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环保执法领域玩忽职守罪案发场景全景汇总

核心痛点一句话： 环保执法人员的一次“疏忽”、一次“走过场”、一次“没问题”的签字，在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结果面前，可能不再是纪律处分那么简单，而是直接升级为玩忽职守罪的刑事追责。本文汇总该罪名在环保执法领域的高发案发场景，以案说法，逐条拆解刑事风险边界。

引言：生态环境损害的背后，是监管职责的“空转”

近年来，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力度的持续加大，一批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恶性案件被曝光。在这些案件的追责链条中，除了直接排污的企业经营者被追究污染环境罪之外，一大批负有监管职责的基层环保执法人员、乡镇分管领导、甚至主管部门负责人，因履责不到位而被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

很多涉案人员直到收到逮捕通知书时仍感到“委屈”：“我既没有收钱，也没有故意放水，只是工作疏忽，怎么就成了犯罪？”“全单位都这么干，为什么只抓我？”——这正是玩忽职守罪在环保执法领域的特殊之处：结果无价值主导，一旦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且该后果与履职过失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刑事追责即告启动。

本文以真实判决书为蓝本，汇总该罪名在环保执法环节的全部典型案发场景，并附上辩护与合规要点。以下判决书内容（隐去人名、地名）即为一则典型环保执法玩忽职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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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引入：三个环保站长在“巡查记录”上栽了跟头

基本案情（判决书摘录整理）： 被告人张才，男，1965年出生，原某县环境保护局某乡镇环保站站长。 被告人李军，男，1970年出生，原某县环境保护局某乡镇环保站副站长。 被告人王*强，男，1972年出生，原某县环境保护局某乡镇环保站工作人员。

2016年3月至2018年10月期间，位于该镇辖区内的某某化工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未建设任何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况下，长期非法从事废矿物油提炼加工，在生产过程中将大量含油废水直接排入渗坑渗入土壤，造成周边约12亩土壤重度污染，修复费用高达人民币630余万元。

期间，该镇环保站多次接到群众12369举报热线转办件和信访件，反映该化工厂排放刺鼻异味、废水污染水井。三名被告人作为辖区环境监管直接责任人，仅将举报件转给该企业所在村委会进行“口头提醒” ，未按法定程序到现场进行核查，未制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未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其中，被告人张才两次在12369举报办理单上签署“已处理”，被告人李军在巡查日志上填写“未发现异常”，被告人王*强代签了“现场检查无违法行为”。

直至2019年3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该线索后，市县两级生态环境局联合执法，才查实该企业长达三年之久的非法排污行为。经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鉴定，土壤中石油烃含量最高超标218倍。

判决结果： 三被告人均构成玩忽职守罪，张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李军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王*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这则判决折射出环保执法不作为追责的典型逻辑链条：有群众举报→未到现场核实→作出虚假“已处理”结论→污染持续扩大→严重危害结果发生→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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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执法领域玩忽职守罪的全部案发场景汇总

实践中，检察机关指控环保执法人员犯玩忽职守罪，几乎全部围绕“应当发现而未发现”“应当制止而未制止”“应当报告而未报告”“应当移送而未移送”四类失职形态。以下按场景逐一列举，每一个场景都对应真实判例中的追责逻辑。

场景一：接到群众举报后不实地核查，直接“转办”或“电话通知”

常见表现： 收到12369热线举报、信访转办件、上级交办线索后，既不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核查，也不制作现场检查笔录，而是直接将举报件转给村委会、乡镇政府或企业所在园区，甚至仅打个电话“提醒”，就在办理单上签署“已处理”“已转办处理完毕”。

本案对照： 三名被告人正是将举报件转给村委会处理，而村委会并无环境执法权，所谓的“处理”最终变成“无人处理”。

追责逻辑： 环保执法人员的法定职责中包含“对举报线索的真实性进行现场核查”。转办不等于了事，必须形成核查闭环。如果因未核实而放纵了持续排污，承办人就是第一责任人。

痛点关键词： 有线索不核查、只转不办、签字办结、监督闭环缺失。

场景二：日常巡查“走过场”，弄虚作假填写检查记录

常见表现： 巡查时不下车、不进厂区、不查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只在企业门口拍张照片或让门卫签个字，随后在巡查记录上统一填写“未发现异常”“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无环境违法行为”。有的执法人员甚至让同行人员代签、事后补签。

