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某与武汉某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范某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陈子伟
主办律师
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鄂72民初879号
原告:廖某,男,195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水上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晴,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罗歌,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某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法定代表人:范某,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伟,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范某,男,198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伟,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廖某与被告武汉某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范某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12月1日立案。2023年1月5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廖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晴、宋罗歌,范某并作为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某甲公司和范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伟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终因分歧较大,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某甲公司向廖某支付装卸费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676283.5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31576.62元(按同期LPR计算至欠付费用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22年10月1日);2.判令范某就前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至7月,某甲公司实际租赁廖某的起重船用于装卸砂石,双方于次月就上月的实际起吊吨位进行对账、结算。2018年8月15日,廖某与某甲公司在前期事实租赁的基础上签订《起重船租赁协议》,第四条约定:(1)全年度起吊总吨位为T万吨,保底结算200万吨;(2)T≤200,按200万吨保底结算,结算金额0.90元/吨;(3)200<T≤250,按实际吨位结算,结算金额0.85元/吨……。第五条第1款约定,本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贰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8月15日止,本合同到期如双方无书面异议,本合同自动延续一年;第2款约定,某甲公司向廖某结算租金为月结,次月10日就上月的实际吨位计算,双方确认无异议后,某甲公司于双方签订书面对账单后3日内向廖某予以支付。
前述合同签订后,某甲公司继续占有、使用廖某的起重船。其中,2018年3月至7月,经双方对账,某甲公司实际起吊数量为464490.15吨,按0.90元/吨计算,装卸费为418041.135元。对于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期间的装卸费用,因年度起吊总吨位均少于200万吨,依约应当按照200万吨、单价0.90元/吨进行保底结算,《起重船租赁协议》项下总款项为360万元。案涉装卸费合计4018041.135元。截至2020年11月,某甲公司仅支付廖某2341757.60元,仍欠1676283.54元。廖某曾多次催要欠付款项,但某甲公司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
此外,范某作为某甲公司股东及执行董事、总经理,其在实际经营某甲公司过程中,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出现混同且无法区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范某应当就某甲公司对廖某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某甲公司长期拖欠廖某装卸费用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已构成根本违约,严重损害了廖某的经济利益。廖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请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某甲公司辩称,1.廖某提起本案诉讼不是为了索要吊装费,其目的是乘政府拆迁之机,多分政府对于某甲公司全体股东的拆迁补偿款。2.《起重船租赁协议》是2019年底补签的,廖某与某甲公司没有达成保底协议。3.签订《起重船租赁协议》时,某甲公司1号线和2号线已经分线经营,各自承担经营费用,某甲公司名存实亡。廖某系分线后的2号线的一员,对此是知情的。4.保底协议即使存在,也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履行。不可抗力主要有政府因为环保等原因屡屡关停码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某甲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当尊重事实,据实结算,廖某无权要求违约金,请求法院驳回廖某的诉讼请求。
范某辩称,廖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范某与某甲公司财产混同,请求驳回廖某对范某的诉讼请求。
廖某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
