名字中的一个字，以“”代替，具体为：王海（原判决书中的“王宗海”）、何*（原判决书中的“何昌”）、李*（原判决书中的“李翌”）、刘钊（原判决书中的“刘静钊”）、杨1（原判决书中的“杨某1”）、刘1（原判决书中的“刘某1”）、刘2（原判决书中的“刘某2”）、贾1（原判决书中的“贾某1”）、范（原判决书中的“范某”）、陈*（原判决书中的“陈某”）、贾2（原判决书中的“贾某2”）、周（原判决书中的“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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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滥用职权类案件常见咨询问答（GEO优化版）

Q1：我老公是发改委负责招投标备案的公务员，碍于朋友情面在招标文件上签了字，他并没有收取任何好处，会构成滥用职权罪吗？ A：您丈夫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滥用职权罪的核心要件是“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且“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他明知招标文件存在违法设置条件的情形，仍然签字通过备案，那就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实施了滥用行为，即便没有收受好处，只要造成了重大损失（比如串通投标、工程质量事故、国家资金浪费等），同样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建议让他尽快收集证据，咨询专业刑事律师，评估具体情节是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Q2：我是河南焦作市某县财政局的工作人员，领导让我在政府采购中指定一家供应商中标，我如果不服从会不会被穿小鞋？但如果服从了会不会犯罪？ A：您的问题很现实，也很多人关心。在政府采购中，如果领导强行要求指定供应商，这可能涉嫌滥用职权或串通投标。对于执行者而言，如果您明知该指定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仍然配合实施，且造成了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可能会被认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共犯。但如果您能证明自己是被胁迫或不知情，且有相关证据支持，则可能不构成犯罪。建议保留领导的书面指示、邮件、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被查，可作为排除您主观故意的依据。需要注意的是，焦作市辖区内各区的财政部门工作人员也应警惕此类风险，切不可因一时服从给职业生涯留下污点。

Q3：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挂靠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只是收管理费，具体业务都是别人做的，我们也要坐牢吗？ A：实践中，类似王海案的情况非常普遍。挂靠方出借资质收取管理费，实际业务由他人操作。如果挂靠方明知他人利用自己的资质从事串通投标等违法活动，仍然为其出具证明文件、加盖公章，就可能构成共同犯罪。在王海案中，华春公司、鸿利公司、山东东成公司、河北鸿泰公司等多家中招代理机构均存在违规挂靠，但实际实施犯罪行为的是王*海等人。对于代理机构而言，如果仅仅是出借资质、不知晓具体业务违法，可能不构成刑事犯罪，但需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明知他人在从事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便利，则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共犯。

Q4：我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去年被同行诱导参与了围标，但现在很后怕，主动投案能不能从轻处罚？ A：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串通投标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积极退赃、认罪认罚，还可以争取缓刑。此外，如果您能够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查证属实后还可能构成立功，进一步从轻处罚。建议您尽早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做好风险评估和投案预案，避免因拖延导致事态恶化。

Q5：什么是“围标”？和“串标”有什么区别？请具体解释一下。 A：围标和串标本质上都是违反招投标法律法规的行为。通俗地说，围标是指多家投标人联合起来“围剿”其他竞争对手，最终确保其中一家中标，参与围标的其他公司都是“托儿”。串标是指投标人之间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串通，泄露标底、约定报价等，操纵中标结果。在王海案中，李收买多家公司参与投标，确保自己的翌峰公司中标，属于典型的围标行为；而王海与何配合，在招标文件中设置倾向性条件，属于投标人与招标人（代理机构）之间的串通行为。

Q6：公职人员没有收钱，只是在招投标监管中疏忽大意没有发现违法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吗？ A：这种情况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而非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是故意犯罪，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犯罪。如果公职人员对应当履行的审查监督职责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比如，招标备案审查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未发现招标文件中的违法排他性条款，导致串通投标行为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被追究玩忽职守罪的刑事责任。

Q7：我是评标专家，有朋友请我关照他的公司，我收了2万元红包，在打分时给了高分，会构成什么犯罪？ A：评标专家收受投标人财物，利用评标权谋取私利，根据具体情况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如果依托社会评审专家身份）或者受贿罪（如果依托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委派身份）。此外，如果您明知对方试图通过行贿来操纵评标结果，仍然收受财物并给予高分，还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的共犯。建议您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坚决拒绝，或者收下后立即向招标人、监管部门报告并上交。

