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著作权侵权与商业诋毁纠纷中鉴定委托实务要点解析

一、案件背景与核心争议

2019年3月，知名模特吕在其个人新浪微博账号（粉丝逾560万）连续发布多条信息，直指深圳影时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集团”）旗下多个女装品牌“赤裸裸的抄”“原封不动的抄”“抄抄集团”，并配发多组服装对比图片。此后，吕再次发布微博，公开了由上海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是公司”）委托律师出具的律师函全文，律师函中指控影集团旗下品牌的多款服装与“COMMEMOI”品牌服装高度相似，并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等措辞。是公司官方微博亦转发相关内容。影*集团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0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吕及是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判赔500万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侵权定性，将赔偿数额调整为300万元。本案的核心并非“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而是“在未经司法认定抄袭成立的前提下，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发表侵权指控是否构成商业诋毁”。其中，侵权比对鉴定委托这一环节，成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言论是否具有误导性的关键标尺。

二、著作权侵权比对为何必须借助专业鉴定委托？

1. 著作权侵权判断的专业性远超常人认知

著作权侵权的判定并非“肉眼可见”的简单对比。法院在本案中指出：

“对于影儿公司旗下有关品牌女装是否抄袭了吕*、是*公司‘COMMEMOI’品牌女装的问题，并非可以直接判定的简单客观事实，需要在考虑著作权权属、请求保护的内容及权利范围、排除在先设计或通用设计等前提下充分比对，才能得出结论。”

具体而言，著作权侵权比对需要完成以下专业工作：

• 权属证明审查：原告需提供创作底稿、发表记录、著作权登记证书等，证明其对主张保护的作品享有著作权。本案中，是*公司提交的“工艺版单”为电子表单中镶嵌绘图，因未提供原始电子数据文件，法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 独创性判断：服装设计是否具有独创性，能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需结合设计元素的组合方式、整体视觉效果等因素综合判断。
• “接触+实质性相似”分析：需要证明被告接触过原告作品，且被诉侵权设计与原告作品在表达上构成实质性相似，而非仅存在思想层面的雷同。
• 排除通用设计与在先设计：某些设计元素属于公有领域或行业通用表达，不能为某一经营者所垄断。本案中影*集团提交了大量在先设计网页、通用设计元素证据，用以反驳抄袭指控。

上述每一项工作，均需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鉴定人员或专家辅助人参与。侵权比对鉴定委托，正是通过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作品异同、接触可能性、实质性相似等专业问题出具鉴定意见，为法院裁判提供科学依据。

2. 未经鉴定的“直觉式”抄袭指控的致命风险

吕*在微博中使用了“赤裸裸的抄”“原封不动的抄”等结论性表述，但其并未委托任何鉴定机构进行专业比对，仅凭个人观察和主观判断即公开发布侵权指控。法院认为这种行为存在以下问题：

• 信息不完整：微博附图未列出其主张保护的全部服装内容，也未展示与影*集团服装细节特征的客观区别，相关公众无法据此作出准确判断。
• 结论先行：在抄袭事实未经司法或行政程序认定的情况下，直接使用“抄袭”这一具有强烈负面评价色彩的用语，超出了正当商业评论的范畴。
• 误导公众：吕作为拥有560余万粉丝的公众人物，其言论传播范围极广，足以使不特定公众产生影集团“普遍抄袭”的错误认知。

如果吕*在发布微博前，能够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双方服装进行系统比对，并依据鉴定意见审慎表达，则其言论的正当性将显著提升。反之，未经鉴定的“直觉式”指控，极易被认定为传播误导性信息，构成商业诋毁。

三、商业诋毁纠纷中侵权比对鉴定委托的实践要点

1. 鉴定委托的启动时机

• 诉前鉴定：权利人在发现疑似侵权行为后，可先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侵权比对分析，作为判断是否提起诉讼、如何确定诉讼策略的参考依据。诉前鉴定意见虽然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但可以帮助权利人客观评估侵权成立的可行性。
• 诉中鉴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侵权比对。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鉴定机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
• 自行委托鉴定：当事人亦可自行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但此类鉴定意见在诉讼中可能面临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挑战，其证明力低于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

