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商丘]行政争议焦点分析：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的“程序正义”如何落地？

引言：一纸罚单引发的争议

2025年秋，商丘市某餐饮企业因食品安全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处以15万元罚款。企业主不服，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未依法保障其听证权利，遂提起行政复议。该案看似个案，却折射出当前行政执法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争议焦点——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适用边界与程序正义的实现路径。

该企业主张，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行政机关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而市场监管部门则认为，本案罚款金额虽达15万元，但按照商丘市地方标准中关于“较大数额”的规定（个人5000元以上、法人5万元以上），该处罚金额并未达到必须听证的法定门槛。

案件争议的核心不在于事实认定，而在于：地方标准能否作为排除法定听证程序的依据？行政机关在适用听证程序时，是否享有过大的裁量空间？程序瑕疵是否必然导致处罚决定无效？

一、听证程序的法律定位与现实困境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之一，其本质是通过赋予当事人陈述、申辩、质证的权利，实现行政权力行使的公开、公正与理性。2005年《行政处罚法》首次确立听证制度后，历经2021年修订，听证范围进一步扩大，程序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然而，司法实践中关于听证程序的争议从未停止。主要焦点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听证范围的认定标准模糊。 《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列举了应当告知听证权利的四类情形，其中“较大数额罚款”属于最常见的情形。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较大数额”的具体标准，而是授权省级人大或政府制定。各地标准参差不齐，有的以绝对数额为参照，有的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浮动调整。这种授权立法模式下，基层执法人员对听证适用条件的判断往往倾向于从宽解释，极易造成当事人听证权利被实质性剥夺。

第二，听证程序的“形式化”倾向。 司法实践中不少案例显示，即便听证程序被启动，听证主持人缺乏独立性、行政机关事先已形成处罚意见、听证记录未作为处罚决定的实质参考等问题，导致听证沦为“走过场”。当事人参与听证的热情和信任度随之降低，听证制度的功能被严重弱化。

第三，程序违法与处罚决定效力之间的衔接问题。 当行政机关未依法告知听证权利或听证程序存在重大违法时，处罚决定是否一律撤销？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给出明确答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将“违反法定程序”列为撤销行政行为的法定事由之一，但“重大且明显违法”与“一般程序瑕疵”的界限在实践中并不清晰。法院在程序违法案件的审查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尊重。

二、本案争议焦点的深度剖析

回到商丘这一案件，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决定是否合法有效，关键在于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

（一）“较大数额罚款”的认定标准是否具有排除听证的效力？

商丘市现行听证标准中，“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万元以上的罚款”属于应当告知听证权利的范围。本案罚款金额为15万元，远超5万元门槛。表面上看，该案并不存在适用上的争议。

但市场监管部门在答辩中提出一个颇为新颖的抗辩理由：企业系个体工商户性质，不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适用“个人”标准，即5000元以上的罚款才达到听证门槛。15万元虽远超5000元，但市场监管部门辩称其适用的是2021年修订前的旧版裁量基准，该基准对个体工商户按“个人”标准执行。这一辩解绕开了听证标准的实体要件，将问题引向规范性文件的时间效力之争。

这些争论反映了基层执法中一个深层困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与更新滞后于法律修订的现实节奏，导致执法人员在新旧标准之间左右摇摆，最终不仅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也影响行政执法公信。

（二）听证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如何评价？

退一步讲，即便市场监管部门关于听证标准的解释成立，其未向当事人告知听证权利的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严重程序违法”？

从司法实践看，法院对程序违法的审查标准正在趋严。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某行政再审判决中明确指出：“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应独立于实体处理结果进行审查。程序违法，尤其是剥夺当事人听证权利的程序违法，应作为撤销处罚决定的独立事由予以评价。”这一裁判立场具有风向标意义。

因此，本案中市场监管部门若确实未依法告知听证权利，即便其罚款金额认定无误，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性仍将面临重大挑战。

（三）程序正义与行政效率如何平衡？

行政机关往往以“行政效率”为由来解释程序简化的合理性——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违法后果轻微，何必再走一遍耗时耗力的听证程序？

这种观点混淆了“行政效率”与“行政便利”的界限。行政程序法的目的，正是在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与维护行政管理秩序之间寻求平衡。听证程序的启动，以当事人明确要求为前提，行政机关在履行告知义务后，是否实际举行听证完全取决于当事人选择。若将“当事人可能不行使听证权利”作为不予告知的合理理由，无异于以结果倒推程序，从根本上架空了听证制度。

三、结论：程序正义是法治行政的生命线

商丘这一案件尚未尘埃落定，但听证程序争议折射出的法治建设课题值得每个法律人思考。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必须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对行政机关而言，与其在程序瑕疵的争议中耗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不如从源头强化程序意识，确保每一项处罚决定都经得起法律和民众的审视。

对当事人而言，了解听证程序的法律规定和权利边界，也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本功课。当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时，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依法维权。

四、相关QA

Q1：哪些行政处罚决定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A1：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主要包括：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Q2：“较大数额罚款”的具体标准由谁确定？ A2：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实践中存在按“个人”和“法人或其他组织”分别设定不同数额标准的情况，各地差异较大。

Q3：行政机关未告知听证权利，处罚决定是否一定无效？ A3：未依法告知听证权利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若程序违法达到“重大且明显”程度，可能构成行政行为无效。

Q4：行政听证是公开举行吗？ A4：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依法予以保密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公开听证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

Q5：当事人申请听证有时间限制吗？ A5：有。当事人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Q6：听证主持人由谁担任？是否必须回避？ A6：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主持人独立主持听证，不受行政机关负责人干预。

Q7：听证程序中当事人享有哪些权利？ A7：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有权对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违法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进行反驳；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经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

Q8：听证笔录对处罚决定有约束力吗？ A8：有。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五条，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依照该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决定。即处罚决定必须以听证笔录记载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不得以听证中未质证的事实作为处罚依据。

Q9：行政机关在听证程序中可以加重处罚吗？ A9：不能。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这被称为“申辩不加罚”原则，旨在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程序权利。

Q10：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有哪些救济途径？ A10：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期限为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为六个月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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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律师：李春，河南浩君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551831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