本案对照： 李*军在巡查日志上填写“未发现异常”，但实际上从未进入过涉案企业的生产车间，对渗坑排污情况一无所知。

追责逻辑： 日常巡查是环保执法的基础性、常态化职责。一旦因巡查流于形式，使本可通过正常感官（肉眼可见的黑水、刺鼻气味、地面油污）发现的问题被掩盖，后续严重后果发生时，虚假巡查记录将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

痛点关键词： 巡查记录造假、代签补签、未进厂区、肉眼可见未发现。

场景三：发现违法排污行为后不依法制止、不立案查处

常见表现： 现场检查时已经发现企业存在超标排污、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但因碍于情面、怕麻烦、受干预，不依法制作《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不立案调查，不移送公安机关，仅口头要求企业“整改一下”“注意点”，完成一次“下不为例”式执法。

追责逻辑： 《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明确授予执法部门查封扣押权；《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要求符合条件的一律移送。当执法人员发现违法行为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应当制止而未制止，客观上纵容了污染行为从量变到质变，后果严重的，即构成玩忽职守罪。

痛点关键词： 口头整改、下不为例、压案不查、有案不移、人情执法。

场景四：对上级督办、领导批示事项敷衍应付，虚假反馈

常见表现： 上级生态环境部门转来督办单、领导对某区域污染问题作出批示后，责任人员既不下沉调查，也不制定整改方案，直接安排办公室人员拟写一篇“已完成整改”的虚假报告上报。检查组的现场复核一戳即穿。

追责逻辑： 上级督办和领导批示是环保监管链条中最具刚性的指令。以虚假报告应对督办，不仅是不作为，更是对上级监督的欺骗。在检察实务中，这类情形通常被认定为主观恶性较深，量刑上一般不会给予缓刑。

痛点关键词： 虚假整改报告、纸面销号、督办敷衍、整改闭环断裂。

场景五：对已发现的污染源未纳入重点监管范围，降低监管频次

常见表现： 辖区内存在涉重金属、危险废物、化工等高环境风险企业，执法人员明知其工艺落后、设备老化、曾发生过泄漏，却未将其列入重点污染源监管名录，亦未按要求提高“双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导致该类企业在长达数年内处于失管状态。

追责逻辑： 重点污染源清单管理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是环保执法的刚性制度。不按规定将高风险企业列入重点监管，属于对制度规范的直接违反。若因漏管导致重大污染事故，负有名录制定和动态更新职责的具体经办人、审核人、批准人均可能被追责。

痛点关键词： 重点源漏排、双随机走过场、检查频次不足、高风险企业失管。

场景六：对企业的整改落实环节不跟踪、不复查、不验收

常见表现： 此前已对某企业下达过限期整改决定，但到期后不组织复查验收，未确认整改是否真实完成、是否出现反弹，直接将整改台账归档为“已完成”。企业利用监管空窗期继续违法排污，直至酿成重大污染事件。

追责逻辑： 执法闭环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验证整改”。“一罚了之”“一限了之”是不作为的典型样态。如果因整改验收环节流于形式，导致污染持续，同样构成玩忽职守罪。

痛点关键词： 整改超期未验、一罚了之、复查缺位、反弹未发现。

场景七：充当“保护伞”的消极版本——知情不报、向上级隐瞒真实情况

常见表现： 环保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辖区内存在无证经营的“散乱污”企业，生产能力低下、污染严重，但因该企业系本地招商引资项目或与某些人员存在关联，不仅不主动查处，在上级问询时还替企业“打掩护”，以“未发现”“不了解”搪塞。

追责逻辑： 虽然没有收受财物（收受财物则按受贿罪或滥用职权罪处理），但基于人情、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明知有严重违法排污行为而隐瞒不报，导致上级部门无法及时决策制止，最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后果的，以玩忽职守罪追责。

痛点关键词： 知情不报、隐瞒实情、地方保护、招商引资光环下的包庇。

场景八：未按规定进行环境监测和数据审核，导致异常数据未被发现

常见表现： 在线监测数据出现持续超标、异常波动，负责审核数据的环保工作人员未认真比对、未及时通知执法中队现场核实，也未按规定向上级报告，造成超标排放行为长期持续。

追责逻辑： 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的审核是环保部门的一项核心监管职责。数据异常就是监管预警信号。对异常数据视而不见、不作处置，致使超标排污行为持续造成环境污染的，相关数据审核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