2. 鉴定委托的核心内容

在著作权侵权及商业诋毁纠纷中，侵权比对鉴定委托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 作品异同性比对：对权利作品与被诉侵权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局部设计要点、色彩搭配、面料选择等方面进行逐项比对，分析异同点。
• 实质性相似判断：在排除思想层面的相似后，判断表达层面的相似程度是否达到实质性相似的标准。
• 接触可能性分析：结合权利作品的发表时间、公开范围、被诉侵权人是否有合理渠道接触权利作品等因素，分析接触可能性。
• 通用元素排除：审查相关设计元素是否属于行业通用设计或在先设计，排除公有领域内容。

3. 鉴定机构的选择

当事人应当选择具有司法鉴定资质、在知识产权鉴定领域具有良好声誉的机构。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人员的专业背景、鉴定程序的规范性，直接影响鉴定意见的证明力。深圳地区当事人可关注广东省司法厅公布的司法鉴定机构名录，选择具备知识产权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

4. 鉴定意见在诉讼中的运用

在商业诋毁纠纷中，侵权比对鉴定意见的证明价值主要体现在：

• 证明言论内容具有事实依据：如果鉴定意见显示双方服装确实构成实质性相似，则行为人发表的“抄袭”指控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可减轻甚至免除其商业诋毁责任。
• 证明行为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比对，说明行为人已经对指控内容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和核实，主观上不存在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 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如果鉴定意见认定抄袭成立，则被诉行为对商誉的损害程度可能与“无中生有”的诋毁行为有所不同。

四、从本案看著作权侵权与商业诋毁的边界

1. 维权方式不当可能引发反向侵权风险

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划定了知识产权维权与商业诋毁之间的法律边界。权利人享有依法维权的权利，但维权方式必须适度。具体而言：

• 对象特定：侵权警告函应针对侵权主体或其交易相对方发出，而非通过社交媒体向不特定公众散布。
• 内容客观：指控内容应当基于充分的事实依据，必要时经专业鉴定确认，避免使用“抄袭”“剽窃”等定性表述。
• 程序正当：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作出认定之前，不宜将未经证实的侵权指控向公众传播。

本案中，吕*在律师函尚未正式寄出之前，便在微博上公开律师函内容，法院对此评价道：

“在受托律师向其认为的侵权人影儿公司寄出律师函文本之前，吕*再次在新浪微博向不特定公众公开展示律师函内容，并声称已经正式发出，显属不当。”

2. “抄袭”用语的法律定性

吕*抗辩称其使用的“抄袭”仅是日常用语，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侵权”。但二审法院明确指出：

“上述‘抄袭’用语与中性的‘雷同’‘相似’用语不同，本身带有强烈负面评价的感情色彩，结合其他文字表述和附图，已经向受众明示或暗示影儿公司侵犯他人著作权。”

这一认定提示公众人物和经营者：在公开场合评价竞争对手时，应使用客观、中立、准确的语言，避免使用具有负面评价色彩的定性词汇，否则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3. 公众人物与经营者的更高注意义务

法院认为，吕*作为同业经营者、拥有大量粉丝的公众人物，发表商业言论时负有较普通消费者更高的注意义务：

“吕*作为影儿公司的同业经营者，发表有关竞争对手的商业言论本应尽到较高的谨慎注意义务，但其在微博平台上面向不特定公众持续指控影儿公司抄袭……足以误导相关公众产生认知偏差，损害影儿公司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

在深圳这一时尚产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服装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经营者在进行商业宣传和维权活动时，更应注重行为的合法合规，避免因不当言论引发侵权纠纷。

五、案件启示

1. 对权利人的启示

• 证据先行：发现疑似侵权行为后，应及时固定证据，包括权属证据、侵权证据、损害赔偿证据等。
• 专业鉴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侵权比对，切勿仅凭主观判断出具侵权指控。
• 规范维权：维权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如发送律师函、提起诉讼、向行政机关举报等，而非借助社交媒体进行“舆论审判”。
• 言论审慎：在公开场合评价竞争对手时，应秉持客观公允原则，避免使用情绪化、贬损性语言。

