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某公司等与张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张明涛
主办律师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5)鲁10民终22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7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宝中道海滨商贸中心8号楼4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7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第五大道橄榄园98号楼2门802号。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强,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某,男,195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张圩村曲洼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吉,北京市佳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科技产业加速器C-2-4区-北面。
法定代表人:于军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涛,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某科技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长虹西路73号1幢1层E167(集群注册)。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吉,北京市佳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刘某、张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威海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4)鲁1003民初75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某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张某某分别于2023年6月13日、15日受让张某、刘某持有的某公司股权510,000元、200,000元,并于2024年12月13日在认缴期限内实缴出资1,000,000元,已履行完实缴出资义务。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判决张某、刘某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显适用法律有误。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是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本案在张某某实缴出资之后,便丧失适用该规定的基础。其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张某的行为实质上从未真正打算让资本留在公司,且整个过程由张某操控提供资金并抽回,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二审中补充如下意见:依据新公司法规定,在认缴出资制度下股东在认缴期限内前享期限内利益。股东是否实缴出资均不会构成抽逃资金,一审法院按办理刑事盗窃罪的司法理念审理本案,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某某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清晰完整地揭示了资金流向,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张某、刘某在转让股权后通过其控制的张某某账户进行所谓的“实缴出资”,该笔资金在极短时间内通过多个渠道大规模回流至张某个人账户,该行为本质是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而非真实的资本充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张某、刘某主张因股权受让方张某某后续“实缴出资”而免责,该观点完全忽视了其行为的主观恶意与违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原股东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转让股权应对此承担责任。本案中,张某、刘某在公司债务形成后、出资期限届满前将股权无偿转让给明显缺乏履行能力的低保户张某某,其目的就是恶意逃避未来的出资义务,恰恰印证了其“从未真正打算让资本留在公司”的主观状态,属于“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典型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判令原股东承担责任,于法有据。三、张某、刘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注册资本认缴制并非股东逃避债务的“护身符”。张某、刘某的系列操作包括无偿转让股权、操控资金循环,实质上是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偿债能力,进而侵害债权人某某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制裁。四、本案纠纷及股权转让均发生在2023年6月15日即新公司法施行之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张某、刘某补充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
张某某、某公司述称,同意张某、刘某上诉意见。某公司现任股东张某某实缴出资后按照公司经营需求进行合法经营,公司所有合法支出都有相应依据和完税凭证,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
张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某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张某某分别于2023年6月13日、15日受让张某、刘某持有的某公司股权510,000元、200,000元,并于2024年12月13日在认缴期限内实缴出资1,000,000元,已履行完实缴出资义务。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判决张某、刘某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显适用法律有误。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是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本案在张某某实缴出资之后,便丧失适用该规定的基础。综上,某某公司要求张某某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补充如下意见:张某某受让股权后实缴出资,按照公司经营要求支付工资或业务款项,相关支出均有清晰账目,不存在与前股东恶意串通抽逃资金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某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张某某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张某某作为股权受让人对原股东出资情况负有审查义务,其本人作为低保人员却仍然同意受让股权,并在诉讼期间开设新账户接收张某款项后转入公司账户,张某某的行为并非独立的投资行为而是整个资金回流操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本人对此过程是明知且配合的。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判令张某某承担连带责任,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二、张某某所称的“已实缴”与客观证据证明的资金快速抽逃的事实相矛盾。真实出资义务履行要求资金最终用于公司经营,而非立即通过关联交易、虚构债权债务等抽逃出资的非法途径将资金回流至提供资金方。张某某的行为不具备出资的真实性,故不能免除作为股权受让人应承担的法定连带责任。
张某、刘某、某公司述称,同意张某某上诉意见。
