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法律服务合同标的范围争议：非诉事务是否包含在内？

企业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时，双方对于服务范围的理解往往存在差异。尤其是当合同约定的是“债权清收项目”时，非诉催收工作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律师在诉讼之外付出的大量劳动——发律师函、电话催收、出具法律意见书——能否被视为履行了合同义务并有权主张相应代理费？当回款系债务人主动支付或通过其他渠道实现时，律师能否证明该回款与其工作成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律师费能否获得支持、企业是否面临额外付费风险。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案号：(2017)京02民终2965号），君君律师事务所与京纺莲公司围绕非诉事务是否包含在合同标的内、回款与律师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退货是否属于清收成果等核心争议展开了激烈交锋。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最终法院对多项关键事实作出认定，为理解法律服务合同标的范围的界定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裁判样本。

一、案件背景：一份涵盖“非诉、诉讼”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

2012年12月25日，中土畜雪莲公司（后更名为京纺莲公司）与君君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

甲方因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聘请乙方律师担任甲方与昆明奥*华公司、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等145家企业及项目所涉及单位债权清收项目的非诉、诉讼代理人。

合同中明确，君*君律所的服务范围包括：

• 指导甲方工作人员提供相关文件，审查甲方提供的文件资料；
• 就甲方提出的法律问题作出咨询服务；
• 起草或审查、修改各类催款函、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 向附表所列的单位发出律师函；
• 作为甲方代理人向附表所列单位催收欠款；
• 作为甲方的诉讼代理人参与甲方与债务人之间的仲裁、诉讼活动；
• 对附表所列单位催收事宜出具书面法律意见或结案报告。

收费方式为风险代理：甲方在收回附表所列应收款后10日内，按收回货币金额的3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债务人退货或以物抵款时，按货物实际折抵金额的1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

合同签订后，京纺莲公司支付了7万元基础工作费。此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多个项目的回款是否属于律师清收成果、非诉催收工作是否产生代理费、退货是否应计入清收范围等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君君律所最终将京纺*莲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代理费320余万元。

二、争议焦点：非诉事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

本案的核心争议之一在于：合同列明的“债权清收项目”是否包含非诉催收工作？ 京纺莲公司主张，律师的主要工作应以诉讼为主，发函、电话催收等非诉手段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而君君律所则主张，合同明确约定“非诉、诉讼代理人”，非诉事务本身就是合同标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合同文本看，双方签订的是“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服务范围中既包含“非诉”方式的催收（起草催款函、发律师函、出具法律意见书、电话催收等），也包含“诉讼”代理。法院最终认定：

“综合前述君君律所提交的证据情况，君君律所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君君律所依照《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为京纺莲公司进行了债权清收。”

这意味着，非诉事务不仅是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而且律师在非诉阶段的工作成果（如起草催款函、发律师函、出具法律意见书）完全可以作为主张代理费的依据。

三、裁判要旨：法院如何认定律师的清收成果？

围绕哪些回款和退货应计入律师清收成果这一核心问题，法院对多个具体项目逐一进行了审查，体现了极为细致的裁判思路。

（一）合同签订前的催收工作是否有效？

京纺莲公司主张，合同生效日期为2012年12月25日，此前的催收工作不应计入服务成果。但法院查明，在合同签订前，君君律所已经与京纺莲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催收准备工作：2012年7月9日，李发送的邮件附件所列催收对象为145家，金额与合同附件完全一致；2012年10月24日，李确认昆明奥华公司的应收账款明细，并明确“应是急需清欠的，请加入此范围”。君君律所还起草了对账函、催款函并交由京纺莲公司审核发出。

法院由此认定：虽然合同签订于2012年12月25日，但合同签订前双方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且被催收款项已被列入合同附件的清收范围，因此该期间的工作成果应当计入律师的清收成果。

这一认定对律师行业意义重大——实践中大量法律服务合同在正式签署前便已开始实际履行，法院通过审查双方的往来邮件、工作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事实上的合同履行关系，而非机械地以合同签署日期为唯一标准。

（二）律师函发出后债务人回款，能否推定存在因果关系？

在昆明奥华公司项目中，双方对于多笔回款是否因律师催收而实现产生争议。京纺莲公司提交了销售确认单，主张部分回款系债务人支付的新合同货款，与律师催收无关。一审法院对部分大额回款未予支持，理由是“京纺*莲公司提交的销售确认单的备注内容前后连贯，与银行付款凭证可以相统一”。

