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某洲;黄某亮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尚华磊
主办律师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5)鲁15民终50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某亮,男,1966年10月21日,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南王村83号,现住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瀛洲新村16栋1门301号,公民身份号码:4101071966********。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川,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迎辉,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某洲,男,198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清市烟店镇刘烟店村482号,公民身份号码:3725021983********。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华磊,山东君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亮因与被上诉人杨某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25)鲁1581民初2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亮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25)鲁1581民初209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某洲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黄某亮的全部反诉请求,即“被上诉人杨某洲向上诉人黄某亮退还多支付的货款共计166767及利息(利息以16676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5年6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或者裁定将全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被上诉人杨某洲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双方实际产生交易金额的认定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举证责任严重分配错误。
首先,举证责任法定,而非法官任意分配。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谁主张,谁举证),也即:举证责任分配法定,任何人不得随意创设。该条暗含客观证明责任,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败诉风险的法律机制。其次,买卖合同系双务合同,出卖人应当证明自己履行了对货物的交付义务,并对交易中存在的货款种类、数量、单价、总价等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本案,被上诉人作为出卖方,应对“39万元系双方交易的欠款净额”这一核心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显示,累计数额仅263233元,与其主张的39万元存在13万余元的差额,且其主张的所谓“39万元”仅为发货金额,而非欠款净额。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反复强调不认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39万元的货物,那么除非上诉人自认,并且该自认是明确的,否则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差额13万元”的发货依据。第三,上诉人没有认可截止至2016年元月29日拖欠被上诉人合计39万元货款。发货单数字产生的背景是,在2016年元月29日,被上诉人前往洛阳找上诉人,该39万元系上诉人已经提前写好的内容,因正值饭点,上诉人称先去吃饭吧,但上诉人对该金额没有予以认可,书写“代我财在合对”,并签名写日期。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强调称“应该也写明已经支付了多少钱”,所以被上诉人才在第一页的背面书写自2015年4月5日至2015年8月29日合计支付20万元。该事实通过被上诉人出示的四页发货单前后连贯,付款金额单独记载在第一页的背面,也可证实该事实。因该发货单一直在被上诉人处,此后双方未再核对交易明细,上诉人随后又陆续付款23万元,相隔长达九年,被上诉人未找上诉人讨要货款。直至起诉后,上诉人重新看到被上诉人出示的发货单才发现,2015年3月3日至2016年元月23日对账时,双方实际产生交易数额仅263233元。被上诉人既然辩称“2015年4月5日至2015年8月29日合计支付20万元”系支付之前货款,其一,为何要在本案中出示该支付款项20万元的证据?其二,该支付款项20万元的为何要记载在本次发货单背面?其三,支付该20万元款项时间为何与本次发货单时间周期吻合?其四,被上诉人出示的发货单发货时间累计将近一年,期间上诉人不及时支付货款,被上诉人为何没有停止发货。第四,被上诉人主张向上诉人应当支付货款,那么其应当对货款产生的具体明细产生相应的举证责任,其中包括:(1)“该39万元的货款是如何产生的”承担举证责任;(2)“对账本第一页背面记载的20万元系支付2015年3月3日之前货款”承担举证责任,(3)同时这也导致了“自双方产生交易至2015年3月3日之前产生了多少交易往来”承担举证责任;(4)2016年元月23日之后双方产生了多少交易往来产生举证责任。但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截取了一段时间(自2015年3月3日至2016年元月23日)的账册,通过在诉讼中全力混淆视听,导致本案处于真伪不明的境况,一审法院在未全盘考量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居然认定双方产生了39万元的交易,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五,一审法院错误地将举证责任转移给上诉人。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能证明“财务核对后金额应为26万”为由,判决上诉人败诉,此逻辑存在两点谬误:其一,上诉人主张的“26万”系抗辩,是针对被上诉人主张的“39万”仅有26万发货明细之上,所提出的否认和反驳。在被上诉人未能完成其初步举证责任、其证据本身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并未发生转移。上诉人仅需指出被上诉人证据的不足与矛盾,其主张便不应得到支持。若被上诉人仍旧主张欠付39万元,应当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而不是由上诉人对一个被上诉人未举证的13万元承担否定性举证责任。其二,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对一个否定性事实(证明13万货物未发生)进行举证,实属举证责任分配的颠倒。
