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新规下，安阳合同纠纷中“逾期付款违约金”调整的司法实践与应对策略

——以一起安阳制造企业买卖合同纠纷为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安阳某机械制造公司（下称“A公司”）与外地采购商B公司签订了一份《设备购销合同》，合同约定：B公司应在收货后30日内支付货款120万元，逾期付款的，每日按未付金额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后B公司收货后拖延支付货款达四个月之久，A公司起诉至安阳市某区人民法院，要求B公司支付货款本金及按合同约定的“日千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

开庭审理中，B公司辩称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低。双方围绕违约金的调整标准、举证责任分配、以及2026年《合同编司法解释》施行后安阳法院的裁判尺度展开激烈交锋。

这一个看似简单的案例，背后折射出合同纠纷实务中高频出现、争议极大的焦点问题——违约金调整的司法裁量规则。本文将以此为例，结合2026年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合同编解释》），对安阳地区合同纠纷中该争议焦点进行专业分析。

二、争议焦点分析

（一）违约金“过高”的认定标准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过去司法实践中长期沿用“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因素，以不超过实际损失30%为上限”的裁量思路。但2026年《合同编解释》对此进行了系统修正与细化规范：

违约金过高举证责任在两造之间的分配：守约方（A公司）主张违约金合理，需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范围，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违约方（B公司）主张违约金过高，亦应对“过高”的基本事实提供初步证据。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综合双方证据能力和举证距离，合理分配证明责任，避免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导致实质不公。
损失的计算范围：不仅包括直接损失（如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还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即如果B公司按时付款，A公司将资金用于正常经营所能获得的利润或资金周转价值。司法实践中，对于制造企业而言，资金被长期占用导致的融资成本、商机错失等，均可纳入损失考量。
以实际损失为基准的“上下浮动”弹性空间：《合同编解释》明确，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损失，应结合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履行情况、过错程度等综合判断；对故意违约的，违约金调整应更审慎，不能使违约方因违约获利。

（二）本案的司法裁判逻辑推演

以本案为例：A公司被拖欠货款120万元，时长达四个月。按LPR（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假设为3.45%）计算，四个月的资金占用损失约为1.38万元；加上A公司可能损失的商业机会及融资成本，实际损失可能在3万至5万元之间。

按合同约定的“日千分之三”计算，四个月违约金高达43.2万元，确实“过高”。但如果仅按LPR的1.3倍（即约1.79万元）调整，又无法体现对B公司恶意拖欠行为的惩罚性。2026年裁判趋势更趋向于在损失填补的基本功能与违约惩罚的合同约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法院极有可能在综合考量后，将违约金调整至实际损失的1.3倍至2倍区间，即约4万元至10万元之间。

（三）企业对违约金条款的正确设计与风险防控

站在A公司的立场，避免违约金条款被大幅调低的关键在于：

签约阶段即固定损失证据链：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金性质为“预估损失赔偿”，并在合同附件中列明资金成本、融资利率等参考依据；
履约阶段注意同步保留催款记录、融资成本凭证，以便在诉讼中完成对“损失范围”的举证；
起诉时合理主张违约金计算标准，避免过度畸高的表述削弱法官对守约方的信赖感。

三、结语

违约金不是“写在纸上吓唬人”的数字游戏，而是合同风控体系中最具技术含量的条款之一。2026年《合同编解释》施行后，安阳两级法院在合同纠纷中对违约金问题的审理已经进入“更精细、更公平、更侧重实质正义”的新阶段。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应当重新审视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用专业、规范的法律语言与证据意识，把纸面的约定变成可执行的保障。

张朝英

安阳2026新规下违约金调整的司法实践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