2. 对可能被指控侵权者的启示

• 积极应对：收到侵权警告函后，应及时评估侵权风险，必要时委托专业律师和鉴定机构进行应对。
• 反制维权：如果对方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可依法提起反不正当竞争之诉，维护自身商誉。
• 证据保全：注意保存对方不当言论的网页截图、转发记录、评论内容等证据，以备诉讼之需。

3. 侵权比对鉴定委托的未来趋势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侵权比对鉴定委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服装、软件、设计等领域的著作权纠纷中，鉴定意见已成为法院认定侵权与否的重要参考依据。建议相关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在设计研发阶段即注重留痕存档，在维权和应对侵权时善于运用鉴定委托这一专业工具。

六、常见法律咨询问答

关于侵权比对鉴定委托

问：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是否必须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侵权比对？ 答：并非法律强制要求，但著作权侵权的判断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尤其在涉及设计、软件等复杂作品时，委托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专业意见，能显著增强证据的证明力。深圳企业可根据案件复杂程度和争议金额决定是否申请司法鉴定或委托专家辅助人出庭。

问：侵权比对鉴定委托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答：鉴定时间取决于案件复杂程度和鉴定机构的工作排期，通常为30至60个工作日。在深圳地区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当事人应提前规划鉴定申请时间，避免因等待鉴定意见而延误诉讼进程。

问：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和自行委托的鉴定有何区别？ 答：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在程序上更为规范，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参与度更高，其鉴定意见被法院采纳的可能性更大。自行委托的鉴定虽然便捷，但易被对方当事人质疑客观中立性。深圳当事人在条件允许时，优先申请法院委托鉴定。

问：侵权比对鉴定费用一般是多少？能否由败诉方承担？ 答：鉴定费用根据鉴定事项的复杂程度、作品数量、鉴定机构资质等因素确定，从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在诉讼中，鉴定费用通常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由败诉方承担。深圳地区的知识产权案件鉴定费标准可参考广东省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

关于著作权权属与侵权认定

问：没有著作权登记证书，能否主张著作权保护？ 答：可以。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自动产生，登记并非强制要件。但缺乏登记证书会增加权属举证的难度，需提供创作底稿、发表记录、设计图、合同等证据。深圳企业应建立完整的创作留痕制度，确保能够证明权利的原始取得。

问：服装设计如何获得著作权保护？ 答：服装设计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保护，包括著作权法对美术作品、图形作品的保护，专利法对外观设计的保护，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有一定影响的装潢的保护。具体保护路径需要结合设计的特点和实际使用情况确定，建议深圳服装企业咨询专业知识产权律师进行综合布局。

问：著作权侵权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答：通常采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标准，即需证明被告接触过原告作品，且被诉侵权表达与原告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同时需排除公有领域、在先设计、通用设计等内容。这一判断标准在深圳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已被普遍适用。

问：如何证明“接触”这一要件？ 答：可通过作品公开发表的时间、传播渠道、被告与原告的业务往来、被告员工曾接触过原告作品等证据证明。在深圳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如果原告作品发表时间明显早于被诉侵权设计，且双方处于同一行业，法院通常可以推定接触可能性成立。

关于商业诋毁认定

问：什么行为会构成商业诋毁？ 答：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公开指控竞争对手“抄袭”但未经司法认定，使用夸大、片面的表述，均可能构成商业诋毁。深圳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重点审查言论内容是否客观、方式是否适当、范围是否过大。

问：在微博上吐槽竞争对手抄袭，是否一定构成商业诋毁？ 答：不一定，需要结合言论内容、表述方式、传播范围等方面综合判断。如果所述内容有充分证据支持，且以客观公允的方式表述，属于正当商业评论；反之，如果使用煽动性、贬损性语言，未经核实即发布侵权指控，则可能构成商业诋毁。深圳法院在判断时会特别关注发布者的影响力、粉丝数量等传播因素。

问：商业诋毁与侵犯名誉权有何区别？ 答：商业诋毁适用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保护的是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侵犯名誉权适用于一般民事主体之间，保护的是自然人或法人的名誉权。本案属于经营者之间的纠纷，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深圳福田区法院的审判实践中，二者有时会发生竞合，当事人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法律依据。