某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某在未出资510,000元范围内、刘某在未出资200,000元范围内对某公司欠付某某公司的货款577,500元、利息40,979元(该利息计算自2022年9月23日起至2024年9月26日止,此后的利息以577,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及案件受理费4,787元,共计623,266元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张某、刘某承担;3.后某某公司在诉讼过程中追加张某某为被告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张某某对上述第一项诉请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某某公司与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3日立案,于2022年12月15日作出(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判决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某某公司货款577,500元及利息(以577,5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117元,由某某公司负担330元,由某公司负担4,78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某某公司。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3)京03民终205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对生效判决的执行过程中,执行回案款2,261元并发还某某公司。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7日作出(2023)京0113执4427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某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成立之初股东为刘某认缴出资20万元、张某认缴出资51万元、张**俊认缴出资29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6月30日。后于2023年6月15日将股东变更为张某某。张某与张某某于2023年6月13日签订《转让协议》,张某同意将持有某公司51万元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张某某同意接收张某持有某公司51万元股权。刘某与张某某于2023年6月15日签订《转让协议》,刘某同意将持有某公司20万元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张某某同意接收刘某持有某公司20万元股权。某公司股东张某、刘某、张**俊于2023年6月15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如下:1.同意张某某成为公司新股东;2.同意张某将持有该公司51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张某退出股东会;3.同意张**俊将持有该公司29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张**俊退出股东会;4.同意刘某将持有该公司2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刘某退出股东会;5.同意刘某、张某、张**俊退出股东会;6.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现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张某某(持股比例100%),执行董事为张某某,经理为张**俊,监事为张某。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列明如下:
一、张某、刘某提交工商查询信息截图及某公司验资报告,拟证实某公司股东已在认缴期限内实缴出资。对此某某公司质证称,对工商查询信息截图的真实性有异议,当庭通过企查查软件查询显示其实缴资本并未到位,退一步讲即使张某某进行实缴,因相应的债务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张某、刘某也应承担责任。并且如真的实缴到位,则其完全可以偿还某某公司已经法院判决确认的债务。然而经法院执行,某某公司至今的债权仍未实现,足以说明被告主张的实缴并不真实存在。对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有异议,验资报告出具时间是2024年12月15日,该行为发生在某某公司已提起诉讼之后数月,并且该验资报告仅能体现在2024年12月13日账户的金额,该验资报告仅是应对本案诉讼,而在实践中不乏一些为逃避出资义务规避债务而临时找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垫资,出具验资报告后再抽逃相应出资的行为。因此,该验资报告并不能够说明相应股东已履行出资义务。
二、某公司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三页,拟证实某公司收到了股东张某某实缴出资100万元。张某、刘某、张某某对此证据没有异议。对此某某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仅能显示交易用途,并不能看出交易相对方及显示用途的真实性,并要求举证证明交易的真实性,举证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应的购买合同、运输单据、收货单据、财务凭证、账簿等。经一审法院审查,某公司提交的上述账户明细未体现交易相对方,某公司未补充提交。
三、某某公司提交固始县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截取的固始县2023年1月农村低保名单、2023年5月农村低保人员名单及名单一份,拟证实张某某在股权受让前系农村低保人员,没有收入和经济能力,张某、刘某在某公司对外负债的情况下,将股权无对价转让给张某某系以股权转让方式恶意逃避出资义务,其二人在本案中依法应当承担出资责任。对此张某、刘某质证称对上述情况不知情,并且与本案争议无关。某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否认股东张某某实缴出资的事实。经审查,某公司未提交100万元出资以后相应的支出是否真实存在的相应证据,包括购买合同、运输单据、收货单据、财务凭证、账簿等材料。
四、根据某某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某公司、张**俊、张某、尤井娟、张某某对应银行交易明细。对此某某公司称,对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一)通过银行交易明细的资金流向,可以看出最终资金系回流至张某名下,该行为属于典型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行为。具体如下:1.张某某名下尾号为2372的中国农业银行卡系于2024年12月13日开户,同日张某将100万元转给张某某,同日张某某将100万元以“投资款”名目转至某公司账户。张某某作为股权受让方,张某作为股权转让方向张某某转款,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且张某某作为低保户,无出资能力。2.某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收到该100万元后,于2024年12月14日向张某名下尾号为31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12,000元、30,000元、36,000元,于2024年12月16日转账32,000元,共计110,000元;于2024年12月14日向张**俊名下尾号为56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48,000元,于2024年12月15日转账40,000元,共计88,000元;于2024年12月14日向尤井娟名下尾号为2298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48,000元,于2024年12月15日转账40,000元,共计88,000元。3.通过尤井娟名下尾号为2298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资金流向可以看出,尤井娟收到48,000元后立即以“微信转账”的形式全额将款项转出,接收款项方未有记载;收到40,000元后立即以“支付宝转账”形式全额将款项转出,接受方未有记载。4.通过张**俊名下尾号为56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资金流向可以看出,2024年12月14日收到某公司转账48,000元外,还收到张**俊“微信零钱提出财付通”款项47,952.05元,同日张**俊向张某名下尾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96,000元;2024年12月15日收到某公司转账4,000元外,还收到张**俊“微信零钱提出财付通”款项39,960.04元,同日张**俊向张某名下尾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80,000元。