但二审法院对广州巨公司的回款作出了不同认定。二审期间，君君律所提交了广州巨实业公司的工商信息，证明该公司系由广州巨贸易公司变更名称而来，两次回款的进账单位系同一主体。法院认为：

“清收欠款的到期日先于采购合同的付款日期，且两笔回款进账的时间和数额也不能与2013年采购合同的约定相对应，京纺*莲公司关于款项性质的记载是其单方的记载，没有提供合理有效的证据佐证。”

最终，二审法院对广州巨*公司两笔回款共计856,974.2元对应的代理费257,092.26元予以支持。

（三）债务人退货是否属于清收成果？

吉林吉公司项目中，君君律所发出律师函后，吉林吉公司于2013年5月27日返还货物价值179余万元。京纺莲公司主张退货系其自行协商的结果，与律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该退货与律师工作存在一定关联，但鉴于律所不同意退货方案、最终由京纺*莲公司决定接受退货，酌情按5%比例支付代理费。二审法院则纠正了这一认定：

“按照《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债务人退货或以物抵款时，回收款数额为京纺莲公司与债务人书面确认的、货物实际折抵的金额，按该金额的10％向君君律所支付代理费。”

据此，二审法院将代理费比例恢复为合同约定的10%，即179,084.9元。

这一改判体现了一个重要原则：在风险代理合同中，合同约定的收费比例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法院不应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合同约定的费率。 即使律师对退货方案持保留意见，只要债务人最终以退货方式清偿了债务，且该债务在律师的清收范围内，律师就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获得代理费。

（四）委托人在诉讼中途解除委托，律师费如何处理？

在庄胜崇公司项目中，君君律所已完成一审全部代理工作和二审部分工作，京纺莲公司在二审最后一次庭审前撤销了对律所的委托。君君律所主张，京纺*莲公司无正当理由中途解除委托，应赔偿其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该案京纺莲公司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不存在回款，故君君律所要求支付代理费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但这一裁判理由也间接确认了一个规则：在风险代理模式下，律师费以实际回款为前提，但若委托人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律师有权就已完成的清收项目主张相应费用（合同亦有此约定）。

四、律师实务提示：如何避免“非诉事务是否含在内”的争议？

（一）对律师事务所的提示

1. 在合同中明确定义服务范围。如果合同采用“非诉、诉讼代理人”的表述，建议进一步细化：非诉事务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如发函、电话催收、出具法律意见书、参与和解谈判等），诉讼事务包含哪些内容（如一、二审代理、执行代理等）。明确的服务范围描述是后续主张代理费的权利基础。

2. 保存履行合同的全过程证据。本案中，君*君律所之所以能获得法院支持，关键在于其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往来邮件、工作简报、律师函底稿、快递单、清收情况确认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辅助明细账等。建议律师在服务过程中建立标准化的工作记录制度，以书面形式留存每一阶段的工作成果。

3. 重视与委托人的书面确认。本案中“君君律师清收情况确认书”和李的签名对法院认定清收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律师在完成阶段性工作后，可以主动要求委托人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成果进行书面确认，特别是在委托人内部人员变动频繁的情况下，这种确认对未来主张权利至关重要。

4. 明确收费模式与比例。风险代理合同中，收费比例直接关系到律师的收益。建议在合同中明确：回款、退货、以物抵债等各种清收方式对应的代理费比例；多个债务人清偿顺序与律师费计算的关系；委托人单方解除合同后已完成工作的费用计算方式。避免使用“协商解决”“据实结算”等模糊表述。

（二）对企业（委托人）的提示

1. 审慎签署合同，明确服务边界。企业在聘请律师进行债权清收时，应当清晰地了解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律师是只提供诉讼代理，还是也包括非诉催收？非诉催收是否单独收费？如果不需要律师发函催收，建议在合同中予以排除，避免承担未实际要求的服务费用。

2. 建立回款与律师工作的对应关系。风险代理合同的付费逻辑是“因为律师的工作而实现了回款”。如果部分回款是企业自行催收取得的，应当在付款凭证、内部记账凭证上予以注明，并在回款后及时与律师沟通确认，避免事后产生争议。

