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行政审批领域滥用职权罪七类高发案发场景全汇总

在近年职务犯罪案件中，滥用职权罪的案发频率持续升高，尤其在行政审批、项目许可、渣土处置、规划调整、土地供应等行政权力集中领域，极易出现“一把手签字即生效”“一支笔审批”的违规操作模式。很多当事人直到被监委带走调查，才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惯例”已经触犯刑法。

本文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刑终457号刑事判决书为切入点，围绕行政审批领域滥用职权罪的高发案发场景进行全面汇总与法律分析，帮助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业负责人及法律从业者清晰识别法律红线。

一、真实案例回放：园区“渣土审批权”引发千万元国家损失

杜某辉，原系长沙市雨花区正县级干部，曾任雨花区环科园管委会主任、雨花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期主持园区全面工作。在一起滥用职权事实中，法院查明：

• 杜某辉明知环科园和雨花经开区管委会没有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处置的行政许可和收费权限；
• 仍然违反法律规定，超越职权，擅自对园区内过境渣土运输车辆和自行开发建设项目的渣土运输进行审批收费；
• 同时利用职务地位干扰正常的渣土执法管理工作；
• 致使部分已经在长沙市渣土管理处办理行政许可手续和交费的过境园区渣土车辆二次交费；
• 同时致使长沙市渣土管理处数年来未能正常收取园区内项目单位的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服务费；
• 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达1984.41万元。

杜某辉因此被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该案是园区管委会行政审批越权收费领域的典型案发模式。

二、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与核心判断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1. 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乡镇干部、城管执法人员等。

2. 客观行为：滥用职权行为

集中体现为以下三种模式：

| 行为类型 | 具体表现 | 常见案例 | |---------|---------|---------| | 超越职权 | 行使了不属于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事项 | 园区管委会审批渣土运输许可 | | 玩弄职权 | 出于不正当目的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决定 | 给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违规发放许可 | | 不履行职权 | 对应当履行的职责消极不作为 | 对违法项目不查处、不制止 |

3. 结果要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这是滥用职权罪成立的关键门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 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 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 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行政审批领域滥用职权多表现为“经济损失”型。 凡是违规审批、越权收费、擅自减免应征收费等造成国家规费流失30万元以上的，即可构成本罪。

三、行政审批领域滥用职权罪七类高发案发场景汇总

结合近年司法判决与办案实践，行政审批领域的滥用职权行为主要集中于以下场景。

场景一：超越法定权限审批，擅自发放本应由上级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件

这是最常见的案发形态。行政机关或园区管委会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自行设置审批门槛、自行发放所谓的“准运证”“施工通知”“运输许可”等。 杜某辉案即是此类：园区管委会本无建筑垃圾处置许可权限，却自行制定渣土运输管理文件，以“一支笔审批”取代市渣土管理处的行政许可，最终导致国家收费大量流失。

此类场景的典型特征还有：以“内部审批单”“会议纪要”“领导批示”代替法定许可；对已取得法定许可的相对人再次进行“审批”并强制收费；将法定备案事项包装成行政审批事项等。

场景二：违反法定程序和条件，对不符合准入标准的项目审批通过

行政审批机关在办理许可时，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但在实践中，因熟人请托、招商引资压力或利益输送，部分审批人员明知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仍然签字同意，最终引发重大安全事故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例如：环评审批环节中，对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的项目出具合格意见；规划审批环节中，对没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超出规划红线的项目批准施工；消防审批环节中，对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建筑签署“合格”意见等。一旦发生事故或损失，审批人员极易被追究滥用职权罪。

场景三：擅自增设收费项目，违规收费或“搭车收费”

行政审批中如果有收费环节，必须严格以物价部门核准的项目和标准为依据。 任何超出核准范围的收费，不仅属于行政违法，还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中的“超越职权”行为。