由此可知,尤井娟收到的48,000元、40,000元均是通过支付宝、微信转给张**俊,张**俊提现到银行卡,扣除手续费后就是47,952.05元、39,960.04元,张**俊又将收到的尤井娟的款项和收到某公司的款项全部转给张某。综上,某公司账户内的100万元,通过尤井娟(88,000元)、张**俊(88,000元)、张某(110,000元)后,最终又回流至张某名下的款项金额共计286,000元。(二)通过某公司交易明细,某公司于2024年12月14日向天津弘燊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燊公司”)转账20万元,而张某名下尾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丁莉于2024年12月20日向张某转存50,000元、于2025年1月2日向张某转账147,000元。故,某公司向弘燊公司转账的20万元,通过弘燊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丁莉回流至张某名下总金额为197,000元;通过某公司交易明细,某公司于2024年12月15日向北京沃剧影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剧公司”)转账28万元,张某名下尾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显示于2024年12月27日收到迷你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迷你猫公司”)的转款70,000元。故,某公司向沃剧公司转账的28万元,回流至张某名下的金额为70,000元。综上,某公司向弘燊公司、沃剧公司的转账最终回流至张某名下的总金额为267,000元。以上资金回流情况可以形成完整的闭环,符合抽逃出资的特征,张某、刘某、张某某应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张某、刘某质证称,对调取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张某和张某某之间的资金往来是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争议无关联。张**俊、尤井娟、某公司的资金往来及与其他公司的资金往来等,是某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某某公司提供的公司工商信息也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某公司的股东是否实施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而张某、刘某已于2023年6月13日、15日将持有的某公司的股份510,000元、200,000元在认缴期限内全部转让给了张某某,张某、刘某现已不是某公司的股东。故,张某、刘某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对某公司的股东实施的任何行为均不承担法律责任。依据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而本案,张某、刘某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受让人张某某在受让后放弃期限权益,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足额缴纳出资,依法不承担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责任,张某、刘某更无需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另查,弘燊公司于2023年4月17日成立,股东(持股比例100%)及法定代表人为丁莉。沃剧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田永川。北京永盛视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盛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聂金蝉,股东为聂金蝉(持股比例100%),法定代表人原为田永川,于2024年2月20日变更为聂金蝉;监事原为张梅,于2024年12月27日变更为李晶晶。迷你猫公司于2009年1月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石俊华,股东为石俊华(持股比例99%)、李晶晶(持股比例为1%)。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公司法更有利于实现其立法目的,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本案纠纷涉及股权转让,案涉某公司股东变更发生于2023年6月15日,在现行公司法施行时间2024年7月1日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张某、刘某作为原股东,在明知某公司存在案涉债务亦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即将股权转让予张某某。而张某某作为低保户明显缺乏生活来源和经营能力,显然没有缴纳出资的能力。张某某明知出资瑕疵而受让股权,虽名义出资,但其明显没有出资能力亦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此种股权转让显然属于以股权转让方式恶意逃避出资义务情形,减弱了公司的偿债能力,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不符合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立法本意,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转让人依法应当承担出资责任。根据交易明细显示,张某某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账户,张某同日向张某某转账100万元,张某某同日向某公司转账100万元,随后某公司在四天内将该100万元以多种方式支出,其中部分款项又回流至张某账户。张某的上述行为实质上从未真正打算让资本留在公司,且整个过程由张某操控提供资金并抽回,足以产生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合理怀疑,在张某、刘某、张某某均未提交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综合证据认定张某、刘某作为原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某某公司作为公司债权人要求张某、刘某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某某作为股权受让人亦应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一、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510,000元范围内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北京某科技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200,000元范围内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北京某科技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张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张某某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张某、刘某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33元,由张某、刘某、张某某负担;公告费400元,由张某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某某、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记账凭证及出资100万元银行回单,拟证明张某某2024年12月13日出资100万元,已完成实缴出资义务。证据二、社保权益记录(单位职工缴费信息),拟证明张**俊、张某、尤井娟系某公司员工,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据三、发放工资银行回单,拟证明一审银行交易明细中某公司向张某、尤井娟、张**俊的转账系向三人支付工资。证据四、某公司与弘燊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完税凭证,拟证明某公司与弘燊公司有正常业务往来,某公司向弘燊公司转款20万元是支付合同款,并已经税务申报和完税。