3. 规范用章和确认流程。本案中，京纺*莲公司多次主张“公章不符合公司内部盖章流程”“证据系非法取得”，但均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而未被法院采信。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应当建立规范的用章制度，避免因内部管理混乱导致在诉讼中处于被动。

4. 慎重选择解除委托的时机。风险代理合同下，委托人在诉讼中途无故解除委托，可能需要对律师已经完成的工作支付相应费用。如果确需更换律师，建议就已完成的工作量与律师达成书面协议，避免后续被诉。

五、结语

本案的裁判要旨清晰：法律服务合同的标的范围应当以合同约定为准，非诉事务与诉讼事务均属于律师可以主张代理费的服务内容。 在风险代理模式下，律师获得代理费以实际清收成果为前提，但清收成果的形式并不限于货币回款——债务人退货、以物抵债，甚至通过集团公司内部调账方式实现的债务清偿，都可能被认定为律师的清收成果。

对于企业和律师事务所而言，本案的最大启示在于：合同条款的精确性是预防争议的第一道防线。一份详尽、明确、可操作的法律服务合同，远比事后在法庭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证明“合同当初是怎么约定的”更为重要。在签署合同之前，双方都应当对服务范围、收费方式、成果认定标准、合同解除后的费用结算等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和确认，并将共识落在纸面上。

风险代理是把双刃剑——对律师而言，没有回款就没有收入；对企业而言，回款之后就必须按约付费。 只有双方都清晰理解并接受这一规则，法律服务合同才能在互信的基础上顺利履行。

六、相关案件常见咨询问答

问：我公司之前与律师事务所签了债权清收合同，合同里写的是“非诉、诉讼代理人”，现在律所发了几封律师函就要求支付代理费，合理吗？

答：合同如果明确约定了非诉服务内容，如发律师函、出具法律意见书等，这些服务本身就是在履行合同义务，律所就有权依据合同主张相应费用。关键要看回款是否实际产生且与律师的工作有关联，若律师函发出后债务人主动回款，律所主张代理费通常可以得到法院支持。建议企业对照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和收费条款逐项核实。

问：我们是济南历下区的企业，聘请律师做欠款催收，结果律师发了一封律师函之后对方就主动付款了，这种也算律师的功劳吗？

答：从司法实践看，在风险代理合同框架下，只要该笔欠款属于合同附件所列的清收范围，且律师确实发出了催收函件，债务人付款时间在函件发出之后，法院通常可以认定该回款属于律师的清收成果。律师发函本身就是在履行合同义务，不要求律师必须通过诉讼才能主张代理费。

问：法律服务合同里只写了“代理债权清收”，没有明确包含非诉内容，律师发函催收后回款了，他有权要代理费吗？

答：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争议。如果合同约定的是“债权清收项目”，发函催收属于债权清收的常见方式，法院倾向于认定为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但如果合同明确排除了非诉服务，仅约定诉讼代理，则律师仅发函催收可能不被认定为完成了合同义务。建议在签订合同时把非诉和诉讼的范围写明。

问：律师在合同签订前就开始帮我们发催款函了，合同签完之后对方回款了，这部分要算律师的清收成果吗？

答：根据北京二中院在类似案件中的裁判观点，如果合同签订前双方已经就清收工作进行沟通，律师起草的对账函、催款函已交由企业审核发出，且该款项被列入合同附件的清收范围，即使回款发生在合同签订前后，法院也可以认定属于律师的清收成果。合同签订前的实际履行行为可以视为对合同的补充和延续。

问：我们公司自己催回来的钱，但律师说是他发律师函的结果，拒绝认可。法院一般怎么判断？

答：法院会综合审查证据判断律师工作与回款之间的关联性，重点审查：回款是否发生在律师发出催收函件之后；债务人付款凭证是否注明款项对应的合同或欠款性质；企业提交的销售确认单、记账凭证等单方证据能否证明款项性质。如果企业对款项性质的记载缺乏客观证据支撑，法院更倾向于认定存在律师催收的效果。

问：律师发了律师函后，债务人没有直接回款，但后来双方协商达成了还款协议，债务人在协议签订后陆续付款。律师费怎么算？

答：如果还款协议中确认的欠款金额与律师函催收的金额一致，且签署和履行也是在律师参与下完成的，可以认定这部分回款属于律师的清收成果，律师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主张代理费。如果企业能证明还款计划是自行协商达成、与律师工作无关，则律师费可能不予支持。