实践中，高发领域包括：

• 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渣土清运费”“保洁费”“保证金、押金”等名义违规收费；
• 自行确定收费标准，没有物价部门的核定文件；
• 将本应由国家统一征收的费用截留、坐支或用于单位内部福利；
• 对已向法定部门交纳费用的相对人，又重复征收“管理费”“服务费”。

杜某辉案中，园区自行收取渣土费489万余元，支出67万余元用于发放值班费、加班费、奖励，且收费标准随意、未经物价核定，正是此类违规收费的典型体现。

场景四：利用审批权干预正常行政执法，形成“保护伞”

滥用职权并不一定表现为主动作为，还包括利用权力地位干预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职。例如，行政负责人向城管、环保、市场监管等执法人员打招呼、施压，要求对特定企业或项目不予查处，或者要求从轻处理，甚至要求执法部门认可其违规“审批”的结果。

杜某辉案中，园区城管执法中队“只认杜旭辉签字的审批报告，不要求项目单位在市渣土管理处办理大小证”，雨花区城管大队因杜某辉区委常委的身份，难以对园区实施有效执法。这种“以批代管”“以权压法”的行为，使得国家监管制度形同虚设，消防、环保、规划、建筑垃圾处置等监管领域均有类似案发情形。

场景五：招商引资过程中违规承诺、违规供地、违规减免费用

许多园区管委会、开发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出于政绩冲动，超越权限向企业作出种种“优惠承诺”：

• 违规减免土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 违规调整土地规划用途、容积率；
• 未依法进行招拍挂程序，直接协议出让土地；
• 承诺由财政资金为企业垫付或返还税费。

上述行为一旦造成国家应得收入流失达到30万元，相关负责人即可能被追究滥用职权罪。同时，若在过程中收受企业财物，将同时构成受贿罪，面临数罪并罚。

场景六：对违法建设、违法经营行为疏于监管，致使重大损失发生

行政审批机关不仅承担许可职责，还负有后续监管职责。有些工作人员在颁发许可后便“放任不管”，对相对人的超范围经营、超规模建设、违法倾倒渣土等行为不巡查、不制止、不移送处罚，导致损害后果持续扩大并最终酿成重大损失。

此类情形在城管、住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领域的案发率较高。 例如：对违法建筑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责令拆除决定，致使违法建设完工并发生坍塌事故；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未依法查处，致使耕地大量毁坏等。

场景七：在行政审批中徇私舞弊，对明知违法的审批事项主动促成

这是情节最恶劣的一种。审批人员不仅超越职权，还基于受贿、人情、亲属关系等利益驱动，主动为不合格的相对人设计审批路径、帮忙协调关系、规避法定审查，甚至直接伪造审批材料。此种情形下，行为人通常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且法院会以数罪并罚从重处理。杜某辉案中，其利用职务便利为开发商刘某在项目选址、供地、规划调整、拆迁等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收受巨额财物，即是“利益输送+滥用职权”的叠加形态。

四、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与量刑档次

1. 基本量刑幅度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通常指：

• 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 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等严重后果的；
• 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2. 徇私舞弊加重情节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而滥用职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注意：这里的“徇私舞弊”仅指徇私情、私利而滥用职权，但不包括行为人收受他人贿赂的情形。如果收受贿赂又滥用职权的，应当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

3. 同时构成受贿罪时的处理规则

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非常明确：

• 行为人收受贿赂同时滥用职权构成犯罪，应当数罪并罚；
• 杜某辉案中，其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即为数罪并罚的结果。

五、涉行政审批滥用职权罪案件当事人关心的痛点问题

结合办案实践，当事人被监委立案调查后，最为焦虑的问题集中于以下环节：

1. 经济损失数额如何认定

“重大损失”的认定直接决定是否构成犯罪。 实践中，办案机关通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计算国家应收未收的费用金额。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应当重点关注：

• 审计范围是否准确，是否包含了不属于流失的款项；
• 是否扣除了相对人已向其他有权部门缴纳的费用；
• 收费标准的依据是否合法，是否适用了错误的收费标准；
• 是否存在计算区间错误，将行为人任职前的损失计算在内；
• 是否扣除了合法减免的部分（如“两安”用地符合减免条件的情形）。

