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新疆维吾尔：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困境——以“借款型诈骗”与“民事借贷纠纷”的边界为视角

一、引言：一个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场景

在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中，最棘手的问题往往不是事实认定，而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这一要素既是诈骗罪区别于民事欺诈的关键分水岭，也是实务中控辩双方交锋最为激烈的战场。尤其在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的今天，以“借款”为名实施的诈骗行为与正常的民间借贷违约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常常让司法者陷入两难。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基层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被告人艾某以“在乌鲁木齐承揽工程急需周转资金”为由，向好友马某借款人民币8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约定三个月后归还，月息2%。借款到期后，艾某不仅分文未还，反而失联。经查，艾某并未承接任何工程，其本人已负债累累，且将款项用于偿还个人赌债及高额消费。马某报案后，公安机关以诈骗罪立案侦查。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艾某出具了借条、约定了利息，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那么，其行为究竟属于民事借贷纠纷，还是刑事诈骗？换言之，如何在“有借条”的表象之下，穿透审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法律争议核心：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规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主观超过要素，其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然而，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素来困难。原因在于：

第一，主观目的需通过客观行为推定。 人的内心世界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通过其外在行为表现进行推断。但同样的客观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指向完全不同的主观意图。

第二，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并非泾渭分明。 民事借贷中的欺诈行为（如夸大还款能力）与刑事诈骗中的虚构事实，在客观表现上存在大量重叠区域。

第三，事后情节与事前故意的混淆。 实务中常常犯的错误是“事后诸葛”——因为行为人到期未还款，便倒推其在借款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种“结果归罪”的逻辑在法理上存在重大瑕疵。

三、本案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分析

（一）艾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控方观点： 艾某虚构“承揽工程”的事实，隐瞒了自己已负债累累、无实际还款能力的真实状况，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辩方观点： 借款时夸大自身经济实力是民间借贷中的常见现象，属于民事欺诈的范畴，不能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

分析： 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必须是足以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的关键事实。在本案中，艾某是否确实承揽工程，直接关系到马某是否愿意出借资金。如果艾某从未有过任何工程项目的洽谈或投标记录，则其“承揽工程”的说法属于根本性虚构，而非简单的夸大。且其隐瞒“已负债累累、无偿还能力”这一重要事实，足以影响马某的借款决策，应认定为刑法上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二）艾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也是此类案件的共同难点。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和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了综合认定原则，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1. 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能力

艾某借款时已身负巨额债务，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无稳定收入来源，其实际履约能力极弱甚至完全没有。

2. 行为人有无真实的履约行为

艾某在获得借款后，从未主动联系马某商谈还款事宜，到期后直接失联，未有任何部分还款或展期协商的行为。

3. 行为人取得财物后的处置方式

这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指标。艾某将80万元借款用于偿还赌债和高额消费，而非用于其声称的“工程项目”。这种资金流向的异常性强烈指向其“不想还、没打算还”的主观心态。

4. 行为人事后的态度

艾某在借款到期后不主动沟通、不露面、不接电话，甚至在马某通过亲友寻找后仍避而不见，体现出逃避债务的明显意图。

5. 行为人不履行义务的原因

艾某并非因经营失败或客观原因导致无法还款，而是将资金挥霍殆尽，属于“有钱不还”或“根本没有打算还”的类型。

（三）“有借条”是否必然排除诈骗罪的成立？

这是本案中最具迷惑性的问题，也是辩方最有力的抗辩理由。

从法理上讲，借条只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并非“免罪金牌”。 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产生于取得财物之前，也可以产生于取得财物之时，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可产生于取得财物之后（转化型侵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说明了资金处置方式的重要性）。

关键区别在于： 借款型诈骗中的“借条”只是行为人实施诈骗的工具和手段，是骗取被害人信任的“道具”。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归还的打算，出具借条不过是为了让被害人放松警惕。而民事借贷中的“借条”则是对真实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行为人虽然可能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逾期不还，但其借款时的主观心态是“想借且打算还”。

就本案而言， 艾某出具借条的行为看似合法，但结合其在借款时的履约能力（负债累累）、借款后的资金流向（偿还赌债）、借款后的行为表现（失联逃匿）等全案证据，足以推定其在借款之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借条的存在，不仅不能否定诈骗罪的成立，反而成为了其实施诈骗的“道具”。

（四）司法推定的限度与刑事谦抑原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本案表面上可以认定艾某构成诈骗罪，但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必须保持审慎态度。在2026年的司法改革背景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法院进一步强化了证据裁判原则和刑事谦抑精神：

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不能因为行为人到期未还款、资金链断裂，就简单地推定其初始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大量民营企业面临融资困境，债务违约现象频发，刑法不宜过度介入经济纠纷领域。

必须坚持排除合理怀疑。 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如果行为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只是因为市场风险或经营不善导致无法还款，则不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应当严格限定推定的适用范围。 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应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四、结语：在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线

回到本案，艾某的行为在法律上应当被认定为诈骗罪。其在明知自己无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以虚构的工程名义骗取好友信任，获得资金后用于归还赌债及挥霍，事后逃跑失联，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借条的存在只是其实施欺骗的工具，而非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