证据五、某公司与沃剧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完税凭证,拟证明某公司与沃剧公司有正常业务往来,某公司向沃剧公司转款28万元是支付合同款,并已经税务申报和完税。证据六、某公司发票四张,拟证明某公司在股权转让后一直合法经营、正常开票收支,没有抽逃资金的不法行为。经质证,某某公司发表如下意见:一、张某某提交的证据并不属于新形成的证据,该宗证据指向的相关问题在一审时某某公司及一审法庭也要求张某某、某公司提供相关证据,但其均拒绝向法庭提交,张某某二审提交相关证据的行为应给予训诫或罚款,该宗证据也不应被采信。某某公司对于该宗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二、证据一张某某向某公司转入100万元,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该100万元是张某当日转入张某某账户内,张某某作为低保人员并没有能力出资,从整个资金流转来看属于左手倒右手的行为,并非真实出资。三、证据二从社保权益记录并不能反推相应人员与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四、证据三中银行业务回单中虽注明工资,但通过一审法院调取的尤井娟、张**俊、张为烨名下银行账户收到款项后的资金走向来看,尤井娟、张**俊收到款项后经过张**俊又回转给张某。因此,这些转账并非是支付工资,某某公司要求张某某和某公司向法庭释明张某、尤井娟、张**俊每人每月工资的具体金额。五、证据四中合同签订日期与实际转款时间相差数月,且合同中载明的联系人为张某某,但手机号码实际系张某的,由此也可以证明该合同并非是真实的,只是张某某为应对本案诉讼所做的虚假合同。正如某某公司在一审时所主张的弘燊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丁莉的银行账户向张某转账197,000元,差额的3,000元是开票税费,该行为是虚构交易抽逃出资。如果某公司与弘燊公司存在真实交易,某公司应进一步提供相应转款的现场照片、媒体报道等证据。六、证据五合同也是张某某为应对本案诉讼而出具的虚假合同,如该合同系真实的,依据正常的商业思维则相应款项不可能又转回至张某名下。七、证据六发票的开具日期均在张某某100万元款项进入公司账户后,张某、刘某及张某某的股权转让行为实际上就是为了规避某某公司的执行,张某在某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开庭前几日才将100万元汇入某公司,开具的发票均系为应对本案诉讼逃避股东出资责任。如果某公司一直在合法经营,应进一步提供在张某某100万元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前多年或数月的记账凭证、纳税收入证明。该宗票据中包含购买物品,某公司需进一步提供买卖合同、物流单据、仓储情况及物品出售情况,否则无法说明交易的真实性。张某、刘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张某某、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在裁判说理部分结合某某公司的质证意见及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二审中,张某某、某公司陈述,张某、刘某、尤井娟在某公司都任经理职务,工资标准2023年每人每月3,000元、2024年每人每月4,000元。张某另陈述,张**俊是张某的侄子,尤井娟是张**俊妻子。张**俊和张某二人还共同作为股东经营其他公司,一审调取的银行交易流水中显示的张**俊、张某、尤井娟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张**俊、张某二人共同经营的其他公司的相关款项通过个人账户进行流转,弘燊公司、沃剧公司收到某公司转款后转给张某的部分款项应该是张某、张**俊共同经营的其他公司与该两公司的业务往来款。
二审查明,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张某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23年2月14日某公司向张某支付工资5,000元、3月14日支付工资10,000元、3月18日支付工资10,000元、4月30日支付工资20,000元、5月1日支付工资10,000元。二审中张某某、某公司提交的证据三银行回单显示:2024年12月14日某公司向张某转账三笔,分别为36,000元(备注“2023年全年工资”)、12,000元(备注“工资”)、30,000元(备注“还款”),12月16日向张某转账32,000元(备注“2024年1-8月工资”)。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某某100万元出资是否实缴到位,张某、刘某、张某某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评判分析如下:
首先,股东出资认缴制下,股东享有期限利益,为平衡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保护,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原则上由受让人承担出资责任,转让人只有在恶意逃避出资义务的情形下才承担出资责任。股东不得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在股东知道公司对外负债且无力清偿的情况下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其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转让股东应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某某公司与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于2023年4月28日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某公司向某某公司支付货款57万余元,经法院强制执行因某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于2023年8月17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此情况下,张某、刘某于2023年6月15日将股权转让给71岁高龄的张某某,在案证据显示张某某系农村低保人员,且二人陈述未收到股权转让款。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张某、刘某转让股权具有逃避债务的恶意,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其出资期限利益不应再受到法律保护,张某、刘某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次,某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一审法院于2024年12月6日立案,张某某名下尾号237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24年12月13日开户,当日张某向张某某账户转账100万元,同日张某某即以投资款名义将100万元款项转至某公司账户。从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某公司、张某、张**俊、尤井娟、张某某等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看,某公司收到该笔100万元款项后分别于次日即2024年12月14日、12月15日、12月16日分多笔向张某、张**俊、尤井娟、弘燊公司、沃剧公司转账,其中部分款项又回转至张某账户。二审中,张某某、某公司提交相关证据主张上述转账系向张某、张**俊、尤井娟发放工资或支付客户合同款。本院认为,结合本案立案时间、张某某账户开户时间、某公司收到张某某转账100万元款项后短时间内即将款项通过多种方式转出、某公司2023年已向张某支付多笔工资的情况下于2024年12月14日又转账支付2023年全年工资以及张某、张**俊、尤井娟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事实,足以认定上述100万元款项并未真正作为出资款缴纳至某公司名下,亦未真正作为公司财产用于公司经营、增加公司的偿债能力,张某为应对本案诉讼、逃避出资义务通过操控资金流转进行虚假出资具有高度可能性,张某某、某公司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难以认定亦无法排除上述虚假出资的合理怀疑。故张某、刘某、张某某主张张某某受让股权后已实缴出资,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张某、刘某、张某某对某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承担相应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张某、刘某、张某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66元,由上诉人张某、刘某负担10,033元、上诉人张某某负担10,0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唐玉沙