痛点关键词： 在线数据异常、审核失守、预警信号漠视、超标未处置。

场景九：跨区域联合执法中相互推诿，管辖边界成为监管真空

常见表现： 位于两市、两县交界处的排污企业，甲地环保部门认为该企业注册地和排污口在乙地，乙地环保部门认为该企业生产场所和员工在甲地，双方相互发函、相互推诿，均未开展实质性检查。污染问题在“管辖争议”中被拖成重大环境事件。

追责逻辑： “属地监管”不等于“相互推诿”。对有管辖权争议的企业，先发现线索的一方负有主动核查和报告义务。因争抢或推诿管辖而形成的监管真空，争议双方的相关责任人均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痛点关键词： 交界地带、管辖推诿、监管真空、联合执法缺位。

场景十：环保督察整改销号弄虚作假，假装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

常见表现： 中央或省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清单后，地方制定的整改方案明确由环保执法大队具体落实。责任人未按整改措施逐项推进，而是伪造整改前后的对比照片，虚报工程量，甚至临时用绿网覆盖、喷洒除味剂等方式“表面整改”。督察组“回头看”时发现问题依旧。

追责逻辑： 环保督察整改是政治任务更是法律责任。在整改销号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完成，不仅是失职，更可能涉嫌渎职犯罪。此类案件在近三年追责中占比极高，且因涉及对中央决策部署的消极对抗，量刑上一般从重。

痛点关键词： 表面整改、假装整改、销号造假、整改前后照片造假、敷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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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解读：为什么“没有收钱”也会构成犯罪？

大量涉案人员在庭审中反复强调自己没有贪污受贿、没有主观恶意。这恰恰反映出公众对玩忽职守罪核心构造的误解：

第一，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 不是“故意放水”才构成犯罪，而是“应当预见自己放弃职守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环保执法人员具备专业能力，明知辖区存在高污染企业却未检查、未核实，通常被推定为“应当预见”。

第二，本罪不要求行为人有牟利动机。 只要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即符合构成要件。“不收钱”只能证明不构成受贿罪，不能否定玩忽职守罪的成立。

第三，“集体决策”不是免责金牌。 “大家都这么做”“这是分管领导定的”等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几乎不被采纳。每个层级的执法人员都有独立的、法定的、不可推卸的岗位职责，不能以“集体研究”来转嫁个人责任。

第四，危害后果的“因果链条”往往较长。 从“未现场核查”到“污染扩大”，中间可能隔着数月甚至数年。但只要介入“如果当时履行了职责，就极大概率能够避免或减轻后果”的判断标准，因果关系即告成立。法律不苛求“必然避免”，只要求“高度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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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与公众的额外警示：环保执法不作为的“下游”同样危险

在实践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环保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案中，通常伴生着企业负责人的污染环境罪。对于排污企业而言，一旦环保执法人员被追刑责，执法部门将对本案投入更大的打击力度，企业主的污染环境罪量刑几乎不可能适用缓刑。执法人员的刑事判决，往往成为企业主定罪量刑的“加速器”。

同时，受害者（周边居民）可以依据该刑事判决书，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直接使用，主张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赔偿。刑事判决确定的因果关系直接减轻了民事原告的举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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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履职红线：环保执法人员的“五个必须做到”

1. 接到举报必须现场核查，核查必须制作笔录，结论必须真实可溯。
2. 发现违法行为必须依法处置，该立案的立案、该移送的移送、该查封的查封。
3. 责令整改必须闭环验证，整改到期必须复查验收，验收合格方可销号。
4. 异常数据必须立即响应，在线监控出现超标报警的，必须第一时间赴现场核实并报告。
5. 上级督办必须实体推进，反馈材料必须与现场实际一致，不得以文件落实文件、以报告替代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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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对于负有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公职人员而言，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在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后果面前，都面临着从“行政处分”升级为“刑事追究”的现实风险。案发后的悔恨与“委屈”，都难以抵消那一片被污染的土地带来的惨痛代价。

一份真实的现场检查记录、一次真正下沉的核查、一个不走过场的整改验收，不仅是法律的刚性要求，更是环保执法人员自我保护最坚实的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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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厦，湖北金必来律师事务所。 如您或您所在的单位正面临涉嫌玩忽职守罪的调查，请务必在侦查阶段即寻求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介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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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环保执法玩忽职守罪常见咨询问答（30组）