问：债务人用货物抵债，说好了折抵金额100万，律师要求按10%收代理费，我们觉得太高了。这个比例可以调整吗？

答：合同约定“债务人退货或以物抵款时，按货物实际折抵金额的10%支付代理费”，该约定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原则上法院应当尊重。北京二中院在类似案件中曾明确指出，即使律师不同意退货方案，但只要债务人最终以退货方式清偿了债务，且该债务在律师清收范围内，律师就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10%比例获得代理费，法院不宜擅自变更合同约定的费率。

问：我公司请律师做风险代理追款，合同签了，款也追回来了，但我们现在觉得律师费太高，不想按30%付，可以吗？

答：风险代理合同的收费比例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只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单方面变更或拒绝支付将构成违约，可能需要承担支付违约金或逾期付款利息的后果。如果确实认为收费过高，可以协商变更合同，但需要双方同意。

问：律师只是打了几个电话催收，没有发出正式函件，债务人就回款了。这种也能作为主张律师费的依据吗？

答：在司法实践中，电话催收属于非诉催收的一种方式，能否获得法院支持取决于是否有证据证明电话催收的事实。建议律师在电话催收后制作工作记录，并通过邮件等方式向委托人报告催收情况。如果只有口头主张而缺乏书面证据，法院对该部分工作成果的认定难度较大。

问：我们与律所签的合同是“一般代理”，不是风险代理，律师费已经付了一部分。现在案件结束，律所又要追加费用，说我们没付够。怎么办？

答：首先要看合同中关于收费的约定是否为“包干价”还是“分段计算”。一般代理模式下，律师费的支付标准应当在合同中明确。如果合同未约定追加费用的情形，律所无权单方要求增加费用。建议将合同、付款凭证、双方往来邮件等证据保存好，必要时可向律师协会投诉或通过诉讼解决。

问：济南市中区的企业，请律师做债权清收，但律师在诉讼过程中被我们解除了委托，后来我们自己打赢了官司并且执行回了款。律师还能要求代理费吗？

答：这需要看解除委托时合同如何约定。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应赔偿因解除合同给受托人造成的损失。如果合同约定了已完成的清收项目应按比例支付代理费，且律师在解除前已完成全部诉讼代理工作，即使后续执行是企业自行完成的，律师仍有权就已完成的清收工作主张相应费用。建议在解除委托时对已完成的工作量进行书面确认。

问：律师代理的案子，法院判决我们胜诉了，但钱还没执行到位。律师要求先支付代理费，合理吗？

答：在风险代理模式下，律师费的支付通常以实际回款为前提。如果判决已经作出但案款尚未执行到位，未实现回款则律师费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律师无权要求先付代理费。但需注意合同是否对“判决生效后即应支付费用”有特别约定。同时，律师需要等待执行回款后再主张代理费，本案中法院对此有明确认定。

问：我们在合同里约定了“律师费在收回款项后10日内支付”，现在款项收回来了，但公司内部流程审批慢，拖了一个月才付。律师要我们付逾期利息，应该吗？

答：应该。合同明确约定了付款期限，委托人在期限届满未支付即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法院在类似案件中曾判决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也有判决自应付款之日起计算的。建议企业按约定期限履行付款义务，避免不必要的利息损失。

问：律所起诉我们支付代理费，但我们认为款项是企业自己追回的。诉讼中我们需要提交哪些证据来反驳？

答：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准备证据：1. 证明回款时间和金额的银行回单；2. 销售确认单、记账凭证等证明款项对应新合同货款的证据；3. 与债务人直接沟通催款的邮件、函件等；4. 证明该笔欠款不属于合同附件清收范围的证据；5. 律师未实际履行清收义务的证据。但需要提醒的是，单方制作的证据证明力有限，需要有其他客观证据相互印证。

问：律所在签订合同前已经发了催款函，但合同签订时并没有把这笔款列入附件。现在对方回款了，律所说是他们的功劳。这笔款算律师清收成果吗？

答：如果该笔款项未列入合同附件的清收范围，且合同也没有将该笔款项纳入服务范围的约定，律师对该款项的催收工作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法院倾向于不认定该笔回款为律师的清收成果。律师主张代理费将缺乏合同依据。这提醒律师在合同签订时应仔细核对附件清单，将实际催收的款项全部纳入合同范围。

