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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指使逃逸能否构成交通肇事共犯

发布日期:202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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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莹 律师

赵莹

本文作者

追偿权纠纷 内蒙古锦盛鑫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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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
已核验身份

2026[呼伦贝尔]交通肇事罪争议焦点:指使逃逸能否构成共犯

在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公路上,一起交通肇事案件的判决引发了法律实务界的激烈讨论。王某驾驶货车将行人撞成重伤后,坐在副驾驶的车主李某当即指使王某“别管了,快走”。王某听从指使逃离现场,伤者因未获及时救助而死亡。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对王某提起公诉,同时认定李某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李某的辩护律师则提出强烈异议: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而共同犯罪要求共同故意,过失犯罪怎能成立共犯?

这一争议焦点,正是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长期交锋的疑难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通常被界定为过失——肇事者对于事故后果是过失的。那么,司法解释为何又要将“指使逃逸”的行为人以共犯论处?这是否突破了共同犯罪的基本法理?

深入分析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从三个层面剖析:

第一,交通肇事罪的“双重罪过”问题。 刑法第133条将交通肇事罪规定为过失犯罪,但其条文同时包含了两种行为结构:一种是因过失导致事故,构成基本犯;另一种是肇事后逃逸或逃逸致人死亡,属于加重情节。当李某指使王某逃逸时,肇事行为已经完成,李某对事故本身并无责任。但逃逸行为导致救助义务被切断,这一行为具有明显的故意特征。司法解释正是基于“逃逸行为具有故意性”这一特点,将指使者视为共同实施逃逸行为的共犯,而非否定肇事环节的过失性质。这实际上是在承认“过失的基本犯”与“故意的加重情节”并存的基础上,将指使逃逸的故意与肇事者的故意逃逸行为联系起来。

第二,司法解释的创设性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批评者认为,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为刑法并未规定过失犯罪可成立共犯。支持者则认为,该解释是对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体系解释,指使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共犯论处恰恰体现了从严惩处此类行为的立法精神。

第三,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 在呼伦贝尔此类案件的处理中,法院通常着重审查以下要件:指使者是否具有“指使”的明确意思表示,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以及肇事者是否实际听从了指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肇事者本身已有逃逸意图,指使者仅系“附和”或“默许”,则不宜认定构成共犯。反之,若指使行为对肇事者产生了实质性的心理强制或引导作用,那么指使者即使并非肇事者本人,也应对逃逸致死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不得回避的辩护空间。 作为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辩护要点:

  • 指使行为与事故责任之间的区分:指使者不对事故发生本身承担刑事责任,其责任范围仅限于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
  • 因果关系的严格论证:必须证明“因逃逸而死亡”而非“因伤重必然死亡”,若伤者即便得到及时救助也无法生还,则指使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缺乏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 主观故意的认定:指使者是否具有“明知逃逸会导致死亡结果”的主观认知,如果缺乏认知,则难以成立共犯。

这一争议焦点,关乎刑法基本理论与个案正义之间的平衡,也关乎每一个道路参与者的行为边界。在呼伦贝尔辽阔的土地上,每一次车辙都留下生命的印记——正确理解“指使逃逸”的共犯责任,既是为了惩戒,更是为了守护。


附:与本文相关的10组QA

Q1:指使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A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的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是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追究指使者刑事责任的直接法律依据。

Q2: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为什么还能成立共同犯罪? A2:这是争议的核心。理论上有两种解释路径:一种认为逃逸行为及其加重结果部分是故意性质的,司法解释实际上是针对这种故意性进行归责;另一种认为这是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特别创设,属于“法律拟制”的范畴。无论哪种解释,都需要认识到这里的共犯仅仅是针对“逃逸致死”这一加重情节,而非针对事故本身。

Q3:如果肇事者本身就想逃逸,指使者只是附和“快走”,还构成共犯吗? A3:一般不构成。指使行为应当具有“指使”的实质内容,即对肇事者逃逸意图的形成或强化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如果肇事者逃逸意图已经形成并坚决,指使者的附和行为未产生实质性的心理影响,则不宜认定其构成共犯。司法实践中会综合审查指使的方式、内容、时机及其对肇事者决策的实际影响。

Q4:指使者对事故的发生有责任吗? A4:没有。指使者仅对“逃逸致人死亡”这一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事故本身是因肇事者的过失行为造成的,指使者对事故发生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不承担事故基本犯的刑事责任。这是司法解释将指使者认定为“共犯”时的责任边界所在。

Q5:什么情况下指使逃逸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A5:有以下几种情形时通常不构成:一是被害人系当场死亡,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二是肇事者未听从指使,指使行为未实现;三是指使者缺乏指使的明确意思表示,只是事后被动的默认;四是伤者有第三方救助且救助及时,死亡结果与逃逸无关。

Q6:在呼伦贝尔地区,交通肇事罪案件审理有什么地方特色? A6: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公路里程长、冬季气候恶劣,冰冻路面极易引发多车连环相撞或单车肇事,且部分偏远地区救援力量到达时间较长。因此在审理中,法院往往会重点审查事故发生时道路状况、救助条件的现实可能性,以及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以准确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否成立。

Q7:如果肇事者交通肇事后,指使者要求肇事者“先送伤者去医院,不过要绕路慢行”,结果延误抢救导致死亡,算指使逃逸吗? A7:这种情况虽然在表面上不是“逃离现场”,但如果行为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采取绕路、慢行等方式延误救治,实质上与逃逸无异。司法实务中会判断这种“拖延救助”的行为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以及是否属于足以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重大延误。如果成立,指使者同样可能被认定为共犯。

Q8:指使逃逸后被认定为共犯,量刑上有没有特殊考量? A8:依据刑法第133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对于指使者,司法实践中通常会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一般认定为从犯,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此外,如果指使者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并取得谅解,也会作为酌情从轻量刑情节。

Q9:如果指使者同时也是车辆的保险公司理赔员,有没有加重情节? A9:本案中的指使者身份决定了其义务性质。如果指使者具有特殊身份,如单位主管人员、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司法解释已明确列明。如果是保险公司理赔员等其他身份,虽然不属于司法解释明文列举的主体,但如果其实施了积极指使行为且对逃逸致死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仍然可能被作为共同犯罪行为人来追究。

Q10:普通乘客指使司机逃逸,也能构成共犯吗? A10:可以。司法解释明确将“乘车人”列为可构成共犯的主体。乘车人虽然对车辆没有管理权限,但其指使行为可能对司机产生实质性影响。尤其是在司机犹豫不决、希望得到旁人支持或确认等情形下,乘车人的指使往往具有推动逃逸决策的实际效果,因此完全可能被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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