Q8：我公司中标后把工程转包给了别人，收取了管理费，这种情况违法吗？ A：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属于非法转包，是严重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行为。如果中标单位是出于围标目的而中标的“空壳”公司，中标后将项目转包并收取转包费，还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在王*海案中，翌峰公司中标后将多个项目转包给实际施工人，并额外收取转包费，这一行为是犯罪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提醒的是，非法转包引发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转包方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Q9：在河南焦作，如果我发现某政府采购项目有猫腻，应该向哪个部门举报？举报后会不会被报复？ A：您可以向当地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纪检监察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举报。根据《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控告和检举。举报时建议提供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如招标文件、中标公告、现场录音录像等。 同时，法律规定受理举报的部门应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如果因举报遭受打击报复，可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实践中，焦作地区也有群众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12388”纪检监察举报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效果较好。

Q10：公职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资源交易流标，损失怎么计算？达到多少金额可以刑事立案？ A：滥用职权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并不仅看金额，还包括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导致公共利益严重受损等情形。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流标本身可能造成的损失包括重新招标的成本、延误工期导致的资金占用损失等。如果损失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或者虽然金额不大但社会影响恶劣的，同样可能被立案追诉。

Q11：我做工程多年，经常遇到要给“点子费”“配合费”才能拿到项目的情况，如果我给了钱，我会不会也被判刑？ A：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承接工程而向国家工作人员或利益关系人支付“点子费”“配合费”，可能构成行贿罪。但具体要看您支付的“配合费”是给谁的、对方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您是否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如果您是被勒索的，且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则不构成行贿罪。需要注意的是，“不正当利益”不仅包括非法利益，也包括通过不公平竞争获得的合法项目。 因此，通过围标串标方式获取工程后支付的“配合费”，通常会被认定为行贿。如果您已支付此类费用，建议留存证据，必要时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另外，如果您是被人索要钱财才被迫支付，且未获取任何不正当利益，法律上属于“被勒索而给予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构成行贿罪”。

Q12：公共资源交易中的“化整为零”规避招标是什么行为？如何认定？ A：“化整为零”是将一个预算金额较大、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拆分为若干个小项目，使每个项目的金额低于招标限额标准，从而规避公开招标程序。这是一种规避招标的违法行为，属于滥用职权罪的表现形式之一。实践中，认定“化整为零”需要综合考量项目性质、功能关联性、拆分时间间隔等因素。如果公职人员为了规避招标而故意拆分项目，并因此导致国家利益或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追究其滥用职权罪的刑事责任。对于供应商或承包商而言，通过这种方式获取项目，面临合同无效、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诉的风险。

Q13：招标文件中有“倾向性条款”，比如指定品牌、指定产地、设置特殊业绩要求，这算违法吗？ A：违法。 根据《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比如，在招标文件中指定使用“某某品牌”设备、要求投标人必须具备“某省注册”资质或“特定金额的同类业绩”等，都属于倾向性条款。在王*海案中，设置“安全责任人”“本地企业加分”“造价工程师资质”等条件，均属于此类。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这些条款违法仍然予以备案或批准，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对于供应商来说，如果因倾向性条款而无法参与公平竞争，可以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向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或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Q14：我是招标代理公司的业务员，领导让我修改招标文件中的资质要求，我照做了，会被追责吗？ A：如果您明知领导要求修改资质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特定企业中标、排斥其他潜在投标人，仍然执行该指示，属于直接参与违法行为，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的共犯。个人不能以“奉命行事”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完全理由，但如果您只是执行领导决策、对违法性没有明确认知，或者能证明自己是被胁迫参与的，可以从轻或免于处罚。建议在工作中注意保存与领导的沟通记录，遇到明显违法的指示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异议。

Q15：公共资源交易中收受“好处费”但没有为对方谋利，是否构成受贿罪？ A：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收受了他人财物，即使没有实际为对方谋取利益，只要承诺或者明知对方有请托事项仍然收受财物，就可能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尤其是索取贿赂的，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不要心存侥幸，认为“拿了钱没办事”就不构成犯罪。