2. 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法律法规依据

很多当事人辩解称“我们园区一直是这么做的”“上级领导都知道也默许”。但在法庭上，判断是否“超越职权”的依据只能是：

•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
• 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 本单位“三定”方案及编制文件；
• 授权委托书及上级机关的决定。

如果上述文件均未赋予园区或本机关审批权限，那么“惯例”不能成为免责事由。

3. 是否构成“集体研究决定”

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提出：渣土管理事项经过管委会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属于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对此，司法实践中的态度是：

• 如果集体研究形成的决定本身违反法律规定，而行为人作为主持者、决策者明知违法仍然拍板决定，仍应承担滥用职权罪的刑事责任；
• 如果行为人仅仅是执行集体决策且没有决策权，可能不构成犯罪或者从轻处罚；
• “一支笔审批”模式恰恰表明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更不能以集体决策推卸个人责任。

4. 能否适用缓刑或不起诉

滥用职权罪属于过失类职务犯罪，社会危害性集中于“损失结果”。在以下情形中，争取不起诉或者缓刑的机率较高：

• 积极退赔损失，挽回国家经济损失；
• 自首、坦白，如实供述未被掌握的主要犯罪事实；
• 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
• 一贯表现良好，系初犯偶犯；
• 犯罪情节一般，损失数额刚超过30万元立案标准。

六、结语

行政审批领域权力集中、自由裁量空间大、对外透明度低，历来是滥用职权罪的高发地带。从杜某辉案可以看出，“一支笔审批”并不意味着可以一签了之，更不等于签了字就可以免责。 每一位掌握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应当清醒认识到：

• 法定权限才是权力的边界；
• 法定程序才是履职的轨道；
• 法定标准才是审查的尺度；
• 一张随意签下的名字，可能同时触发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两条红线。

建议行政机关高度重视审批流程合规建设，厘清权力边界、完善审批留痕、建立内部合法性审查机制。一旦出现被监委立案调查的情形，当事人及其家属应当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介入，重点围绕主体身份、权限依据、损失认定、因果联系、证据合法性等关键辩点开展有效辩护。

——张欣然，黑龙江大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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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滥用职权罪及行政审批领域常见案件咨询问答

1. 问：园区管委会在没有建筑垃圾处置许可权限的情况下自行审批收费，工作人员会被追究什么刑事责任？ 答：管委会及其工作人员明知自身没有行政许可权限，仍擅自审批收费并造成国家损失30万元以上，依法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果同时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财物，还会构成受贿罪，数罪并罚。哈尔滨市呼兰区某开发区曾有类似案例，相关责任人员被以滥用职权罪立案查处。

2. 问：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经济损失达到多少才能立案？ 答：根据司法解释，滥用职权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即达到立案追诉标准。损失150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 问：行政审批中多收了企业几万元费用，是否一定构成滥用职权罪？ 答：不一定。滥用职权罪要求造成重大损失达到30万元以上。如果违规收费金额不足30万元，通常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可能面临党纪政务处分和行政责任。哈尔滨市道里区某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因违规收费8万元，仅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未追究刑事责任。

4. 问：单位中层干部执行领导命令办理违规审批，是否要承担滥用职权罪的刑事责任？ 答：需要视具体情节判断。如果中层干部明知审批违法，仍然积极配合实施，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如果仅是机械执行决策、没有决策权且未从中获益，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建议在调查阶段如实陈述审批流程，提供书面证据证明自己系服从指令。

5. 问：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有什么区别？ 答：滥用职权罪是故意超越职权或者违反规定行使职权，属于“乱作为”；玩忽职守罪是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属于“不作为”。二者罪名不同，但在行政审批领域经常交织出现，例如对违法建设不查处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违规给不合格项目发证则构成滥用职权罪。

