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上海刑事辩护争议焦点：帮信罪“明知”推定如何被打破？

在2026年的上海刑事辩护实务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仍是高频罪名之一。很多当事人和家属最困惑的问题是：只是借了一张银行卡、一个支付账户，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为什么会被认定为犯罪？核心争议往往集中在一个点上——主观“明知”如何认定。

本文围绕帮信罪中“明知”推定与反证问题，结合一个典型法律场景展开分析。

一、典型场景：借出银行卡，流水800万，获利3000元

张某，28岁，在上海从事餐饮工作。朋友李某称自己做生意，需要银行卡走账，因自己的卡限额，请张某帮忙办一张新卡并借其使用，承诺给3000元“好处费”。张某照做，将银行卡、U盾、手机卡交给李某。后该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涉案流水800余万元，其中查实诈骗资金120万元。

公安机关以涉嫌帮信罪对张某刑事拘留。张某辩称：自己只知道朋友做生意走账，不知道是诈骗，也没有参与转账、取现、刷脸验证。

这个场景中，争议焦点就是：张某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信罪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

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了可以推定明知的几种情形，例如：

但关键在于：推定明知允许反证。 也就是说，控方可以依据客观异常情形推定行为人明知，但辩方如果能提出合理解释、相反证据，打破推定，就不能认定明知。

在上海刑事辩护实践中，法院通常不会仅因“银行卡被用于诈骗”就直接认定帮信罪。仍要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交易背景、获利情况、关系亲疏、聊天记录、资金流向、事后表现等综合判断。

如果当事人只提供银行卡，没有参与转账、取现、刷脸、验证码提供、介绍客户等行为，其主观明知程度相对较低。特别是账户交出后，后续操作完全由他人控制，当事人无法预见具体犯罪类型。

获利3000元，对应800万元流水，表面看“异常”。但辩护中要问：这3000元是“好处费”还是“正常借款利息”“朋友感谢费”？是否与流水规模、风险程度明显不匹配？如果当事人认知能力有限，不能仅以事后流水倒推其当时明知。

朋友、同学、亲属之间借卡，与陌生人高价收卡，主观恶性不同。若存在被欺骗、被利用可能，例如对方明确说是“生意走账”“电商收款”“游戏充值”，且当事人没有理由怀疑，应重点审查其是否达到“明知”标准。

上海司法机关高度重视电子数据。辩护律师应第一时间审查聊天记录、语音、转账备注、通话记录。如果聊天中没有“跑分”“电诈”“洗钱”“安全卡”“黑钱”等敏感词，反而有正常生意往来表述，可以作为不明知的重要依据。

当事人是否在发现异常后挂失、报警、退赔、配合调查？是否主动停止帮助？这些行为虽不能直接否定犯罪，但能影响主观恶性评价和量刑。

帮信罪最危险的辩护误区，是只盯着流水和获利，忽视主观明知。有效辩护应围绕三点：

第一，打破推定。控方列出的异常情形，是否每一环都能被合理解释？是否存在相反证据？

第二，区分此罪与彼罪。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罪共犯的界限，往往就在主观明知内容和参与程度。若仅概括知道“可能违法”，不等于知道“电信网络诈骗”。

第三，慎用认罪认罚。如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当事人不应轻易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一旦认罪，后续再想推翻“明知”认定，难度会显著增加。

随着电子支付和网络犯罪链条复杂化，上海地区对帮信罪的打击仍会保持高压，但同时更强调证据裁判和精准定性。对辩护律师而言，单纯求情已经不够，必须深入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构建“不明知”或“明知程度低”的证据体系。

对普通人而言，最现实的风险提示是：银行卡、电话卡、支付账户、微信支付宝账号，不要出借、出租、出售。 一旦被用于犯罪，即使最终不构成犯罪，也可能面临账户冻结、征信影响、配合调查等巨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