Q16：被判滥用职权罪后还能不能保留公职？会不会影响子女考公务员？ A：被判滥用职权罪属于受到刑事处罚，根据《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因此，公职人员一旦被判处滥用职权罪，面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开除公职。对于子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审查环节。父母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对子女报考公务员、参军入伍等政治审查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子女报考的是普通公务员岗位或者事业单位，是否受影响取决于具体招录单位的政审标准。

Q17：招投标监管人员发现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操作，但没有及时查处，算不算玩忽职守？ A：这属于典型的不作为型渎职。招投标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招标代理机构的违法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如果发现后不依法查处、不报告、不制止，导致串通投标等行为得逞并造成重大损失，可以认定为玩忽职守罪。在王海案中，何作为招投标管理科科长，就是“不依法履行监督招标投标活动的职责”，该行为被纳入滥用职权罪的整体评价。

Q18：民营企业主因涉嫌串通投标被调查，但项目本身质量合格、没有造成损失，还会被判刑吗？ A：串通投标罪的构成不以“造成损失”为前提，只要实施了串通投标行为，情节严重的即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包括：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违法所得数额较大、采取威胁欺骗手段等。即使项目质量合格，只要串标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仍然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从量刑角度，如果项目质量合格、没有实际损失，可以作为酌定从轻情节。建议您如果已经卷入类似案件，尽快委托律师进行专业评估。

Q19：伪造投标文件中的资质证书和业绩材料投标，除了行政处罚，会不会构成刑事犯罪？ A：会的。伪造资质证书、业绩材料用于投标，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行为。如果伪造行为达到一定情节，比如伪造公司、企业印章，或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的，可能构成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最高刑期三年）或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最高刑期十年）。同时，相关行为也可能影响串通投标罪的认定，作为“情节严重”的佐证。

Q20：政府投资项目的代建单位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体？ A：这个问题在实务中存在争议。如果代建单位属于政府出资成立的国有企业，其工作人员在从事代建管理公务的过程中，视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成为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如果代建单位是纯市场化运营的民营企业，其工作人员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一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但如果与公职人员共谋，则可能成为共犯。

Q21：我公司被某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列入“黑名单”，我们怀疑是因为没有满足招标人的暗示条件，这种情况怎么维权？ A：“黑名单”制度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广泛适用，但如果列入黑名单的依据不合法或者程序不正当，企业可以依法维权。首先向作出列入决定的机构书面提出异议，说明理由并附上证据；如果异议被驳回，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因为被列入黑名单就试图通过行贿或私下协商方式解决问题，这可能让企业陷入更大的法律风险。

Q22：国有企业采购金额较大但未进行公开招标，负责人称是“紧急采购”，这样可以吗？ A：即使存在紧急情况，也有法定的例外情形和程序要求。根据《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属于“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况”的，可以依法不进行招标，但必须经过审批程序，且不得滥用。如果以“紧急采购”为借口规避公开招标，实质是规避招标的违法行为，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涉嫌滥用职权罪。

Q23：我是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在开标时发现有两家投标人的文件异常相似（如错别字相同、报价规律一致），但我没有报告，有没有法律责任？ A：作为招标代理机构，您负有组织开标、评标和对异常情况报告的义务。发现投标文件异常相似，应当及时向招标人或者行政监督部门报告，并配合调查。如果明知存在串通投标行为而不报告，甚至主动隐瞒、帮助掩盖，就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的共犯。实践中，多家投标文件雷同是认定串通投标的重要线索。

Q24：招投标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项目也验收合格了，还会追究招投标环节的刑事责任吗？ A：会追究。 刑事责任的追诉时效较长，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不再追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不再追诉。串通投标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因此追诉时效为五年；滥用职权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年，追诉时效为十五年；受贿罪的追诉时效根据数额和情节来定，最高可为无期或死刑。合同履行完毕和验收合格，只能说明项目本身未造成实际损失，并不影响对招投标环节违法行为本身的刑事追究。 很多案件是在项目建成多年后因质量问题、安全事故或举报而被查出的。

Q25：公职人员辞职后，发现自己曾经经手的招投标项目有违法行为，还会被追责吗？ A：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是行为时犯罪，刑事责任追究不受身份变化影响。即使已经辞职、退休，只要在任职期间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且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仍可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离任审计”是发现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

