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纠纷中“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2026[济南]司法实践分析

引言

在民事诉讼领域，不当得利纠纷因其“一方获利、一方受损”的表象与合同、侵权等法律关系交织，向来是审理中的难点。尤其在2026年济南地区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围绕“得利人取得利益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裁判观点分歧。本文以一则典型案例切入，深入剖析该争议焦点背后的法理逻辑与实务研判，为相关法律主体提供参考。

基本案情：一场因“误付款”引发的连环纠纷

2025年11月，济南某建材公司（下称A公司）因财务人员操作失误，向与其曾有供货往来的B公司银行账户多转账人民币86万元。A公司发现后，立即联系B公司要求返还。B公司则辩称，该笔款项系A公司偿付此前拖欠的“质量扣款”与“延期交货违约金”，并非不当得利，拒绝返还。

A公司遂以不当得利纠纷诉至济南某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B公司返还款项及利息。庭审中，双方对“A公司向B公司转账86万元”这一事实无争议，争议焦点集中于：在B公司主张该款项系“清偿债务”的情形下，应由谁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

争议焦点剖析：举证责任分配的“分水岭”

本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源自《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的概括性规定。该条文虽明确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却未对“没有合法依据”这一消极事实的举证责任作出明确分配。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

观点一：原告（受损人）承担全面举证责任

该观点认为，“没有合法依据”是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权利成立要件。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受损人不仅应证明对方得利、自己受损，还应证明对方的得利“没有合法依据”。在此逻辑下，原告必须穷尽证据排除所有可能的“合法依据”，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这种观点对原告的举证要求极高，尤其在被告提出模糊的“历史债务”抗辩时，原告往往陷入举证僵局。

观点二：被告（得利人）对“合法依据”承担反证责任

该观点基于公平原则和举证便利原则。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原告的给付行为本身通常具有某种预设的原因（如清偿、赠与、借贷）。当原告主张该原因自始不存在或已经消灭时，原告只需初步说明“给付无因”的合理怀疑；此时，被告若主张存在“合法依据”（如抵债、赠与合同），则应就此积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被告更接近其主张的“合法依据”的证据源（如合同、欠条、结算单）。

济南法院2026年裁判倾向：引入“给付目的”动态举证

2026年，济南地区部分法院在该类案件的审理中，引入了更加精细化的裁判规则。本案经过一审、二审，最终济南中院在二审判决中采纳了以下分析路径：

1. 基础事实固定：A公司完成了“B公司获利（收到86万元）”与“A公司受损（支出86万元）”的初步举证，且转账发生于双方结算完毕后的第三日，具有异常性。
2. 合理说明义务：A公司对“误付”的财务操作流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提交了内部审批单、银行流水时间戳等证据，足以使法官对“给付目的”产生合理怀疑——即该笔款项并非用于清偿明确债务。
3. 举证责任转移：此时，法官将证明“合法依据”的推进责任转移至B公司。B公司辩称该笔款项系“违约金”和“质量扣款”，但仅提供了一份自制结算单复印件，未提供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或A公司确认函。
4. 心证结论：因B公司未对其主张的“合法依据”提供充分证据，法院认定其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最终，法院判决B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86万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

该判决的核心突破在于：法院没有机械地要求A公司证明“不存在债务”，而是要求B公司就“存在债务”这一积极抗辩事实提供证据。这实质上是对“没有合法依据”在具体场景下的动态举证分配，有效避免了原告陷入“证明负数”的困境。

实务启示：从证据链到风险防范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在2026年的济南司法环境下，处理不当得利纠纷的关键已不再单纯依赖法条的字面逻辑，而是更加侧重于对给付行为背景的穿透式审查。

对于资金支付方（潜在原告）而言，在汇款时备注清晰用途，保留完整的审批记录和沟通记录至关重要。一旦发生纠纷，原告的首要任务不是拿着一张转账凭证“裸诉”，而是要构建一条能够证明“当初的给付目的已经落空”的证据链条。

对于资金接收方（潜在被告）而言，若主张收款具有合法依据，则必须提供合同、对账单、债权凭证等客观证据，仅凭口头陈述或自制单证几乎无法对抗法院的合理怀疑。

结语

不当得利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如同一场天平两端的博弈。2026年济南法院在个案中展现的裁判智慧，体现了在“形式正义”与“实质公平”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对于市场主体而言，理解这一裁判倾向，远比背诵法律条文更具现实意义——它要求所有经济往来都必须留下清晰、完整的法律印记，而这正是预防纠纷最好的“法律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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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QA（10组）

Q1: 什么是不当得利？ A: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一种民事法律事实。依据《民法典》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例如误转账、错付款、无因管理产生的利益等。

Q2: 不当得利纠纷的管辖法院如何确定？ A: 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因不当得利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在特定情形下，如果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即原告所在地）也可能被认定为合同履行地，从而取得管辖权。具体需结合转账行为性质与证据综合研判。

Q3: 在不当得利纠纷中，原告必须证明“对方无合法依据”吗？ A: 这是最大争议点。司法实践中，若原告证明了给付行为存在（如转账记录），并对“给付目的落空”做出合理说明后，法官可能将“具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2026年济南部分判例支持这种动态举证分配，原告无需绝对证明“无合法依据”。

Q4: 如果被告主张收款是“还债”，但无法提供借条，法院会怎么判？ A: 若被告仅作口头陈述，未提供任何书面凭证或转账记录佐证“借贷关系”存在，法院大概率不会采信其抗辩。在济南审判实践中，被告对“积极事实”（如存在债务）的举证责任较重，举证不能则需承担返还义务。

Q5: 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是多久？ A: 依据《民法典》，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若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需要注意保存主张权利的证据以中断时效。

Q6: 不当得利纠纷中的“善意得利人”与“恶意得利人”有何区别？ A: 善意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利益无合法依据）仅在现存利益范围内承担返还义务；恶意得利人（明知无合法依据）则需返还全部利益并赔偿损失。司法实践中，被告收款后的行为反应（是否及时沟通、是否有隐匿行为）是判断主观善恶意的关键。

Q7: 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转给第三者，能否以不当得利起诉？ A: 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处分，且未征得另一方同意，该给付行为通常被认定为无效。配偶作为财产共有人，有权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要求第三者返还财产。

Q8: 不当得利与合同无效、撤销后的返还请求权是何种关系？ A: 存在竞合关系。若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一方基于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此时既受《民法典》关于合同无效后果的规定调整，也可能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当事人可择一主张权利，选择对己方举证更有利的路径。

Q9: 不当得利中的“利益”包括哪些形式？ A: 不仅包括货币、实物等有形财产，也包括权利（如债权）、劳务或债务免除等无形财产利益。例如，错误为他人偿还贷款导致自己受损、他人债务消灭，也属于不当得利。

Q10: 在济南，处理不当得利纠纷前需要做哪些证据准备？ A: 首先要固定“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核心证据（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其次要梳理“给付原因”的证据链，如合同是否解除、协议是否无效、凭证是否错误等。最后要保留与对方的微信、短信沟通记录，证明曾主张返还，这对于中断时效及证明被告“恶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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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律师：翟林芳，山东法冠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516912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