审判员刘艳
审判员李亚男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刘亚萍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鲁10民终22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男,197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宝中道海滨商贸中心8号楼4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7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第五大道橄榄园98号楼2门802号。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强,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乙,男,195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张圩村曲洼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吉,北京市佳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科技产业加速器C-2-4区-北面。
法定代表人:于军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涛,山东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长虹西路73号1幢1层E167(集群注册)。
法定代表人:张某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吉,北京市佳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甲、刘某、张某乙因与被上诉人威海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4)鲁1003民初75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甲、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某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张某乙分别于2023年6月13日、15日受让张某甲、刘某持有的某公司股权510,000元、200,000元,并于2024年12月13日在认缴期限内实缴出资1,000,000元,已履行完实缴出资义务。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判决张某甲、刘某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显适用法律有误。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是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本案在张某乙实缴出资之后,便丧失适用该规定的基础。其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张某甲的行为实质上从未真正打算让资本留在公司,且整个过程由张某甲操控提供资金并抽回,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二审中补充如下意见:依据新公司法规定,在认缴出资制度下股东在认缴期限内前享期限内利益。股东是否实缴出资均不会构成抽逃资金,一审法院按办理刑事盗窃罪的司法理念审理本案,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某某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清晰完整地揭示了资金流向,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张某甲、刘某在转让股权后通过其控制的张某乙账户进行所谓的“实缴出资”,该笔资金在极短时间内通过多个渠道大规模回流至张某甲个人账户,该行为本质是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而非真实的资本充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张某甲、刘某主张因股权受让方张某乙后续“实缴出资”而免责,该观点完全忽视了其行为的主观恶意与违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原股东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转让股权应对此承担责任。本案中,张某甲、刘某在公司债务形成后、出资期限届满前将股权无偿转让给明显缺乏履行能力的低保户张某乙,其目的就是恶意逃避未来的出资义务,恰恰印证了其“从未真正打算让资本留在公司”的主观状态,属于“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典型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判令原股东承担责任,于法有据。三、张某甲、刘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注册资本认缴制并非股东逃避债务的“护身符”。张某甲、刘某的系列操作包括无偿转让股权、操控资金循环,实质上是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偿债能力,进而侵害债权人某某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制裁。四、本案纠纷及股权转让均发生在2023年6月15日即新公司法施行之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张某甲、刘某补充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
张某乙、某公司述称,同意张某甲、刘某上诉意见。某公司现任股东张某乙实缴出资后按照公司经营需求进行合法经营,公司所有合法支出都有相应依据和完税凭证,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
张某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某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张某乙分别于2023年6月13日、15日受让张某甲、刘某持有的某公司股权510,000元、200,000元,并于2024年12月13日在认缴期限内实缴出资1,000,000元,已履行完实缴出资义务。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判决张某甲、刘某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显适用法律有误。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是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本案在张某乙实缴出资之后,便丧失适用该规定的基础。综上,某某公司要求张某乙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补充如下意见:张某乙受让股权后实缴出资,按照公司经营要求支付工资或业务款项,相关支出均有清晰账目,不存在与前股东恶意串通抽逃资金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某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张某乙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张某乙作为股权受让人对原股东出资情况负有审查义务,其本人作为低保人员却仍然同意受让股权,并在诉讼期间开设新账户接收张某甲款项后转入公司账户,张某乙的行为并非独立的投资行为而是整个资金回流操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本人对此过程是明知且配合的。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判令张某乙承担连带责任,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二、张某乙所称的“已实缴”与客观证据证明的资金快速抽逃的事实相矛盾。真实出资义务履行要求资金最终用于公司经营,而非立即通过关联交易、虚构债权债务等抽逃出资的非法途径将资金回流至提供资金方。张某乙的行为不具备出资的真实性,故不能免除作为股权受让人应承担的法定连带责任。
张某甲、刘某、某公司述称,同意张某乙上诉意见。
