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南通][合同纠纷]：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超15日可解除合同”，法院为何不支持解除？

在南通这座快速发展的城市，商业交易频繁，合同纠纷也随之增多。许多企业在合同中精心设计了各种“解约条款”，以为白纸黑字写明了，就万事大吉。但现实真的如此吗？本文以近期南通地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典型争议焦点为例，深度剖析合同解除条款的适用边界。

场景引入：一纸“解除通知”引发的连环诉讼

2025年，南通某机械制造公司（下称A公司）与上海某贸易公司（下称B公司）签订了一份设备买卖合同，合同总价460万元。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买方逾期支付任何一期款项超过15日的，卖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买方承担总价款20%的违约金。”

合同履行初期一切顺利，A公司按时交付了设备。但到了最后一期60万元尾款支付时，B公司因自身资金链紧张，逾期了18天。A公司随即依据合同条款，向B公司寄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B公司则回复称：“设备已实际投入使用，且尾款已付清，不同意解除。”双方僵持不下，A公司诉至南通某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解除。

看似铁证如山的合同条款，A公司却在一审、二审中接连败诉。 法院的裁判理由令人深思：合同目的并未因此落空，仅以迟延付款为由解除合同，属于不当行使权利。

法律分析：约定解除权与“违约程度”的博弈

1. “约定解除权”并非绝对自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但该解除权的行使前提是——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本案中，A公司仅主张“逾期18天”，但B公司已实际受领设备并投入运营，合同目的（获得设备并投产）已达成了80%以上。法院认为，60万元尾款只占总价款的13%，且B公司已付清，此时解除合同对交易秩序和社会资源是极大浪费。

2. 司法对“解除权滥用”的矫正逻辑

南通两级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47条的精神：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以及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

具体到本案，法院认为：

迟延支付18天属于违约，但设备已交付并运转，A公司签订合同的核心诉求已实现；
20%违约金（92万元）相对于60万元尾款的迟延，明显畸高，具有惩罚性质而非补偿性质；
如支持解除，A公司需返还460万元货款，B公司返还原物，交易彻底倒退，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最终的裁判结果：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B公司仅需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按LPR计算）。

3. 给南通企业的实务警示

在结构复杂、标的额高的商事合同中，仅仅约定“解除触发条件”不够，必须同时关注条款的可执行性。条件设置失衡，或未与“合同目的”进行有效绑定，极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显失公平或滥用权利。

如果您正面临类似的合同纠纷，仅凭合同约定维权，未必能获得预期结果。专业的诉讼策略和对司法尺度的精准把握，可能才是打赢官司的关键。

陈刚

南通约定逾期付款可解约法院为何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