6. 问：杜某辉案中，为什么滥用职权罪只判了三年？ 答：杜某辉案造成国家损失1984.41万元，依法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损失150万元以上），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结合其如实供述滥用职权事实、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恰好处于法定刑幅度的最低刑。

7. 问：涉嫌滥用职权罪被监委留置后，家属应该怎么办？ 答：第一，不要盲目找人“运作”，避免涉嫌行贿罪；第二，尽快委托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介入，了解涉案情况和办案进程；第三，积极配合监委退缴违法所得，争取从宽处理情节；第四，稳定心态，做好长期法律程序准备。哈尔滨市南岗区有家属在留置期间主动配合退赔，最终当事人获得从轻判决的案例。

8. 问：审计报告在滥用职权案件中起到什么作用？是否属于鉴定意见？ 答：审计报告是办案机关认定经济损失数额的核心依据，通常以“专项审计报告”形式呈现，属于书证或鉴定意见类证据。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审查审计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来源是否完整、损失计算是否扣除了合法减免因素。如果审计报告存在重大瑕疵，可以申请重新审计或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质证。

9. 问：行政审批人员以“集体研究决定”为由推卸责任，能否成立？ 答：仅有集体研究的形式还不够，关键在于决策内容是否合法。如果集体研究作出的审批决定违反法律，主要决策者仍然构成滥用职权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某项目审批中，参会人员集体签字同意违法供地，最终主持决策的管委会主任被追究刑事责任，参会签字人员也受到政务处分。

10. 问：滥用职权罪的追诉时效是多久？ 答：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十年。滥用职权罪基本犯最高刑为三年，追诉时效为五年；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刑为七年，追诉时效为十年。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11. 问：已经退休的行政机关领导，是否还会被追究滥用职权罪？ 答：可以。滥用职权罪属于身份犯，只要行为人在职期间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无论何时被立案调查，只要未超过追诉时效，均可追究其刑事责任。实践中不少退休后被查处的案例，杜某辉案发时虽已不再担任经开区实际职务，但仍在职为“正县级干部”，同样被追究刑事责任。

12. 问：在行政审批中收受企业财物后加快审批进度，构成什么犯罪？ 答：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罪；如果审批的事项本身合法合规，仅是在程序上加快进度，一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果审批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项目，则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依法数罪并罚。

13. 问：行政执法人员因领导打招呼而不再查处违法项目，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 答：视情节而定。如果执法人员明知项目违法，因领导干预而不立案、不查处，造成恶劣影响或者重大损失的，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而干预执法的领导，则属于滥用职权罪的教唆犯或共同犯罪人。

14. 问：渣土运输领域的“大小证”制度是什么？是否合法？ 答：所谓“大小证”只是部分园区自行制作的内部管理凭证或通行标识，由国家法规确定的行政审批文件根本没有“大小证”的说法。合法的渣土运输许可和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只能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依法颁发。任何以“园区审批”替代法定行政许可的做法均属违法，除承担刑事责任外，收费也会被依法追缴。

15. 问：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许可需要哪些条件？向哪个部门申请？ 答：应当向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通常为城市管理局或渣土管理处）申请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提交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渣土运输合同、消纳场地证明等材料，经审查合格后领取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并按规定缴纳建筑垃圾处置服务费。哈尔滨市阿城区办理此项许可时，由区城管局窗口统一受理，再报市级渣土管理部门审批。

16. 问：企业被园区管委会违规双重收取渣土管理费，能否要求退款？ 答：可以。园区管委会无权收取建筑垃圾处置服务费、渣土清运费、保洁费等费用，其收费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收费。企业可以向有权机关投诉举报，或者在行政诉讼中请求确认收费行为违法并返还已交款项。已查明属于违规收费的，相关款项也应上缴国库或退还给缴费企业。

17. 问：滥用职权罪的“徇私舞弊”加重情节如何认定？ 答：主要是指行为人出于徇私情、徇私利的动机实施滥用职权行为。例如，为了帮助亲友企业获得审批而放松审查标准，因接受吃请而违规发放许可证等。但如果是收受财物，数额达到受贿罪标准，则应直接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并罚，不再以徇私舞弊的情节加重处罚。