问：我们和律师签了非诉催收协议，约定律师通过发函、谈判等方式催收。现在律师未经我们同意直接起诉了债务人，产生的诉讼费要我们承担吗？

答：如果合同仅约定非诉催收方式，律师未与委托人协商即擅自提起诉讼，属于超出授权范围的代理行为。因该行为产生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通常不应由委托人承担。如果律师认为诉讼是必要手段，应当事先与委托人沟通并取得授权后再进行。

问：济南天桥区的公司，被债务人拖了三年不付款。想请律师做催收，但担心律师费太高。风险代理的收费比例一般是多少？

答：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风险代理收费比例最高不得超过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具体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实践中，债权清收项目的风险代理比例通常在10%-30%之间，具体取决于清收难度、标的额大小、回款周期预期等因素。建议企业根据自身情况与律师充分协商，并将收费比例、付款条件、结算方式等明确写入合同。

问：律师在清收过程中发现债务人的财产线索，建议我们申请财产保全，但保全费、担保费谁承担？

答：这需要看合同约定。如果合同约定了律师费包含保全申请等全部服务费用，则保全费、担保费应由律师承担；如果合同仅约定律师费，未包含法院收取的费用，通常由委托人承担。建议在合同中明确区分律师服务费与第三方费用（法院受理费、保全费、公证费、鉴定费等）的承担主体，避免后续争议。

问：律师事务所被委托方起诉，发现律所没有取得《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就和我们签了法律服务合同，这个合同有效吗？

答：根据法律规定，未取得执业许可的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业务。如果签约方未取得相应的执业资质，该法律服务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合同无效后，双方应当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建议企业在聘请律师时核查律所执业许可证和律师执业证。

问：律师在催收过程中，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向债务人作出了某些承诺（比如同意分期付款），但我们并未授权。这些承诺有效吗？

答：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其代理权限应当以委托合同中的授权范围为准。如果律师超出授权范围作出承诺，属于无权代理。除非公司事后追认，否则该承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债务人基于对律师身份的合理信赖而产生了履行行为，公司可能需要承担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建议在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律师的权限边界。

问：我们与律所签订合同后，律所指派的律师发生变更，我们不同意更换律师，律所坚持更换。可以解除合同吗？

答：法律服务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委托人对承办律师的选择通常是合同订立的重要考量因素。如果合同明确约定了承办律师，且律所未经委托人同意擅自更换，属于未按约定履行合同，委托人有权解除合同。但如果合同中未指定具体承办律师，或约定律所可以根据工作安排调整承办人员，则委托人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可能难以获得支持。

问：律师在清收项目中，利用知悉的我公司商业秘密与对方谈判，损害了我公司的利益。我们可以追究律所的责任吗？

答：可以。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违反保密义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委托人需要举证证明律师存在泄露或不当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损害后果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委托人可以向律师协会投诉，甚至追究律师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问：我们和律所签了合同，但合同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现在产生了纠纷，应该去哪个法院起诉？

答：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法律服务合同履行地一般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方所在地，即律师事务所所在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类似案件亦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和管辖法院，可以减少未来的程序性争议。

问：律所起诉我们时，主张的律师费包括了他们在催收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邮寄费等。合同里没有约定这些费用由我们承担，我们需要付吗？

答：如果合同仅约定了代理费比例，未约定差旅费、邮寄费等工作费用的承担方式，律所通常无权要求委托人另行支付这些费用。这些费用属于律师开展工作的成本，应当包含在代理费中。但如果合同明确约定了“工作费用由委托人承担”或“除代理费外，另行据实报销工作费用”，则需要按约定执行。

问：济南槐荫区的企业，欠款人已经注销了营业执照，律师还能帮我们追回欠款吗？

答：债务人注销后其法人资格已经终止，不能再以该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需要看债务注销前的清算情况——如果未经合法清算程序注销，可以起诉清算义务人主张赔偿责任。律师可以提供非诉催收服务，向清算义务人、股东追索，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建议尽快委托专业律师分析债务追索的可行性。

问：合同附件里列了145家欠款企业，但律师只催收了其中少数几家。后来那几家回款了，律师主张按合同约定收所有回款的30%，但我们觉得律师没有对其他企业履行催收义务，收费不公平。