问：收到商业诋毁的警告函，应当如何应对？ 答：首先要评估警告函所述指控是否成立，必要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侵权比对分析；其次要评估警告函的发送方式、内容和范围是否适当，是否构成滥用权利；最后要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法律措施。深圳地区的被警告人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

问：商业诋毁的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答：按照被侵权人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获利确定；二者均难以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在五百万元以下酌定。本案二审法院综合考量吕*的粉丝数量、微博转发量、侵权持续时间等因素，酌定赔偿300万元。深圳法院近年来对商业诋毁案件的判赔力度有所提高，但一般情况下仍然要求权利人提交较为充分的损失证据。

关于证据与诉讼程序

问：微博等社交媒体的网页证据如何保全？ 答：可采取公证处网页公证、可信时间戳、区块链存证等方式进行证据保全，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关联性。深圳有多家公证处提供电子证据保全服务，当事人应在发现侵权内容后第一时间进行保全，防止证据被删除或修改。

问：深圳地区的知识产权案件由哪个法院管辖？ 答：深圳有知识产权法庭，集中管辖全市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深圳知识产权法庭设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设若干审判庭。此外，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也对部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享有管辖权，深圳各基层法院也审理部分简单的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应根据案件性质和标的额确定管辖法院。

问：能仅凭侵权指控对应的诉讼尚未有结论，就要求法院中止商业诋毁纠纷案件的审理吗？ 答：不一定。如果商业诋毁案件的判断须以另案侵权认定结论为依据，则可申请中止诉讼；但如果商业诋毁的判断不以侵权是否成立为前提，而是基于言论是否具有误导性这一独立标准，则无需中止。本案法院即认为无需等待侵犯著作权诉讼的结果。深圳企业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就“是否必须等待前提案件结论”这一程序问题向律师充分咨询。

问：起诉商业诋毁需要提供哪些基本证据？ 答：主要包括：被告发布的诋毁性言论内容、发布载体、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证据；原被告之间的竞争关系证据；原告商誉受损或被告获利的证据；原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凭证。深圳地区企业还应注意收集行业影响力、市场份额等有利于确定赔偿数额的证据。

关于知识产权鉴定

问：知识产权鉴定机构应具备哪些资质？ 答：应具备司法鉴定许可证，且鉴定业务范围包含知识产权鉴定。广东省司法厅官网可查询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名册，深圳有多家具有知识产权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当事人可根据案件情况择优选择。需要提示的是，鉴定人员的专业背景和实务经验同样重要，应在委托前充分了解。

问：对鉴定意见不服，能否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答：可以。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可向法院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但需要提供合理的理由和初步证据。深圳法院对于重新鉴定申请通常持审慎态度，当事人应在质证阶段充分阐述异议理由，必要时提供反驳证据。

问：鉴定意见在商业诋毁案件中的证明力如何？ 答：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其证明力最终由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审查认定。如果鉴定意见系法院依法委托、程序规范、依据充分，通常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但鉴定意见不能代替法院对法律问题的判断，是否构成侵权仍由法院最终裁决。

关于本案其他相关问题

问：律师函在寄出前能否在社交平台上公开？ 答：律师函是向特定相对人发送的法律文书，通常在正式送达前不宜公开。贸然公开可能被认定为向不特定公众传播误导性信息，反而引发法律风险。从深圳律师的角度看，律师函的发送对象、范围应严格限定，公开披露需以必要为原则。

问：本案中吕*关于“抄袭”的言论为何被认定为商业诋毁？ 答：主要因为抄袭指控在未经司法认定前属于真伪不明的事实信息，吕*以肯定性语气向不特定公众传播，且未完整披露比对信息，足以误导公众。深圳的服装企业应特别注意，在网络上发表类似的“吐槽”前，最好先取得律师或专业机构的书面意见。