18. 问：因审批错误导致企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审批人员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 答：可能同时承担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甚至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如果审批人员明知企业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仍违规发放许可，并在事后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重大经济损失，将面临数罪并罚的严重后果。

19. 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时间是否可以折抵刑期？ 答：可以折抵。根据刑法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杜某杰案中，其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四个月，折抵刑期2个月，最终判决书明确写明了折抵计算方式。

20. 问：滥用职权案中，主动退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否可以减轻处罚？ 答：可以。积极退赔、挽回损失是重要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杜某辉案中，二审期间家属代为退缴了全部受贿违法所得，法院据此将受贿罪的刑期从十一年改判为十年，可见退赃退赔对量刑影响显著。

21. 问：行政机关领导能否以“为了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为由免除滥用职权罪的责任？ 答：不能。发展经济不能以违法为代价。只要行为超越了法定权限并造成重大损失，即使初衷是为了招商引资，同样构成滥用职权罪。法院在量刑时会考虑动机因素，但一般不影响定罪。

22. 问：滥用职权案中，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重点是什么？ 答：检察机关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是否超越或滥用职权、是否造成重大损失，以及损失结果与滥用职权行为之间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个阶段辩护律师可以提交书面法律意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必要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哈尔滨市香坊区检察机关在办理某审批领域滥用职权案时，采纳了辩护律师关于损失认定范围不当的意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3. 问：城管执法中队听从园区管委会领导指挥，对园区内违法渣土运输不查处，执法人员是否要担责？ 答：如果执法人员明知违法而不查处，且造成严重损失，同样可能被追究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的责任。杜某辉案中，相关城管中队的负责人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多名证人在调查中被重点询问，相关责任人员也受到不同程度处理。

24. 问：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涉嫌什么罪名？ 答：如果审批权限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范围，为亲属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的，涉嫌受贿罪；如果只是为亲属创造有利条件而未收受财物，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果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非法牟利，还可能涉及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25. 问：滥用职权罪是否属于职务犯罪中的“重罪”？ 答：相对于贪污受贿罪而言，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相对较轻，基本犯最高刑为三年，情节特别严重最高刑为七年。但在涉及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巨大经济损失时，实际判罚接近法定最高刑的情况并不少见。

26. 问：开发园区管委会的干部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答：属于。开发区管委会是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在管委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滥用职权罪的适格主体。杜某辉案中，雨花经开区管委会为正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其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当然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7. 问：企业向园区管委会行贿要求违规审批，企业负责人又涉嫌什么犯罪？ 答：企业负责人涉嫌行贿罪，如果情节严重，同样面临刑事处罚。如果企业因此获得不正当利益，还被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实践中，行贿方往往成为监察机关调查的重点突破口，主动配合调查的可以从轻处罚。

28. 问：家属在当事人被留置期间是否可以会见？ 答：监察法规定，被留置人员在被调查期间不能会见家属，但可以委托辩护律师。律师经办案机关许可，可以会见被留置人员，了解案情并提供法律咨询。家属切勿通过非正常渠道传递信息，以免涉嫌妨碍调查。

29. 问：没有收取任何好处，只是由于工作疏忽审批了不该批的项目，是否构成犯罪？ 答：如果只是工作疏忽、没有主观故意，且未造成重大损失，一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但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如果损失未达30万元，则仅作党纪政务处理。主观故意是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重要区别。

30. 问：对滥用职权罪的判决不服，应该在多长时间内提出上诉？ 答：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期限为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不服裁定的上诉期限为五日内。逾期未上诉，一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确有错误，只能通过申诉程序寻求救济，难度会显著增加。哈尔滨市双城区某职务犯罪案件的当事人因及时上诉，在二审中改判，刑期减少一年。