“航*”轮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武汉某某船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2018年3月至7月吊机明细、《起重船租赁协议》、2018年8月、9月、12月吊机明细、2019年1月至12月吊机明细、2020年1月、4月、5月、8月、9月吊机明细、廖某辉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页)、余福慧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7页)、某甲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廖某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1页)。
某甲公司、范某围绕抗辩理由依法共同提交了如下证据: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116民初623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分线经营责任承诺书》《关于要求2号线暂停生产的函》、武汉市某某管理处于2021年6月4日发出的《关于武湖临时砂石集散中心码头关停整改的通知》、于2021年7月21日发出的《武汉市某某管理处关于武湖临时砂石集散中心码头整改的通知》、于2021年8月29日发出的《武汉市某某管理处关于武湖临时砂石集并中心码头整改的通知》、武汉市交通运输局于2022年9月26日发出的《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临时砂石集并中心退出有关工作的函》、黄陂区治理长江(武湖段)岸线非法码头专项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于2022年11月25日发出的《关于提供黄陂区临时砂石集并中心清退有关资料的通知》。
2023年1月11日,廖某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和责令提交书证申请,请求调取某甲公司名下银行账户以及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10月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请求责令某甲公司、范某提交某甲公司财务账簿(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范某确认2018年3月存在装卸作业的事实,在某甲公司、范某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廖某提供的2018年3月吊机明细予以采信;2.某甲公司、范某对《起重船租赁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仅认为该协议系于2019年底补签的,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内容将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认定;3.廖某确认其妻子余福慧代为签署《关于分线经营责任承诺书》和《关于要求2号线暂停生产的函》,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3月至7月,廖某安排“航*”轮为某甲公司提供装卸作业服务,作业量分别为42983吨、94017吨、128762.79吨、73874.5218吨和124853.8422吨。
廖某与某甲公司签订《起重船租赁协议》,约定某甲公司租用廖某起重船装卸砂石,全年度起吊总吨位不足200万吨,按200万吨保底结算,结算金额0.90元/吨,结算租金方式为月结,次月10日就上月的实际吨位计算,双方确认无异议后,某甲公司于双方签订书面对账单后3日内向廖某予以支付,租赁期限为二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8月15日止,合同到期后如双方无书面异议,自动延续一年。《起重船租赁协议》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15日。2018年8月、9月、12月、2019年1月、2月,装卸砂石作业量分别为108071.2668吨、58159.11吨、200613.36吨、176493.49吨、15965.02吨。2019年3月至12月,作业量合计1004474.35吨,2020年1月至12月,作业量合计664185.41吨,其中1月、4月、5月、8月、9月作业量分别为97279.43吨、69262吨、89745.37吨、12533.12吨、45230吨。
2018年8月3日,某甲公司向廖某辉支付366813.25元,备注“吊机费”;12月20日,某甲公司向廖某辉支付212000元,备注“吊机款”;2019年1月31日,陈某向余福慧支付40万元,备注“预付吊机费”;4月12日,武汉某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43599.73元;5月16日,刘某芝向余福慧支付4万元;7月18日,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10万元;8月20日,刘某芝向余福慧支付5万元;9月16日,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4万元;9月20日,刘某芝向余福慧支付6万元;10月13日,刘某芝向余福慧支付4万元;11月12日,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4万元;12月3日,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4万元;12月4日,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4万元;2020年1月8日,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8万元;1月19日,刘某芝向余福慧支付3万元;1月21日,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200429.26元;1月24日,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5万元;1月24日,何某军向余福慧支付5万元;5月7日,颜某字向余福慧支付15万元;5月7日,某乙公司向余福慧支付68915.40元;11月11日,颜某字向余福慧支付20万元,备注“吊机”。
2019年3月15日,王某武、朱某、王某汉、余德珍、刘某芝、颜某字、范某、程某华、陈某山、廖某(余福慧代廖某签名捺印)等十四人签订《关于分线经营责任承诺书》,记载:2019年3月15日召开2号线股东大会,确定2号线独立经营,具体以下事项通过2号线股东大会讨论通过:1、公司分线经营前的债权金额、应付债务,需要聘请审计师事务所清算,主要审计事项为修路工程造价、办公楼工程造价,确定修路应付工程款金额、办公楼应付工程款金额。如果债权不足以支付应付债务,应当从公司后期经营管理费中予以支付。2、1号线和2号线独立经营、独立核算。2月19日前某甲公司经营费用和应付债务由全体股东共同协商处理,之后发生费用由各线自行承担。某丙公司修建的道路、办公场所共同使用,公司除收取经营管理费,不再收取其他费用。3、2号线股东同意撤销以公司名义追究法定代表人范某的相关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已经向公安机关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撤回,同意配合办理全部撤销手续。同意范某使用公司印章出具撤诉申请、证明材料、情况说明等与此有关的全部手续。4、对于某丙公司聘用人员处理。分线经营各自负责线路的经营事宜,某甲公司只需按期收取管理费,办理相关证照以及关系协调,人员必须精简,无关紧要人员必须辞退,压缩经营。5、2号线股东共同推选颜某字作为2号线负责人,负责处理2号线的相关事宜。