问：本案判决对服装行业有何警示意义？ 答：提醒服装企业应尊重知识产权，通过合法的设计创新赢得市场竞争优势，不得通过舆论手段贬损竞争对手商誉。同时，维权应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注重证据收集和侵权比对分析，避免因维权方式不当而承担法律责任。深圳的服装企业尤其应当重视设计档案管理和原创性留痕，防止在发生争议时陷入被动。

问：除了著作权侵权和商业诋毁，服装设计还可能涉及哪些知识产权纠纷？ 答：还可能涉及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如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等。不同维权路径对证据要求不同，建议系统评估。深圳企业可以考虑建立知识产权组合保护的策略，以增强维权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问：如果影集团确实存在抄袭行为，吕的维权方式是否就完全合法了？ 答：即使抄袭事实成立，维权方式仍需适度。在司法认定前不得以舆论方式断言，维权行为应针对侵权主体，而非面向社会公众，否则仍可能被认定为商业诋毁。这一规则在深圳乃至全国法院系统已经达成共识，核心在于“维权有理也不能恣意”。

问：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如何避免此类纠纷？ 答：一是建立知识产权合规制度；二是设计研发中注意留痕和原创证明；三是对外宣传和评论时，尤其是公开指责竞争对手时，应经过法务或律师审核；四是发现侵权行为后，及时采取公证保全、律师函、诉讼等合法手段维权。深圳企业还可借助当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机构获得专业指导。

问：深圳的服装企业遇到声称被抄袭的情况，委托律师处理的大致流程是怎样的？ 答：通常包括四个阶段：核查权利基础、收集证据并公证或时间戳保全、完成侵权比对与法律论证、选择最合适的维权路径并落地执行。其中最关键的是侵权比对，涉及时装设计作品的独创性判断、接触与实质性相似的分析，这直接决定了胜诉的可能性和策略选择。

问：在广州和深圳等地，商业诋毁纠纷案件一般审结需要多长时间？ 答：一审普通程序一般为六个月内，有特殊情况可延长；二审为三个月内。具体取决于案件的复杂程度、是否申请鉴定、是否追加当事人等因素。深圳法院近年来推行繁简分流，简单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审限更短。涉鉴定的案件周期会明显拉长，建议当事人在诉讼计划中预留充足时间。

问：商业诋毁案件中，如何证明商誉受损？ 答：可通过消费者留言、媒体报道、品牌知名度变化、销售额下降、商誉评估报告等证据综合证明。但需注意，销售额下降应与其他因素（如市场环境、季节性变化）相区分。深圳法院对商誉损害的认定，注重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应尽量提供多维度证据相互印证。

问：在商业诋毁案件中，被告有哪些抗辩理由？ 答：常见的抗辩包括：言论有事实依据（应附上鉴定意见或权威认定）、属于正当商业评论、未指向特定经营者、言论未公开传播、未造成损害后果等。在深圳地区的诉讼实务中，被诉方还应重点关注言论的表述方式，是否使用了“疑似”“涉嫌”等留有余地的措辞，往往影响主观过错的认定。

问：本案二审改判赔偿数额的原因是什么？ 答：本案二审法院认为，影*公司提交的推广费审计报告和子公司利润对比审计报告不足以直接证明损失数额及因果关系，且为保持类案判罚尺度的一致性，不宜在无充分证据时按照法定赔偿上限判赔，故将赔偿数额从500万元调整为300万元。这一改判说明，权利人若想提高赔偿金额，需要提交更有说服力的损失证据。

问：深圳地区法院处理商业诋毁案件的判赔一般是多少？ 答：深圳法院审理的商业诋毁案件判赔数额从几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主要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主观过错等因素。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网络商业诋毁案件的判赔数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对于高额赔偿请求，法院普遍要求有扎实的损失证据支持。建议权利人在起诉前就委托会计师等专业人员做好损失测算。

问：能否就同一行为同时主张著作权侵权与商业诋毁？ 答：如果同一行为同时符合两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且当事人选择不同的案由起诉，法院一般会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案由进行审理。但需要区分不同行为的性质，不能就同一行为重复主张赔偿。深圳法院在立案环节通常会向当事人释明案由选择的利弊。