然而，这一结论的得出需要依靠严谨的证据链条和周全的司法推理。对于广大法律工作者而言，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坚持以客观行为为基础、以资金流向为主线、以事后表现为佐证的综合认定方法，既不放过真正的诈骗犯罪，也不将正常的民事违约错误地纳入刑事追诉的轨道。唯有如此，才能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之间取得平衡，在2026年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实现刑法应有的公平与正义。

附：10组相关问答（QA）

Q1：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与民事借贷纠纷中的“赖账不还”有何本质区别？

A1：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产生的时间点和内容不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要求行为人在取得财物之时即已存在“不打算归还”的意图，其借款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骗局。而民事借贷纠纷中的“赖账不还”虽然客观上表现为到期不还，但行为人在借款时具有真实的借贷意愿和归还意图，只是因事后客观原因（如经营失败、失业等）导致无法归还。简言之，前者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还”，后者是“想还但还不起”。

Q2：行为人出具了借条，还能构成诈骗罪吗？

A2：当然可能。借条只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凭证，不能作为排除诈骗罪的“护身符”。在借款型诈骗中，借条往往是行为人为了骗取被害人信任而使用的“道具”。判断标准不在于是否写了借条，而在于综合全案证据能否认定行为人在借款之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仍然大量借款，取得资金后肆意挥霍或用于违法活动，随后逃匿，即使出具了借条，依然可以认定构成诈骗罪。

Q3：借款人将款项用于赌博，是否必然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A3：原则上可以认定，但并非绝对。行为人将借款用于赌博等违法活动，属于“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情形，通常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需要考虑特殊情况：如果行为人借款时有正当用途和还款计划，只是因嗜赌成性而临时将部分资金挪用于赌博，且行为人并未逃避还款义务，主动与出借人沟通，可能不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关键在于综合评估其主观恶性和资金用途的异常程度。

Q4：借款时虚构部分事实（如夸大收入）但实际用于正当经营后亏损，是否构成诈骗？

A4：这种情况通常不构成诈骗罪。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必须是对关键事实的根本性虚构，且该虚构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如果行为人只是夸大自身经济能力，但资金确实用于正当生产经营，只是因市场风险导致亏损而不能还款，应属于民事欺诈与债务违约的交叉范畴，不应升格为刑事诈骗。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经营型”借款应秉持刑事谦抑原则，不宜轻易入罪。

Q5：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能否通过事后行为推定？

A5：可以，但需要严格把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精神，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要件，司法实践中允许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推定。但推定必须遵循以下要求：一是以行为时的事实为基础，不能仅凭事后情节倒推；二是必须具备多个客观事实的综合支撑，不能仅凭单一情节认定；三是必须排除合理怀疑。例如，透支信用卡后改变联系方式逃匿，可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需要排除因工作调动等正当原因更换联系方式的可能。

Q6：亲友之间借钱不还，什么时候会从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诈骗？

A6：亲友之间借款不还并非当然构成诈骗。转化的关键节点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获取借款。具体而言，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无还款计划，仍以虚假理由（如虚构投资项目、虚构急事用钱等）向亲友借款，且资金用于其他非法或不合理用途，事后逃匿或不主动沟通还款，就可能转化为刑事诈骗。反之，如果借款时有正当理由和还款意愿，只是事后经济困难无法偿还，则不构成犯罪。

Q7：被害人的过错（如轻信他人、未核实情况）能否成为行为人的出罪理由？

A7：不能。被害人防范意识不强、过于轻信他人，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但一般不能成为否定诈骗罪成立的理由。诈骗罪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并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只要这一因果链条成立，诈骗罪即可构成。当然，如果被害人的“过错”达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如明知对方在行骗仍自愿交付财物），则可能因“被害人承诺”而不构成诈骗罪，但这种情形极为罕见。

Q8：单位实施诈骗行为，如何追究刑事责任？

A8：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单位实施诈骗行为，依照对自然人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意味着，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的刑罚。单位诈骗的立案追诉标准通常高于自然人犯罪。需要特别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情形，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

Q9：行为人被立案后积极退赃退赔，是否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A9：退赃退赔是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但不能必然免除刑事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对于积极退赃退赔且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对于犯罪情节轻微、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到位且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作相对不起诉处理。但对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或多次诈骗的，即便全部退赔，一般也难以完全免除刑事责任。

Q10：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办理诈骗罪案件与全国其他地区有何特别之处？

A10：在诈骗罪的实体认定上，新疆与全国适用同一刑法规范，并无本质区别。但在程序层面，结合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司法实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加大对涉农、涉牧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保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二是注重运用双语司法辅助人员确保少数民族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三是持续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诈骗案件中的适用，提升办案效率；四是在涉及跨境诈骗、电信诈骗等新型案件中，加强与周边省区和相关国家的司法协作。此外，新疆部分地区在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方面，结合边疆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了有益探索。

关联律师：李光敏，新疆嘉峰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9990228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