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客观性证据与被上诉人提交的主观性证据的证明力,混淆已付款项与被上诉人单方记账的逻辑关系,错误导致上诉人在多付款项的情况下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当双方当事人就同一事实提交相反证据,均无法完全否定对方时,法院应结合案情判断哪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并采信证明力更大的一方,即客观证据的证明力应同当大于主观证据。若证据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事实真伪不明时,则按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裁判(由负有举证责任方承担不利后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其次,一审法院对发货单的性质认定错误。双方存在无书面合同、无定期结算、交易管理粗放的现象。2016年元月29日的核对,其背景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确定发货数量,双方目的在于确定发货类数量,首要任务是确认一段时期内货物交易的总金额,而非直接确定最终的欠款净额。按照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在仅有四页纸且载明总供货仅有263233元的情况下,如何得出了39万余元的总计金额,不免让人产生巨大疑惑。上诉人在于当目书写“总计叁拾玖万元”并签字,系在上诉人已经书面写明393233元的基础上,在对该数额表示异议情况下书写的内容,该行为绝非对扣除所有已付款项后“欠款净额”的最终确认。实际上,在本案中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未认可双方截止至2016年元月29日双方产生了39万元的净额货款。第三,在本案关键证据即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账本存在巨大歧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片面归责于上诉人,随意认定上诉人提交的客观性证据(转账凭证等),对上诉人主张的内容予以否定性评价,由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相反,被上诉人提交的账本存在明显争议和瑕疵,但是一审法院未综合考虑双方的全部交易事实,以及综合评价上诉人的全部付款内容,而采纳被上诉人的部分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条第三款规定,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本案中,一审针对双方举证认定证据标准不一致,将分明应当由被上诉人继续举证的事实降低认定标准,采取自由心证方式进行推导,偏袒之意过于明显,有失公允。
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已付款项的事实认定错误,实际上诉人已经支付的款项远超被上诉人供货的货款。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账本的期间系2015年3月3日至2016年元月29日,其中账本已经认可的付款20万元分别为:1.2015年4月5日付10万承兑找回5万;2.2015年7月15日付5万;3.2015年7月30日付5万;4.2015年8月29日付5万。以上合计20万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记账单中已付款项系2016年元月23日后被上诉人方添加的,该笔痕与写作习惯与供货的内容明显不一致。同时,该付款全部发生在2015年3月3日至2016年元月23日之间,同时双方的交易模式系不定期付款,可以认定该20万明显是支付该记账单的内容,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扣减该20万元后仍剩余39万元”。其次,2016年元月之后,双方很少产生交易往来,2016年5月20日支付的20万元和2017年1月25日支付的3万元均系支付的2016年元月23日对账期间的款项。同时,上诉人对已经支付的20万元存在记忆偏差,在双方通话时忘记该事实,而调取流水后才发现上诉人存在多付的事实。第三,一审法院仅凭一份语焉不详的电话录音(内容为“不到20万”)便采纳被上诉人观点,该录音中被上诉人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引导性,而忽视全案的客观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其一,上诉人已年届59岁,记忆力存在下降是客观存在的;其二,时隔九年突然接到电话没有思想准备,思路难免被有备而来的被上诉人带拐;第三,收到起诉状后才重新看到九年前发货单。其不确定回复不能构成明确的自认。第四,综合全案证据情况,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款金额达43万余元,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仅证明其供货263233元,其中差额巨大,被上诉人针对差额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进—步证明其主张,因此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四、一审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点日期认定也存在逻辑错误。一审如果认定发货单具有结算性质,那么被上诉人在2016年即已知结算权利待主张,该结算日期即为诉讼时效结算起点;如果发货单不具有结算性质,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自认的“2015年4月5日至2015年8月29日合计支付20万元”系支付之前欠款,就存在明显偏差,因为一审认定的基础依据仅凭被上诉人的一句辩称,而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若依一审认定逻辑,上诉人当庭举证的2016年5月20日支付的20万元和2017年1月25日支付的3万元,被上诉人也称系支付之前款项,一审法院是否也能一并否定被上诉人的主张?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采取完全不同的举证责任标准,明显有失偏颇。