问：企业收到侵权警告函后，可否先起诉确认不侵权？ 答：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被警告人或利害关系人可在合理期限内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但需注意，在对方已经提起侵权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不予受理。深圳企业在收到警告函后，应第一时间评估风险并决定是否主动出击。

问：著作权侵权纠纷中，设计底稿和创作过程证据有多重要？ 答：具有基础性作用。如果无法证明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原始状态，权利基础可能动摇，侵权比对也就无从谈起。深圳企业在设计开发过程中应保存好设计草图、电子文档的创作时间戳、修改记录、评审会议纪要等过程文件，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主张权利的关键证据。

问：如果鉴定意见认为不构成实质性相似，是否意味着维权必然失败？ 答：还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例如是否构成外观设计侵权、是否有一定影响的装潢、是否构成合同违约等。上海浦东法院另案审理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即从不同角度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深圳企业应根据鉴定意见调整诉讼策略，必要时变更案由或增加诉讼请求。

问：商业诋毁的诉讼时效是多久？ 答：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诉讼时效一般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注意时效中断、中止情形的把握。深圳法院在立案审查时会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初步审查，若已接近届满，建议及时起诉或发送催告函以中断时效。

问：在深圳，聘请知识产权律师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答：因案件复杂程度和律师资历而异，一般在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之间。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通常按照标的额的一定比例收费，或根据案件阶段确定固定费用。深圳地区的律师费标准相对较高，但权利人可在胜诉后要求败诉方承担合理的律师费开支。

问：本案中，是*公司为何也要承担责任？ 答：因为法院认定是公司转发吕的微博，且未对吕行为的独立性作出声明，结合其与吕之间的股权关系、品牌关联等因素，认定两者存在共同意思联络，构成共同侵权。深圳的关联企业在经营中要特别注意：转发、点赞、评论他人诋毁性言论，同样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问：网络平台在商业诋毁中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答：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对损害扩大部分需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也可直接起诉发布者，必要时将平台列为共同被告。深圳法院在处理涉网络商业诋毁案件时，会严格审查平台是否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

问：在商业诋毁纠纷中，能否申请法院责令被告先行删除侵权内容？ 答：可以申请行为保全（禁令），如果证据充分，法院可以裁定被告立即停止发布或删除相关内容，以防止损害扩大。深圳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件中适用行为保全的情形逐渐增多，但申请人需要提供担保，并证明存在难以弥补的损害。

问：企业可以建立哪些内控制度来防范商业诋毁风险？ 答：常用措施包括：制定对外宣传和评论的审核流程；未经律师审核不得公开评价竞争对手；对全体员工进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培训；为品牌核心设计建立独立档案等。深圳企业还可聘请知识产权法律顾问定期进行合规审查，及时发现并纠正风险行为。

问：商业诋毁案件中，如何证明因果关系？ 答：可通过时间顺序、传播渠道、消费者反馈、销售数据变化等因素进行综合证明。例如，被告发布诋毁信息后短时间内原告销量明显下降、大量消费者退单等。深圳法院在审查因果关系时，要求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排除其他合理影响因素。

问：本案中，吕*关于“设计师品牌法律意识薄弱”的说法是否构成免责事由？ 答：不构成。法律意识薄弱不能成为免除法律责任的理由。任何人发布言论都应遵守法律规定，尤其是具有公众影响力的人物，更应审慎行事。深圳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中，对以“不懂法”作为抗辩理由的，通常不予采信。

问：是否所有的“抄袭”指控都必须经司法认定后才能对外发布？ 答：并非绝对。如果行为人掌握充分的证据，以客观、中性的语言表达“疑似抄袭”“涉嫌抄袭”等不确定性结论，并主动注明“最终以司法认定为准”，则可能构成正当的侵权警告。但使用“赤裸裸的抄”“抄抄集团”等定性语言，一般会被认定为超出正当评价范围。

问：如何理解知识产权维权中的“比例原则”？ 答：即维权方式应当与侵权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相匹配，不应采取过度的手段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深圳法院在商业诋毁案件中越来越多地适用这一原则，维权方式不当可能使有理变无理，权利人从原告变为被告。

