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长治]受贿罪焦点分析：感情投资型受贿的“可能影响职权行使”如何认定？

在近年来的职务犯罪审判实践中，“感情投资”型受贿的认定始终是争议焦点之一。国家工作人员长期收受下属或管理对象的礼金、红包，却未明确约定具体请托事项，究竟能否构成受贿罪？本文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三条第二款，以A市某局长张某案为例，深入剖析该问题的裁判逻辑与实务难点。

一、案例引入：五年收礼2.8万元，是否定罪？

张某系A市住建局局长，其下属李某为争取职务晋升，每逢春节、中秋均向张某赠送价值约5000元的购物卡或现金。五年间，李某累计向张某赠送财物合计2.8万元。期间，张某未向李某作出任何口头或书面承诺，亦未在李某的职务晋升中实际提供帮助。案发后，公诉机关以受贿罪对张某提起公诉，但辩护律师认为：双方未约定具体请托事项，且累计金额未满3万元，不应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故不构成受贿罪。法院最终如何裁判，成为案件焦点。

二、争议焦点：感情投资何时跨越“犯罪门槛”？

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核心要素之一。传统司法实践强调“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即收受贿赂与具体请托事项之间需存在明确的对应性。然而，针对“长线投资、短线回报”的隐形腐败，两高司法解释将“感情投资”纳入刑法规制，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或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本案中，张某与李某存在明确上下级关系，但累计金额2.8万元未满3万元这一“数额门槛”。此时，法院是否应机械适用3万元标准，还是结合其他因素认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实务中存在两种裁判思路：

• 观点一（严格数额论）：司法解释明确设定了3万元最低标准，低于该数额的，无论是否存在上下级关系，均不认定为受贿罪。张某收受金额仅2.8万元，未达到门槛，应宣告无罪。
• 观点二（实质判断论）：3万元标准仅为推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参考因素之一，并非绝对门槛。若收受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双方关系密切（如张某在五年内连续收受10次以上），即使累计不足3万元，也能综合认定送礼行为已对职权行使造成潜在影响，从而构成受贿罪。

三、深度解析：司法解释的原意与司法裁量空间

两高研究室负责人在解读该条款时明确指出：“三万元”是司法解释对长期、多次性感情投资行为入罪设定的“数额门槛”，低于该数额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可给予纪律处分。这一设计的初衷在于：避免打击范围过宽，保护正常的礼节性往来。

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类例外情形需要警惕：

1. 单次数额虽小但短期多次累加：例如某科长在三个月内收受管理对象20次红包，每次2000元，累计达4万元。此时即使单次未达“可能影响职权”标准，但高频次、高密度送礼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不正当利益输送关系。
2. 虽未达3万元但存在其他情节：如送礼人已明确提出具体请托但被收受人拒绝，或者收受人利用职权为送礼人提供了制度性便利（如缩短审批时限、违规发放许可），此时“可能影响职权行使”已转化为实际影响，即使金额不足3万元，也应追究刑事责任。

回到张某案，假设法院查明：李某在五年内每年固定送礼两次，共10次，金额2.8万元，且每次送礼均伴随口头请求（如“请局长多关照”），但张某从未表态。此时，若法院严格适用3万元门槛，则张某无罪；若法院认为“长期持续送礼+明确上下级关系”本身已足以推定“可能影响职权”，则张某应构成受贿罪。从长治市近年来的判例看，当地法院倾向采取“实质判断论”，认为持续两年以上、三次以上的感情投资，即使总金额略低于3万元，但只要送礼人与收受人之间存在直接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即可认定为“可能影响职权行使”。

四、结论与风险提示

实务中，各级法院对“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认定呈现出“从严把握证据、灵活运用数额”的趋势。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收受任何具有上下级或管理关系对象的财物，无论金额大小，均面临刑事风险。建议各级公职人员：拒绝一切带有职场层级关系的礼品礼金，哪怕是传统节日期间的小额馈赠，也可能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若已发生此类行为，建议及时退还或上交，并留存正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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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QA（10组）

Q1：感情投资型受贿的“3万元”标准是绝对门槛吗？
A1：不是。司法解释规定收受具有上下级或行政管理关系财物3万元以上，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若累计不足3万元，但收受频率高、持续时间长，且结合其他情节（如送礼人曾提出具体请托），法院仍可能认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从而定罪。

Q2：收受下属的节日红包，没有具体请托，是否一定构成受贿？
A2：不一定。需满足三个条件：①双方存在上下级或行政管理关系；②累计金额达3万元以上；③“可能影响职权行使”。若金额不足3万元，一般不构成受贿罪，但可能受党纪政务处分。

Q3：如何理解“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证明标准？
A3：采用“推定+反证”模式。只要收受人与送礼人存在特定关系且金额达标，法律即推定影响职权行使；收受人如能证明送礼行为完全不影响其履职（如两人为亲属且送礼纯属亲情往来），可推翻推定。

Q4：多次收受小额礼物（如每次500元），累计超3万，是否定罪？
A4：若累计收受总额超过3万元，且每次收受均基于职务上的管理关系，则“为他人谋取利益”可被整体评价，以受贿罪论处。需注意单次金额虽小，但累计计算。

Q5：送礼人已退休或离职，收受人仍收受其财物，是否构成受贿？
A5：若收受人当时仍具有公职身份，且送礼行为与收受人曾行使的职权有关联，仍可能构成受贿罪。但需审查双方是否事前约定“退休后兑现”，若有约定则属于事后受贿。

Q6：下级单位集体凑钱给上级领导送礼，能否对领导定罪？
A6：能。领导明知财物来源与自身职权相关仍收受，视为收受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下属财物，累计金额达3万元以上即可入罪。

Q7：感情投资中，送礼人明确表示“没有具体事”，是否阻却犯罪成立？
A7：不阻却。司法解释规定“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无需送礼人提出具体请托，只要存在上下级关系且财物价值达标，即推定有“可能影响职权行使”。

Q8：受贿金额刚满3万元，但领导主动退还了，还构成犯罪吗？
A8：若退还行为发生在立案之前，且未造成实际损失，法院可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酌情从轻处罚，但仍可能认定为受贿罪（数额较小、情节轻微可作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Q9：收受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管理对象财物，但金额未满3万且时间仅一次，会怎样？
A9：不构成受贿罪，但属于违反廉洁纪律行为，将面临党纪处分或政务处分，并可能被追缴违纪所得。

Q10：如何证明“可能影响职权行使”中的“可能”？
A10：通过客观事实综合判断，包括：收受频率是否密集、双方关系亲疏、送礼人是否存在未被满足的请托、收受人是否在事后为送礼人提供了制度性便利等。法院无需证明实际影响，只需证明存在“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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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律师：王伊田，山西选大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866073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