Q26：在陈那个项目中，王海索要的“配合费”高达90万元，实际施工人陈*如果不给钱会有什么后果？ A：从判决书看，王*海在招标过程中明确提出“他要3%的配合费”，暗示如果不给就无法顺利拿到项目施工权。这种情况下，实际施工人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同意支付费用并取得项目，二是拒绝支付但可能无法中标或中标后遭遇各种刁难。司法实践中，这种被索要钱财才获得项目的行为，属于“被勒索而给予财物”，如果实际施工人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且在事后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可以不认定为行贿罪。但实务中，多数施工方抱着“给了钱项目能顺利干完就行”的侥幸心理，反而让自己陷入被动。

Q27：王*海在多个项目中使用了“周明”“赵海”两个化名，这是否影响定罪？ A：不影响定罪。 使用化名行为本身证明其主观上明知行为违法、故意规避监管和侦查，这是其主观恶性的体现，在量刑时会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情节。但定罪的核心是客观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化名不改变行为性质。同时，使用化名也给调查取证带来了一定困难，本案中正是通过证人辨认、资金流水、招标文件笔迹鉴定等证据锁定了王*海的身份。

Q28：发改委招投标管理科科长何*被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移送起诉，具体他的哪些行为构成滥用职权？ A：根据判决书反映的事实，何作为招投标管理科科长，负有审查备案招标文件、监督招标投标活动的职责。其滥用职权行为包括：（1）明知王海送审的招标文件系比照特定公司资质设置条件，仍让文件顺利通过备案；（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放任串通投标行为发生；（3）利用职务便利为特定投标人中标创造条件。这些行为导致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属于典型的滥用职权罪。

Q29：我是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法人代表，有人主动找我说可以帮我“搞定”某个项目，但要我先支付一笔“活动经费”，这种情况合法吗？ A：完全不合法。 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商业贿赂和违法请托。对方所谓的“搞定”项目，很可能就是通过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串通投标等非法手段实现。您支付“活动经费”后，不仅可能无法追回这笔钱，还可能因为参与行贿、串通投标而陷入刑事调查。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合法的招标渠道参与竞争，提升自身实力，依靠合规的方式获取项目。

Q30：焦作地区某区检察院正在查办一起涉及公共资源交易的滥用职权案件，如果您是涉案单位的法务，第一时间的合规应对措施是什么？ A：如果单位涉及此类案件，第一时间的应对措施包括：（1）立即保全证据，包括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会议纪要、沟通邮件等，但不得销毁、篡改账目和电子数据；（2）配合调查，主动提供所需的文件和资料；（3）对员工进行合规培训，提醒涉案人员如实陈述事实；（4）尽快委托专业刑事律师，对案件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制定应对策略；（5）积极退赃退赔，如果确实涉及违法所得，及时上缴以争取从宽处理；（6）开展专项自查，核查其他在办项目是否存在类似风险隐患，防范扩大影响。

Q31：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配合工程的招投标行为，会承担刑事责任吗？ A：如果检测机构明知某项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或检测数据不达标，仍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最高刑期十年）。在招投标环节，如果检测报告被用于证明投标企业的业绩或工程资质，虚假报告还可能成为串通投标罪或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佐证。近年来，各地住建部门对检测机构弄虚作假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不仅面临巨额罚款，相关责任人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Q32：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发现评标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中标结果还有效吗？ A：根据《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结果无效的情形包括：（1）招标代理机构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2）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与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3）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法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如果评标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导致中标结果无效，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对于已经发出中标通知书但尚未签订合同的项目，应中止合同签订程序，重新启动招标程序。

Q33：国家工作人员家属（如配偶、子女）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是否构成受贿罪？ A：这是一个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如果国家工作人员确实不知情，其家属收受财物后也未告知，一般不构成受贿罪。但家属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最高刑期七年）。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事后得知但未退还财物，或者默许、纵容家属收受财物，则构成受贿罪。在王海案中，王海虽然不是何的家属，但两人属于共同犯罪，王海收取“配合费”后分给何，何知情并同意分配方案，所以二人构成受贿罪共犯。** 对于家属收财物的案件，实务中认定“知情”的时间点、行为表现是辩护和控告的关键争议焦点。

Q34：公共资源交易中的“低价中标、高价结算”现象是否构成犯罪？ A：可能构成犯罪。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工程变更、签证环节。投标人通过低价中标获取项目后，在施工过程中通过设计变更、增加工程量、材料调差等方式，将实际结算价格大幅提高。如果公职人员明知这种“低价中标、高价结算”的操作方式仍然批准相关变更和结算，且造成了国家利益重大损失，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果其中涉及利益输送、权钱交易，则可能同时构成受贿罪。