Q1：环保执法人员只是没有去现场核查举报线索，但没收过企业一分钱，也会构成玩忽职守罪吗？ A：会。玩忽职守罪不以收钱为构成要件。只要因严重不负责任（如未现场核查）导致污染后果严重扩大，即可构成该罪。是否收钱只影响是否同时构成受贿罪，不影响玩忽职守罪的成立。

Q2：在武汉，环保执法人员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立案？ A：在武汉及湖北全省范围内，检察机关立案主要看三点：一是否有明确职责依据，二是否存在履责缺失，三是否造成重大损失（一般指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恶劣社会影响）。具备这三点的，即可能启动立案程序。

Q3：乡镇环保站的临时聘用人员，算不算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 A：虽未正式在编，但只要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环境监管职权的，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成为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实践中多地均有聘用制协管员被追责的判例。

Q4：执法人员未发现企业偷排，但企业偷排手段特别隐蔽，还要承担责任吗？ A：判断标准在于“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以及“是否存在应予发现而未发现的重大过失”。如果偷排方式极其隐蔽，且执法人员已按规定频次、规定程序检查，则一般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Q5：环保执法人员已经对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决定书，但企业拒不改正，执法人员还有责任吗？ A：下达责令改正决定后，执法人员负有后续跟踪复查和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或移送拘留的职责。如果一发了之、不再过问，导致污染持续，仍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Q6：分管副局长没有直接到过现场，辖区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会被追责吗？ A：分管领导负有监督、审批、组织协调职责。如果下属从未汇报、日常台账均显示正常，且无其他明显失职情节，一般不追责；但如果存在应发现而未发现的重大管理漏洞，则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Q7：接到群众举报后，向领导汇报了，领导说“不用查”，执法人员还有责任吗？ A：执法人员有义务提出反对意见并按规定程序上报。

Q8：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有什么区别？通常如何区分？ A：玩忽职守罪是“应为而不为”（过失），滥用职权罪是“滥为而乱为”（故意）。环保执法中最常见的区分是：收了钱故意放水→滥用职权罪；不收钱但敷衍了事、应付检查→玩忽职守罪。

Q9：环保执法人员的自查报告承认了“工作有疏忽”，会被直接作为认罪认罚的依据吗？ A：是的。监察机关调查阶段的自查报告、检讨材料、情况说明，都可能作为认定“严重不负责任”的证据使用。建议在组织谈话初期即寻求律师介入，避免在未了解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作出不利陈述。

Q10：只要环保执法人员被追责，企业主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是否必然加重？ A：不一定必然加重，但实践中执法人员被判处玩忽职守罪，意味着执法部门对该案的查处力度升级。企业主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指控、更高的罚金和更长的刑期，尤其是缓刑适用率会显著降低。

Q11：玩忽职守罪中“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中，环境修复费用能否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A：能。环境修复费用、应急处置费用、监测鉴定费用均计入直接经济损失。本案中630万元的修复费用正是定罪量刑的关键数额。

Q12：在武汉，环保执法玩忽职守案一般由哪个机关管辖？ A：武汉地区的此类案件通常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负责调查，调查终结后移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基层法院（根据级别管辖确定）审理。长江新区、东湖高新区等开发区案件由对应派出监察机构处理。

Q13：执法人员已经调离原岗位，还会被追究原岗位的玩忽职守责任吗？ A：会。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时效应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且不以行为人在岗为前提。只要在追诉时效内，即使已调离、退休，仍可被追责。

Q14：环保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发现企业有轻微违法行为，因企业当时积极配合改正，未予立案，后企业又继续排污造成严重后果，执法人员有责任吗？ A：有。如果首次发现的违法行为已经达到立案标准，执法人员“以改代罚”未立案查处，属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后因企业再次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的，执法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

Q15：在环保执法领域，玩忽职守罪和污染环境罪的共犯如何区分？ A：关键看是否有共同故意。如果执法人员与排污企业恶意串通，帮助逃避监管，则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犯；如果仅因失职未发现、未制止，则单独构成玩忽职守罪。

Q16：执法大队长在审批“双随机”检查计划时，将高风险企业排除在外，后被查出污染事故，大队长会被追责吗？ A：会被追责。审批人明知或应知企业属于高风险类别，仍将其排除在抽查范围之外，属于滥用审批权规避监管，构成玩忽职守罪。

Q17：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完成后，是否可以免于追究执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A：不能。生态损害赔偿是民事责任，刑罚是刑事责任，二者不能相互替代。但积极促成企业完成生态环境修复，可以作为从轻量刑情节。