某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某甲在未出资510,000元范围内、刘某在未出资200,000元范围内对某公司欠付某某公司的货款577,500元、利息40,979元(该利息计算自2022年9月23日起至2024年9月26日止,此后的利息以577,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及案件受理费4,787元,共计623,266元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张某甲、刘某承担;3.后某某公司在诉讼过程中追加张某乙为被告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张某乙对上述第一项诉请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某某公司与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3日立案,于2022年12月15日作出(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判决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某某公司货款577,500元及利息(以577,5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117元,由某某公司负担330元,由某公司负担4,78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某某公司。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3)京03民终205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对生效判决的执行过程中,执行回案款2,261元并发还某某公司。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7日作出(2023)京0113执4427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某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成立之初股东为刘某认缴出资20万元、张某甲认缴出资51万元、张某认缴出资29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6月30日。后于2023年6月15日将股东变更为张某乙。张某甲与张某乙于2023年6月13日签订《转让协议》,张某甲同意将持有某公司51万元股权转让给张某乙;张某乙同意接收张某甲持有某公司51万元股权。刘某与张某乙于2023年6月15日签订《转让协议》,刘某同意将持有某公司20万元股权转让给张某乙;张某乙同意接收刘某持有某公司20万元股权。某公司股东张某甲、刘某、张某于2023年6月15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如下:1.同意张某乙成为公司新股东;2.同意张某甲将持有该公司51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某乙,张某甲退出股东会;3.同意张某将持有该公司29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某乙,张某退出股东会;4.同意刘某将持有该公司2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某乙,刘某退出股东会;5.同意刘某、张某甲、张某退出股东会;6.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现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张某乙(持股比例100%),执行董事为张某乙,经理为张某,监事为张某甲。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列明如下:
一、张某甲、刘某提交工商查询信息截图及某公司验资报告,拟证实某公司股东已在认缴期限内实缴出资。对此某某公司质证称,对工商查询信息截图的真实性有异议,当庭通过企查查软件查询显示其实缴资本并未到位,退一步讲即使张某乙进行实缴,因相应的债务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张某甲、刘某也应承担责任。并且如真的实缴到位,则其完全可以偿还某某公司已经法院判决确认的债务。然而经法院执行,某某公司至今的债权仍未实现,足以说明被告主张的实缴并不真实存在。对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有异议,验资报告出具时间是2024年12月15日,该行为发生在某某公司已提起诉讼之后数月,并且该验资报告仅能体现在2024年12月13日账户的金额,该验资报告仅是应对本案诉讼,而在实践中不乏一些为逃避出资义务规避债务而临时找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垫资,出具验资报告后再抽逃相应出资的行为。因此,该验资报告并不能够说明相应股东已履行出资义务。
二、某公司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三页,拟证实某公司收到了股东张某乙实缴出资100万元。张某甲、刘某、张某乙对此证据没有异议。对此某某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仅能显示交易用途,并不能看出交易相对方及显示用途的真实性,并要求举证证明交易的真实性,举证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应的购买合同、运输单据、收货单据、财务凭证、账簿等。经一审法院审查,某公司提交的上述账户明细未体现交易相对方,某公司未补充提交。
三、某某公司提交固始县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截取的固始县2023年1月农村低保名单、2023年5月农村低保人员名单及名单一份,拟证实张某乙在股权受让前系农村低保人员,没有收入和经济能力,张某甲、刘某在某公司对外负债的情况下,将股权无对价转让给张某乙系以股权转让方式恶意逃避出资义务,其二人在本案中依法应当承担出资责任。对此张某甲、刘某质证称对上述情况不知情,并且与本案争议无关。某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否认股东张某乙实缴出资的事实。经审查,某公司未提交100万元出资以后相应的支出是否真实存在的相应证据,包括购买合同、运输单据、收货单据、财务凭证、账簿等材料。
四、根据某某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某公司、张某、张某甲、尤某、张某乙对应银行交易明细。对此某某公司称,对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一)通过银行交易明细的资金流向,可以看出最终资金系回流至张某甲名下,该行为属于典型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行为。具体如下:1.张某乙名下尾号为2372的中国农业银行卡系于2024年12月13日开户,同日张某甲将100万元转给张某乙,同日张某乙将100万元以“投资款”名目转至某公司账户。张某乙作为股权受让方,张某甲作为股权转让方向张某乙转款,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且张某乙作为低保户,无出资能力。2.某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收到该100万元后,于2024年12月14日向张某甲名下尾号为31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12,000元、30,000元、36,000元,于2024年12月16日转账32,000元,共计110,000元;于2024年12月14日向张某名下尾号为56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48,000元,于2024年12月15日转账40,000元,共计88,000元;于2024年12月14日向尤某名下尾号为2298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48,000元,于2024年12月15日转账40,000元,共计88,000元。3.通过尤某名下尾号为2298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资金流向可以看出,尤某收到48,000元后立即以“微信转账”的形式全额将款项转出,接收款项方未有记载;收到40,000元后立即以“支付宝转账”形式全额将款项转出,接受方未有记载。4.通过张某名下尾号为56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资金流向可以看出,2024年12月14日收到某公司转账48,000元外,还收到张某“微信零钱提出财付通”款项47,952.05元,同日张某向张某甲名下尾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96,000元;2024年12月15日收到某公司转账4,000元外,还收到张某“微信零钱提出财付通”款项39,960.04元,同日张某向张某甲名下尾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80,000元。