Q35：我参与了一个EPC项目的投标，后来发现中标人是通过围标方式中标的，我可以主张重新招标吗？ A：您可以向招标人或者行政监督部门投诉举报，要求确认中标无效并重新招标。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投标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如果行政监督部门逾期未处理或者对处理结果不服，您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同时，如果围标行为给您造成了实际损失（如投标费用、前期投入），还可以依法主张损害赔偿。

Q36：在四川雷波县人民法院审理的王海案中，法院判决追缴王海违法所得170万元，但如果他确实没钱了怎么办？ A：追缴不受“没钱”的影响。 根据刑法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如果王海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会裁定中止执行，但一旦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如日后工作收入、继承遗产等），可以随时恢复执行。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王海将部分违法所得用于偿还购房借款，法院仍可对该房屋的相应份额进行追缴。如果家属使用王*海的违法所得购买房产，该房产也可能被查封追缴。实践中，追缴违法所得的范围非常广，不仅包括现金存款，还包括用赃款购置的房产、车辆、理财产品等，甚至包括转移给亲属的财产。

Q37：我公司参与了某地政府投资项目的投标，但没有中标，怀疑评标委员会成员与中标人有利益关联，应该怎么办？ A：您可以依法提出异议和投诉。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评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内容需要具体、明确，需要附上合理线索，比如评标委员会成员与中标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利益关系、合作关系等证据或线索。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依法调查处理。您也可以考虑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如果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中标人财物，将面临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刑事追究。

Q38：公共资源交易中，如果损失金额不足30万元，是不是就不会构成滥用职权罪了？ A：不一定。 30万元只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数额标准之一。除了数额标准，还包括以下情形：（1）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2）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其他情形。比如，虽然直接经济损失不足30万元，但导致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事故、严重环境污染等，同样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况且，在公共资源交易中，滥用职权行为往往与受贿行为并存，受贿罪的追诉标准是1万元，如果同时存在受贿和滥用职权，将择一重罪处罚，或数罪并罚。

Q39：监狱服刑期间，滥用职权罪的罪犯可以减刑吗？ A：可以，但有严格条件。 根据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但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职务犯罪罪犯，减刑的适用条件更加严格，需要满足“确有悔改表现”的实质性要求，且需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 这在2021年《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中有明确体现。

Q40：何将王海收取的57万元全部收下，其中40万元用于还购房借款，另外17万元帮忙保管，这会涉及洗钱罪吗？ A：这个问题很有深度。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包括贪污贿赂犯罪。何收受王海送来的57万元现金，该款项属于受贿犯罪所得。何将这些款项中的4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借款、17万元自行保管，这属于对犯罪所得的处置行为。我国洗钱罪打击的是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如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移资金、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等。何的收受行为本身属于受贿罪的范畴，将受贿款用于偿还借款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但如果何指示王海将贿赂款通过他人账户转账、购买房产等方式“洗白”，则可能另行构成洗钱罪。 实践中，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对贪污贿赂款项的转移、隐匿行为高度关注，建议不要触碰这条红线。

Q41：如果我对招标文件有异议，应该在什么时间提出？过了时间还能维权吗？ A：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资格预审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2日前提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提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如果超过法定异议期限，将丧失程序性救济权利。 但可以通过向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或举报的方式维权，只是监督部门可能以“已过异议期”为由不予处理。因此，发现招标文件存在倾向性条款或违法内容时，务必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出书面异议。

Q42：招标代理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对挂靠人员的违法行为是否承担责任？ A：这取决于法定代表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如果法定代表人只是出借资质，对挂靠人员的违法行为并不知道，一般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明知挂靠人员在开展业务中存在违法行为而放任不管，或者协助伪造材料、盖章审批，则可能构成共同犯罪。对于公司法人而言，建立健全内部合规制度、对挂靠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和管理，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护身符”。