31. 问：滥用职权罪是否包含“不当作为”的情形？ 答：包含。滥用职权不仅是超越权限的“乱作为”，也包括滥用权力过程中的“任性作为”。例如在行政审批中随意提高标准、故意刁难拖延、选择性执法、差别对待行政相对人，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32. 问：行政机关自行制定的“内部文件”能否作为行使审批权的依据？ 答：不能。行政审批权的来源必须是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有权机关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文件仅能规范内部工作流程，不能设定新的行政审批事项或者行政许可权限。

33. 问：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属地政府之间的职权边界如何划分？ 答：一般按照设立开发区的批准文件和“三定”方案确定。管委会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在批准范围内行使经济管理和投资服务职能，但涉及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法定职权，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超出授权范围的审批行为即属于超越职权。

34. 问：涉嫌滥用职权罪的当事人能否申请取保候审？ 答：可以。监察机关调查阶段通常不适用取保候审，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如果当事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无社会危险性，获准取保候审的可能性较大。哈尔滨市平房区有当事人在移送审查起诉后成功办理取保候审的案例。

35. 问：滥用职权案件中的“经济损失”是否包括间接损失？ 答：司法实践中主要指直接经济损失。例如国家应收未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产损失等。间接损失一般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不直接计入立案数额。杜某辉案中认定的1984.41万元即为园区内15个平整项目应向长沙市财政缴纳的建筑垃圾处置服务费，属于直接应当征收而未征收的国家收入。

36. 问：二审审理期间退缴违法所得，能否得到改判？ 答：二审期间退缴违法所得，属于新的从轻处罚情节。杜某辉案中，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十一年，滥用职权罪判处三年，决定执行十二年；二审期间家属代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二审改判受贿罪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十年。这表明，退赃在二审中对量刑有积极影响。

37. 问：证人证言在滥用职权案件中的证明力如何？ 答：证人证言是滥用职权案件的重要证据类型。但由于证人多为同事、下属或利益相关方，其证言可能存在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的情况。辩护律师应当仔细审查证人证言之间的一致性，与书证、物证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必要时申请关键证人出庭作证。

38. 问：民警或辅警在行政审批中违规办理落户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罪？ 答：可以。公安机关户籍民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在落户审批中违规办理不符合条件的落户申请，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哈尔滨市尚志市曾有户籍民警违规为多人办理落户，最终被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拘役。

39. 问：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同时认定时，量刑有什么影响？ 答：两罪应当数罪并罚。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通常在十年以上量刑；滥用职权罪造成重大损失的，另加三年左右刑期。综合刑期一般会超过单罪处罚的幅度。这也提醒广大干部，收钱办事和违规审批的风险是叠加的。

40. 问：如何判断园区管委会的“两支笔审批”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 答：重点看三点：第一，该审批事项是否属于管委会法定职权；第二，审批依据是否合法；第三，审批行为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如果审批事项本应由市级主管部门负责，而管委会强行审批并收费，造成国家规费流失，则构成滥用职权罪。哈尔滨市木兰县某园区曾因违规审批建设用地，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被追究刑责。

41. 问：涉嫌滥用职权被监委调查期间，是否可以聘请辩护律师？ 答：可以。根据《监察法》规定，被调查人在被留置期间，可以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可以为被调查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但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一般要待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进行。

42. 问：单位能否成为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 答：不能。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单位集体研究决定实施违法行为的，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不对单位判处罚金。

43. 问：因规范文件本身不合法导致工作人员出错，能否免除其刑事责任？ 答：如果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在执行一个明显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并且其不知道该文件违法，一般不宜以滥用职权罪追究；但明知文件违法仍积极执行，造成重大损失的，仍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制定违法文件的决策者则要承担主要责任。

44. 问：什么情况下滥用职权罪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答：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例如，虽有违规审批行为，但及时纠正、未造成实际损失或者损失数额较小（不足30万元），均不构成犯罪。

45. 问：对园区管委会越权审批收费行为，企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吗？ 答：可以。企业认为管委会的审批收费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在刑事案件中，企业作为被害单位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违法收取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