由此可知,尤某收到的48,000元、40,000元均是通过支付宝、微信转给张某,张某提现到银行卡,扣除手续费后就是47,952.05元、39,960.04元,张某又将收到的尤某的款项和收到某公司的款项全部转给张某甲。综上,某公司账户内的100万元,通过尤某(88,000元)、张某(88,000元)、张某甲(110,000元)后,最终又回流至张某甲名下的款项金额共计286,000元。(二)通过某公司交易明细,某公司于2024年12月14日向天津弘燊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燊公司”)转账20万元,而张某甲名下尾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丁莉于2024年12月20日向张某甲转存50,000元、于2025年1月2日向张某甲转账147,000元。故,某公司向弘燊公司转账的20万元,通过弘燊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丁莉回流至张某甲名下总金额为197,000元;通过某公司交易明细,某公司于2024年12月15日向北京沃剧影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剧公司”)转账28万元,张某甲名下尾号为1275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显示于2024年12月27日收到迷你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迷你猫公司”)的转款70,000元。故,某公司向沃剧公司转账的28万元,回流至张某甲名下的金额为70,000元。综上,某公司向弘燊公司、沃剧公司的转账最终回流至张某甲名下的总金额为267,000元。以上资金回流情况可以形成完整的闭环,符合抽逃出资的特征,张某甲、刘某、张某乙应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张某甲、刘某质证称,对调取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张某甲和张某乙之间的资金往来是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争议无关联。张某、尤某、某公司的资金往来及与其他公司的资金往来等,是某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某某公司提供的公司工商信息也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某公司的股东是否实施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而张某甲、刘某已于2023年6月13日、15日将持有的某公司的股份510,000元、200,000元在认缴期限内全部转让给了张某乙,张某甲、刘某现已不是某公司的股东。故,张某甲、刘某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对某公司的股东实施的任何行为均不承担法律责任。依据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而本案,张某甲、刘某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受让人张某乙在受让后放弃期限权益,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足额缴纳出资,依法不承担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责任,张某甲、刘某更无需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另查,弘燊公司于2023年4月17日成立,股东(持股比例100%)及法定代表人为丁莉。沃剧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田永川。北京永盛视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盛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聂金蝉,股东为聂金蝉(持股比例100%),法定代表人原为田永川,于2024年2月20日变更为聂金蝉;监事原为张梅,于2024年12月27日变更为李晶晶。迷你猫公司于2009年1月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石俊华,股东为石俊华(持股比例99%)、李晶晶(持股比例为1%)。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公司法更有利于实现其立法目的,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本案纠纷涉及股权转让,案涉某公司股东变更发生于2023年6月15日,在现行公司法施行时间2024年7月1日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张某甲、刘某作为原股东,在明知某公司存在案涉债务亦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即将股权转让予张某乙。而张某乙作为低保户明显缺乏生活来源和经营能力,显然没有缴纳出资的能力。张某乙明知出资瑕疵而受让股权,虽名义出资,但其明显没有出资能力亦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此种股权转让显然属于以股权转让方式恶意逃避出资义务情形,减弱了公司的偿债能力,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不符合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立法本意,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转让人依法应当承担出资责任。根据交易明细显示,张某乙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账户,张某甲同日向张某乙转账100万元,张某乙同日向某公司转账100万元,随后某公司在四天内将该100万元以多种方式支出,其中部分款项又回流至张某甲账户。张某甲的上述行为实质上从未真正打算让资本留在公司,且整个过程由张某甲操控提供资金并抽回,足以产生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合理怀疑,在张某甲、刘某、张某乙均未提交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综合证据认定张某甲、刘某作为原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某某公司作为公司债权人要求张某甲、刘某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某乙作为股权受让人亦应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一、张某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510,000元范围内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北京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200,000元范围内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3民初16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北京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张某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张某乙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张某甲、刘某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33元,由张某甲、刘某、张某乙负担;公告费400元,由张某乙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某乙、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记账凭证及出资100万元银行回单,拟证明张某乙2024年12月13日出资100万元,已完成实缴出资义务。证据二、社保权益记录(单位职工缴费信息),拟证明张某、张某甲、尤某系某公司员工,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据三、发放工资银行回单,拟证明一审银行交易明细中某公司向张某甲、尤某、张某的转账系向三人支付工资。证据四、某公司与弘燊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完税凭证,拟证明某公司与弘燊公司有正常业务往来,某公司向弘燊公司转款20万元是支付合同款,并已经税务申报和完税。证据五、某公司与沃剧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完税凭证,拟证明某公司与沃剧公司有正常业务往来,某公司向沃剧公司转款28万元是支付合同款,并已经税务申报和完税。