Q18：环保执法人员因担心被报复而不敢对企业进行查处，这种心理会影响定罪吗？ A：不影响定罪。法律不认可因畏惧而放弃履职的抗辩。如果确实存在人身安全威胁，应向上级报告并请求公安机关保护，而不是放弃执法。

Q19：在环保执法玩忽职守案件中，企业负责人的证言对执法人员定罪有多重要？ A：极为重要。企业负责人关于“从未有执法人员来检查过”“未收到过任何整改通知”“检查只在大门口转了一圈”等证言，往往是直接击破执法人员辩解的最有力证据。

Q20：武汉周边县市（如黄陂区、新洲区、江夏区、蔡甸区等）的乡镇环保员，编制在农业服务中心，不是生态环境局正式职工，会被以玩忽职守罪追责吗？ A：会。只要实际履行的是环境监管职责，无论是哪个单位的编制，均属于“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武汉市下辖各新城区已有多个乡镇环保员被追责的案例。

Q21：玩忽职守罪一般判多少年？ A：基本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如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后果极其恶劣），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环保领域案件缓刑适用率较高，但环境修复金额巨大或造成人身伤亡的，实刑可能性更大。

Q22：执法人员发现企业违法排污后，向领导汇报了，但领导未作批示，该执法人员是否尽到了职责？ A：如能证明已经通过书面请示、当面汇报等方式明确报告了违法情况，并获得领导“暂不处理”的指示，执法人员本人一般不构成玩忽职守罪。但应注意保留汇报的证据。

Q23：环保执法人员被刑事拘留后，律师在哪个阶段可以介入？ A：被监察机关留置期间，律师不能会见；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律师可以阅卷、会见。因此，尽早委托律师，由律师在移送前后为当事人提供策略建议非常关键。

Q24：环保执法中因客观条件限制（如缺乏检测设备、人手不足）导致未能发现污染，能否构成免责事由？ A：如果确实因客观条件不具备，且已尽到最大努力——如委托第三方检测、向上级申请支援等——则可以主张无过失。但“人手不够”“经费不足”一般不构成免责事由，法院会要求从制度上寻求替代方案。

Q25：玩忽职守罪追诉时效是多久？ A：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下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最高刑为五年以上的，追诉时效为十年。但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后逃避调查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

Q26：环保执法人员被追责的同时，单位还能对其作出开除公职处分吗？ A：可以。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含缓刑），根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予以开除。这意味着即使法院判处缓刑，公职身份也将不保。

Q27：环境损害鉴定意见对玩忽职守罪定罪的作用有多大？ A：鉴定意见是证明“严重后果”的核心证据。实践中，环境损害鉴定意见往往直接决定案件是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辩护律师重点审查鉴定程序的合法性、采样点位合理性、污染物同源性分析的科学性等。

Q28：武汉地区的环保执法人员，被监委留置期间如实供述自己的失职行为，算自首吗？ A：在监委立案调查期间主动、如实交代监委尚未掌握的本人罪行的，可以认定为自首；交代已被监委掌握的线索所对应事实的，只能认定为坦白。二者在量刑上差异显著，建议听取专业律师意见后配合调查。

Q29：环保执法人员平时工作表现一直很好，偶然一次疏忽造成严重污染事故，可能免于刑事处罚吗？ A：如果平时一贯表现良好、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并督促企业修复环境，检察院可能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或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但前提是损失已经弥补、后果得到控制、无其他从重情节。

Q30：污染的“间接损失”如旅游收入减少、居民健康支出增加，是否计入玩忽职守罪的损失认定范围？ A：在司法实践中，环境修复费用、应急处置费用等直接损失是主要定罪依据；间接损失一般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但若间接损失数额特别巨大且与失职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也会影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

Q31：环保执法人员能否在侦查阶段与律师沟通？ A：监察委员会调查阶段律师不能会见。但移送检察院后，辩护律师可以全面阅卷、核实证据、面见当事人。这也是为什么“黄金救援期”后第一时间委托律师同样重要。

Q32：企业污染事故导致周边居民患病的，环保执法人员的玩忽职守罪会加重吗？ A：会。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典型情形，法定刑直接升格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原则上不适用缓刑。

Q33：是否只有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才会被追责？其他部门人员呢？ A：不是。乡镇政府分管环保领导、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水务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中负有环保协作职责的人员，同样可能因不履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配合义务而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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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本文涉及的法律法规延伸阅读指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玩忽职守罪）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八条
•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环环监〔2017〕17号）
•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
•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