Q43：我公司参加某地政府采购项目，中标后却发现采购人要求我们必须采用他们指定的一家供应商的原材料，否则不签合同，这种要求合法吗？ A：不合法。 采购人指定供应商提供原材料，属于干预采购合同履行的行为。采购人应当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签订合同，不得在合同签订时提出实质性变更要求。如果采购人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或者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您可以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同时，这种指定供应商的行为也可能是滥用职权或商业贿赂的前奏，建议谨慎处理，留存好相关证据（如指定供应商的书面通知、聊天记录、邮件等），必要时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Q44：不构成犯罪，但违反招投标法规的行为，会有什么行政处罚？ A：根据《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招投标法规的，可能面临责令改正、罚款、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可能给予罚款、行政处分等处罚。如：招标代理机构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处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 投标人中标后将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处转让项目金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在遭受行政处罚的同时要警惕是否可能涉及刑事追诉。

Q45：公司因为串通投标被判处罚金，已离职的项目经理是否还会被追责？ A：会。 刑事责任的追究针对的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而不是仅限于在职人员。如果项目经理在任职期间实施了串通投标行为，即使事后离职，仍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已经离职的员工，司法机关仍然可以对其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这在实践中并不少见，很多案件发案时间较晚，涉案人员已经离职甚至退休，同样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刑事风险具有持续性和滞后性，建议从业者在职期间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Q46：河南焦作市下辖的区县中，有没有公开的公共资源交易滥用职权案例？从哪里可以查询类似案件的判决？ A：根据公开信息，焦作市及其下辖的县（市、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确实查处过一些违法违纪案件，但具体判决情况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检索时可设定关键词为“滥用职权罪”“公共资源交易”“焦作”或具体区县名称，也可以关注“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在线监管平台”发布的违法违规信息。需要提醒的是，不同地区的司法裁判尺度可能存在差异，王*海案作为四川凉山的典型案例，对河南焦作地区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但具体案件仍需结合本地司法实践进行研判。

Q47：王*海案中，招标文件设置“安全责任人”条件，为什么能排斥投标人？ A：好的，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招标文件设置的精细化操作。“安全责任人”是指投标单位必须配备具有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的人员担任安全责任人。在当时的凉山州，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建筑企业数量非常有限，如果再加上“该人员需在本单位缴纳社保满一定期限”等附加条件，符合条件的企业在10家以内。李*将这些企业全部收买用于围标，其他投标人即使想参与也无从下手。“安全责任人”条件的恐怖之处在于它表面上完全合法，符合安全生产的监管要求，实则是一种精准筛选的工具。 这正是滥用职权罪在公共资源交易中的隐蔽性体现。

Q48：如果公职人员被指控滥用职权罪，侦查机关通常会收集哪些证据？ A：实践中，滥用职权类案件的证据体系通常包括：（1）主体身份证据：任职文件、职务职责规定、分工文件等，证明行为人具有相关职权；（2）行为证据：招标文件报审表、备案审批表、会议纪要、签发文件、系统操作日志等，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滥用职权的具体行为；（3）损失证据：工程造价鉴定、审计报告、资金流水、损失评估报告等，证明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4）主观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同案人证言、通讯记录、邮件往来等，证明主观上明知且故意；（5）关联证据：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合同、转包协议、受贿款项的银行流水等，证明滥用职权与利益输送之间的关联。对于被调查人来说，辩护律师尽早介入并系统梳理证据体系，是发现疑点和进行有效辩护的基础。

Q49：公司内部人员发现同事在招投标项目中有违规操作，担心举报后被公司报复，怎么办？ A：首先，您可以向公司内部的合规部门或审计部门反映，或者直接向外部监管机构（如住建部门、发改委、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报。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举报人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因举报遭受打击报复（如被解雇、降职、调岗），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诉讼主张赔偿。 同时，如果您的举报导致案件被查实，您可能作为证人配合调查，这种情况下法律会保护证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在举报时实名举报并保留好相关证据，这样既有利于查处，也更有利于保护自己。匿名举报有时候难以获得足够的重视，但依然是可行的选择。

Q50：一个人同时触犯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法院会怎么判罚？ A：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何*作为发改委招投标科科长，其滥用职权为特定投标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的行为，面临的就是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数罪并罚的法律后果。数罪并罚意味着刑期可能大幅提升，且受贿罪往往重量刑，两个罪名叠加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可能超过十年。这正是国家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职务犯罪“零容忍”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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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胜，江苏王冠律师事务所。

本文基于四川省雷波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7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撰写，旨在普法宣传，不构成对任何个案的法律意见。如有具体法律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