证据六、某公司发票四张,拟证明某公司在股权转让后一直合法经营、正常开票收支,没有抽逃资金的不法行为。经质证,某某公司发表如下意见:一、张某乙提交的证据并不属于新形成的证据,该宗证据指向的相关问题在一审时某某公司及一审法庭也要求张某乙、某公司提供相关证据,但其均拒绝向法庭提交,张某乙二审提交相关证据的行为应给予训诫或罚款,该宗证据也不应被采信。某某公司对于该宗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二、证据一张某乙向某公司转入100万元,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该100万元是张某甲当日转入张某乙账户内,张某乙作为低保人员并没有能力出资,从整个资金流转来看属于左手倒右手的行为,并非真实出资。三、证据二从社保权益记录并不能反推相应人员与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四、证据三中银行业务回单中虽注明工资,但通过一审法院调取的尤某、张某、张为烨名下银行账户收到款项后的资金走向来看,尤某、张某收到款项后经过张某又回转给张某甲。因此,这些转账并非是支付工资,某某公司要求张某乙和某公司向法庭释明张某甲、尤某、张某每人每月工资的具体金额。五、证据四中合同签订日期与实际转款时间相差数月,且合同中载明的联系人为张某乙,但手机号码实际系张某甲的,由此也可以证明该合同并非是真实的,只是张某乙为应对本案诉讼所做的虚假合同。正如某某公司在一审时所主张的弘燊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丁莉的银行账户向张某甲转账197,000元,差额的3,000元是开票税费,该行为是虚构交易抽逃出资。如果某公司与弘燊公司存在真实交易,某公司应进一步提供相应转款的现场照片、媒体报道等证据。六、证据五合同也是张某乙为应对本案诉讼而出具的虚假合同,如该合同系真实的,依据正常的商业思维则相应款项不可能又转回至张某甲名下。七、证据六发票的开具日期均在张某乙100万元款项进入公司账户后,张某甲、刘某及张某乙的股权转让行为实际上就是为了规避某某公司的执行,张某甲在某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开庭前几日才将100万元汇入某公司,开具的发票均系为应对本案诉讼逃避股东出资责任。如果某公司一直在合法经营,应进一步提供在张某乙100万元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前多年或数月的记账凭证、纳税收入证明。该宗票据中包含购买物品,某公司需进一步提供买卖合同、物流单据、仓储情况及物品出售情况,否则无法说明交易的真实性。张某甲、刘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张某乙、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在裁判说理部分结合某某公司的质证意见及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二审中,张某乙、某公司陈述,张某甲、刘某、尤某在某公司都任经理职务,工资标准2023年每人每月3,000元、2024年每人每月4,000元。张某甲另陈述,张某是张某甲的侄子,尤某是张某妻子。张某和张某甲二人还共同作为股东经营其他公司,一审调取的银行交易流水中显示的张某、张某甲、尤某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张某、张某甲二人共同经营的其他公司的相关款项通过个人账户进行流转,弘燊公司、沃剧公司收到某公司转款后转给张某甲的部分款项应该是张某甲、张某共同经营的其他公司与该两公司的业务往来款。
二审查明,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张某甲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23年2月14日某公司向张某甲支付工资5,000元、3月14日支付工资10,000元、3月18日支付工资10,000元、4月30日支付工资20,000元、5月1日支付工资10,000元。二审中张某乙、某公司提交的证据三银行回单显示:2024年12月14日某公司向张某甲转账三笔,分别为36,000元(备注“2023年全年工资”)、12,000元(备注“工资”)、30,000元(备注“还款”),12月16日向张某甲转账32,000元(备注“2024年1-8月工资”)。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某乙100万元出资是否实缴到位,张某甲、刘某、张某乙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评判分析如下:
首先,股东出资认缴制下,股东享有期限利益,为平衡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保护,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原则上由受让人承担出资责任,转让人只有在恶意逃避出资义务的情形下才承担出资责任。股东不得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在股东知道公司对外负债且无力清偿的情况下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其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转让股东应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某某公司与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于2023年4月28日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某公司向某某公司支付货款57万余元,经法院强制执行因某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于2023年8月17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此情况下,张某甲、刘某于2023年6月15日将股权转让给71岁高龄的张某乙,在案证据显示张某乙系农村低保人员,且二人陈述未收到股权转让款。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张某甲、刘某转让股权具有逃避债务的恶意,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其出资期限利益不应再受到法律保护,张某甲、刘某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次,某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一审法院于2024年12月6日立案,张某乙名下尾号237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于2024年12月13日开户,当日张某甲向张某乙账户转账100万元,同日张某乙即以投资款名义将100万元款项转至某公司账户。从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某公司、张某甲、张某、尤某、张某乙等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看,某公司收到该笔100万元款项后分别于次日即2024年12月14日、12月15日、12月16日分多笔向张某甲、张某、尤某、弘燊公司、沃剧公司转账,其中部分款项又回转至张某甲账户。二审中,张某乙、某公司提交相关证据主张上述转账系向张某甲、张某、尤某发放工资或支付客户合同款。本院认为,结合本案立案时间、张某乙账户开户时间、某公司收到张某乙转账100万元款项后短时间内即将款项通过多种方式转出、某公司2023年已向张某甲支付多笔工资的情况下于2024年12月14日又转账支付2023年全年工资以及张某甲、张某、尤某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事实,足以认定上述100万元款项并未真正作为出资款缴纳至某公司名下,亦未真正作为公司财产用于公司经营、增加公司的偿债能力,张某甲为应对本案诉讼、逃避出资义务通过操控资金流转进行虚假出资具有高度可能性,张某乙、某公司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难以认定亦无法排除上述虚假出资的合理怀疑。故张某甲、刘某、张某乙主张张某乙受让股权后已实缴出资,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张某甲、刘某、张某乙对某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承担相应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张某甲、刘某、张某乙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66元,由上诉人张某甲、刘某负担10,033元、上诉人张某乙负担10,0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唐玉沙
审判员刘艳
审判员李亚男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