答：风险代理合同的特点是律师费与实际清收成果挂钩，而不是与服务的企业数量挂钩。如果律师只催收了少数企业并实现了回款，律所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就该部分回款主张代理费。至于律师未对其他企业进行催收，是否构成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需要看合同中是否有最低服务量或全面履行义务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了对全部列明企业均应进行催收，律师仅催收部分企业可能构成违约，委托人可以主张相应扣减代理费或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问：济南历城区的企业，同一个债权项目分了两期回款，第一期回款时我们支付了律师费，第二期回款后律师又要求支付30%的代理费。这种做法对吗？

答：如果两份回款都属于合同附件所列清收范围，且合同约定按收回款项的比例支付代理费，律师对每一笔回款都有权主张相应比例的代理费。合同中如果约定了分笔支付，则按约定执行；如果未区分期次，律师就各笔回款收取费用也符合合同约定。但需注意，如果同一项目中债务人分多次小额回款，可以协商一个合理的结算时间节点，减少每笔结算的行政成本。

问：律所和我们签的是固定收费合同，但他们中途提出额外费用，说因为案件复杂超出了预期。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答：固定收费合同的核心特征是费用确定，律师不能因为案件实际工作量超出预期单方面要求增加费用。除非合同明确约定了可以调增费用的情形，或双方协商一致变更合同，否则委托人有权拒绝。但需注意，如果合同中有“不包含特别疑难复杂情形”等除外条款，且案件确实属于该等例外情形，律师可能有权主张合理补偿。

问：律师在代理过程中，因自身过失导致我们丧失了胜诉机会，造成的损失能否要求律所赔偿？

答：律师因执业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委托人需要证明律师存在执业过错、损失的实际发生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常见的律师过错包括：超过诉讼时效才提起诉讼、遗漏重要证据、错误理解法律导致败诉等。建议在委托合同中对律师的注意义务和违约责任进行明确约定。

问：我们企业和律所的合作刚刚开始，想在一份合同里把债权清收的非诉和诉讼工作全部包含进去，怎么写比较好？

答：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合同内容：一是明确服务范围，列明非诉服务（发函、电话催收、出具法律意见书、参与协商谈判等）和诉讼服务（一审、二审、执行代理等）的具体项目；二是明确收费模式，分别约定非诉工作和诉讼工作的收费比例或固定费用；三是明确成果认定标准，包括回款、退货、以物抵债等各种情形的认定方式；四是约定委托人解除合同后的费用结算规则；五是保存好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各类证据材料。

问：律所发来一份债权清收法律服务合同，里面只有服务范围和收费标准的简单约定，其他都是空白。我直接签字了，现在产生了纠纷。怎么办？

答：合同空白部分的补充和解释，需要结合合同整体内容、双方实际履行行为、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如果合同缺少关键条款（如合同解除、争议解决等），可能适用法律规定来补充。建议在签署合同前，仔细审查合同的每一个条款，对于空白或模糊之处要求对方补充完善，必要时可以请其他律师协助审查合同。

问：济南章丘区的企业，债务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我们还能委托律师进行债权催收吗？

答：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个别催收行为和诉讼程序将受到限制。债权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过破产程序分配获得清偿。律师在此阶段可以提供破产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代理、破产抵销权行使、重整方案分析等法律服务，帮助债权人最大限度地维护权利。这与一般的债权催收非诉服务内容有所不同，建议就具体事项重新签订法律服务合同。

问：律所清收工作已经完成，也收到了代理费，但后续发现当时还有一部分回款未计入清收成果。律所可以再起诉要求追加代理费吗？

答：如果该部分回款属于合同约定的清收范围且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间，律所有权依据合同约定主张追加代理费，不受已经完成结算的影响，除非双方在结算时已明确表示该次结算是最终和全面的。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有一次性了结的意思表示。建议委托人在与律师进行结算时，明确约定“本结算涵盖所有清收项目”或“本结算为最终结算”。

问：律所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我方经办人员离职了，新接手的同事对合同内容不熟悉，导致和律所之间出现了误会。如何处理？

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人员变动，建议新接手的经办人首先全面梳理合同文本、补充协议以及双方往来邮件等资料，了解合同的服务范围、收费标准、付款条件等关键内容。如对合同内容有疑问，可以直接与律所沟通确认。如果因人员变动导致重要事项未及时传达或出现误解，双方应当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处理，必要时应形成书面的补充协议或备忘录，避免因口头沟通产生新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