问：法院在什么情况下会支持惩罚性赔偿？ 答：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对于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在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1至5倍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但在商业诋毁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相对少见，仍需以损失及情节的举证为基础。深圳法院已在多起知识产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起到较强的震慑作用。

问：企业官微是否属于公开传播的“经营者的言论”？ 答：是的。企业官微代表企业意志，其发布的内容属于经营行为的一部分，言论自由空间较个人微博更窄，注意义务更高。深圳法院在认定企业官微发布内容是否构成商业诋毁时，会比较严格地根据言论是否客观、有无充分依据作出判断。

问：在商业诋毁诉讼中，能否要求侵权人赔礼道歉？ 答：商业诋毁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侵害的是经营者的商业信誉而非一般人格利益，因此法院通常不支持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但会支持发布声明、消除影响等救济方式。深圳企业在制定诉讼请求时，应特别注意区分不同请求权基础，以提高诉请获得支持的可能性。

问：律师函中哪些措辞属于“笼统、空泛”的指控？ 答：例如未明确具体权利内容、未列出侵权比对表、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等无限扩大的表述，可能被认定构成笼统空泛指控。深圳企业委托律师出具律师函时，应尽量采用“具体作品+具体侵权形式+具体比对结论”的表述框架，避免被认为是“泛泛指控”。

问：本案终审判决生效后，吕和是公司应履行哪些义务？ 答：主要包括删除涉案四条微博、在新浪微博账号发布声明消除影响（置顶30日）、赔偿影*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00万元，以及承担部分诉讼费。深圳企业在履行判决时，应注意保存履行凭证，避免因履行迟延产生加倍利息等额外负担。

问：如何查询深圳具有知识产权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 答：可通过广东省司法厅官网的“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名册”栏目查询，或咨询深圳市司法局。也可在中国法律服务网的“司法鉴定”板块检索，选择鉴定业务范围包含知识产权或电子数据的机构。若对本地机构存疑，还可委托广州或北京等地的知名鉴定机构出具意见。

问：侵权比对鉴定中，服装类作品的比对要点有哪些？ 答：主要关注服装的整体造型、色彩搭配、图案设计、面料选择、剪裁工艺等方面。比对应区分功能性设计与艺术性表达，公有领域设计元素不受著作权保护。深圳服装企业委托鉴定时，应为鉴定机构提供双方服装的实物或高清图片、设计图纸、创作过程资料等完整素材。

问：在商业诋毁案件中，被告的言论即使属实，是否一定不构成商业诋毁？ 答：不一定。即使言论所述事实真实，但如果表述方式具有误导性，例如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夸大其词，仍可能构成商业诋毁。深圳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强调，真实性并不等于正当性，客观公允、全面准确才是正当商业评论的基本要求。

问：如果影*公司提起反诉，主张其并未抄袭，本案的处理会有什么变化？ 答：如果影*公司提起反诉，法院会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通过鉴定或者举证质证方式一并审查抄袭是否成立，并在此基础上对商业诋毁的构成和赔偿数额作出认定。深圳企业的诉讼策略中，反诉是常用的攻防手段，可以同时主张对方恶意诉讼或滥用权利造成的损失，形成有效威慑。

问：是否可以在商业诋毁案件中同时主张名誉权侵权赔偿？ 答：如果行为同时构成商业诋毁和名誉权侵权，属于请求权竞合，当事人可选择其中一个法律关系提起诉讼。在深圳地区司法实践中，如主张不正当竞争，一般不再支持以同一行为为基础的名誉侵权重复赔偿。

问：对于本案判决结果，如果吕和是公司不履行，影*公司如何申请强制执行？ 答：可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将依法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并可根据情节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深圳法院的执行力度较为有力，执行查控系统覆盖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多种财产信息。

问：深圳的企业家如何避免因网络言论引发商业诋毁诉讼？ 答：基本的合规思路是：将企业言论与个人言论分开，对公开言论实行内部审核；对涉及竞争对手的评价严格核对事实依据；收到争议信息先咨询律师，不急于公开“开撕”；确需公开发表的，委托律师起草或审核并保留合规审查记录。深圳企业家圈子中已逐渐形成“以律师函代替微博声讨”的纠纷化解习惯，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博超，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