2020年6月1日,朱某、余德珍、刘某芝、程某华、陈某山、廖某等十人签订《关于要求2号线暂停生产的函》,记载:致1号线:自某甲公司将码头分线经营以来,2号线全部14位股东为2号线的正常运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2号线经营过程中,逐步发现管理混乱、无组织无团队的模式必将产生矛盾纠纷,为解决上述问题,经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决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某丁公司管理模式调整2号线经营管理,现向你方致函如下:1、请收到本函件立即停止2号线的生产作业,恢复生产作业时间以新成立公司的书面通知之日开始;2、截至本函件发送之日前应付款项由负责人颜某字承担,本函件发送之日后的收支款全部由新成立公司承担。
某甲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某甲公司成立日期为2017年11月6日,法定代表人为范某,股东为孔某平、张某兰、王某峰、廖某、范某。2019年3月19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16民初62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包括:2018年11月16日,在公司监事孔某平的召集下,某甲公司股东孔某平、张某兰、王某峰出席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表决通过免去范某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聘任赵某为执行董事并担任总经理。判决:范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其持有的某甲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返还给某甲公司。某甲公司和范某称,关于上述民事判决已经达成执行和解,由范某继续保管某甲公司印章和证照。廖某称,从某甲公司成立至今,范某一直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持有公司一切证照和印章。2020年10月10日,范某向廖某支付5万元。
廖某确认,1.除其提供的上述付款记录外,某甲公司另向廖某支付4万元。截至2020年11月11日,廖某收到某甲公司支付的装卸费合计2341757.60元;2.陈某系某甲公司会计;3.案涉起重船固定在2号线码头,2018年3月份部分作业用于1号线,其余均用于2号线。
某甲公司、范某共同确认,1.陈某系某甲公司会计,其代某甲公司向廖某支付上述40万元;2.某甲公司按照0.90元/吨的价格向廖某支付了2019年3月1日之前的装卸费合计1018813.25元,包括上述366813.25元、212000元、40万元和廖某自认的4万元;3.2019年3月1日之后的装卸费由2号线股东向廖某支付,王某汉提供其持有的某乙公司账号用于2号线的收付款,何某军因拖欠2号线起运费,于2020年1月24日代为向廖某支付装卸费5万元。
另查明,某乙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王某汉系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廖某安排船舶为某甲公司提供砂石装卸作业服务,有权主张相应的装卸费用。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某甲公司是否应当向廖某支付2019年3月之后的装卸费;(二)某甲公司是否欠付装卸费;(三)范某是否应当与某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一)某甲公司是否应当向廖某支付2019年3月之后的装卸费
廖某和某甲公司对某甲公司应当支付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装卸费没有争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2019年3月15日,王某武、朱某、王某汉、余德珍、刘某芝、颜某字、范某、程某华、陈某山、廖某(余福慧代廖某签名捺印)等十四人签订《关于分线经营责任承诺书》,确定2号线独立经营、独立核算,2019年2月19日前某甲公司经营费用和应付债务由全体股东共同协商处理,之后发生费用由各线自行承担。上述约定对廖某具有法律约束力,某甲公司对上述约定予以认可,廖某与某甲公司已终止了案涉《起重船租赁协议》的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廖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9年3月之后,某甲公司仍租用案涉**号线砂石装卸作业,廖某无权向某甲公司主张2019年3月之后的装卸费。
(二)某甲公司是否欠付装卸费
2018年3月至7月,装卸作业量合计464491.15吨,廖某主张按照0.90元/吨结算装卸费为418042元。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装卸作业量合计559302.24吨。因履行《起重船租赁协议》时间不足一年,按照单价0.90元/吨结算,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装卸费为503372元。某甲公司应向廖某支付装卸费金额合计921414元。某甲公司在2019年3月1日前已经向廖某足额支付上述装卸费,廖某诉请某甲公司支付装卸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廖某提出调查取证申请和责令提交书证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
(三)范某是否应当与某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因某甲公司不承担向廖某支付装卸费的义务,本院对廖某主张范某与某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廖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071元,由原告廖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吴良志
审判员熊靖
审判员江章鹏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日
书记员张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