五、一审法院未能公正处理反诉请求。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远超被上诉人实际供货金额,但一审法院却支持了被上诉人的部分本诉请求而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明显与事实相悖。综上,一审判决未能全面、客观地审查证据,忽视了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据存在的重大瑕疵与内在矛盾,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导致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这份判决不仅未能公平地定分止争,反而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因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纠正一审法院错误,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杨某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黄某亮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被答辩人黄某亮否认欠付货款的事实,并请求答辩人杨某洲还应向其退还多支付的货款,其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杨某洲和黄某亮自2009年以来开始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起初由黄某亮购买杨某洲的轴承座,后自2014年左右,黄某亮开始购买杨某洲的各种型号轴承,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交易习惯系由杨某洲按照黄某亮所要求的型号和数量发货给黄某亮,滚动结账付款,由杨某洲单方记账,不定期对账,2016年1月29日,杨某洲因黄某亮拖欠货款问题到洛阳与黄某亮对账,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已进行认定。在杨某洲与黄某亮的记账本第四页,由杨某洲明确记载“以上共计394301元”,黄某亮在该页先后书写“截至2016年元月29日总计叁拾玖万元黄某亮2016.1.29”及“〈我方财在合对〉黄某亮2016.1.29”进行了确认。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货款金额的认定应以双方合意或有效对账凭证为基础。该记账本系双方交易的重要凭证,在证据形式上属于书证范畴。黄某亮在记账本上的签字确认行为,是认定欠款金额的关键依据。故该对账凭证应认定为双方对截至2016年1月29日欠款金额的合意,即欠款总额为39万元。
关于已付款金额,一审判决书第8页亦明确表述:“被告(即黄某亮)主张累计付款43万元,但根据原告(即杨某洲)记账本背面记载的内容可认定该账页所记载的还款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系在双方对账之前,按照常理和交易习惯,均应计入2016年1月29日对账时的已扣付款范围内,而不应再重复抵扣对账后的欠款。对于2016年5月25日转账20万元,原告自认系对账后偿还欠款,本院予以确认,应从39万元欠款中扣除...。”。黄某亮不考虑对账减扣、交易往来,将双方对账之前以及对账之后的所谓付款金额简单相加,然后减去2015年单年度的货款金额,得出黄某亮不仅不欠杨某洲货款,反而黄某亮多付货款的结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上诉人黄某亮对于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双方于2016年1月29日对账确认欠款,此后未明确约定剩余货款的履行期限,应视为履行期限不明确,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2025年1月20日,杨某洲通过电话向黄某亮催收案涉欠款,上诉人亦在电话中就欠款金额、还款困难原因进行回应,未否认欠款事实。该催收行为符合权利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25年1月20日计算。—审判决第7页对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亦进行释明且说理充分。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相反是被答辩人黄某亮割裂一审法院查明事项,曲解一审判决观点,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黄某亮的上诉请求。
杨某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90000元及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以190000元欠款本金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倍计算);2.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实际支出费用。
黄某亮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反诉被告杨某洲向反诉原告黄某亮退还多支付的货款共计166767及利息(利息以16676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反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反诉被告杨某洲承担反诉费用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某洲和被告黄某亮自2009年以来开始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起初由被告黄某亮购买原告的轴承座,后自2014年左右,被告黄某亮开始购买原告的各种型号轴承,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交易习惯系由杨某洲按照被告黄某亮所要求的型号和数量发货给被告,滚动结账付款,由原告单方记账,不定期对账,被告自认自2015年至2016年期间,因其客户中收公司(音)严重拖欠货款且付款周期较长,导致不能此前模式月底付款,付款方式变为不定期付款。
2016年1月29日,原告杨某洲因被告拖欠货款问题到洛阳与被告对账,在原告提供的其与黄某亮单方记账本第四页下方空白处,原告自行书写金额“263233”及“以上共计394301元”字样。被告黄某亮先后在该账页下方书写“截至2016年元月29日总计叁拾玖万元黄某亮2019.1.29”以及“〈我方财在合对〉黄某亮2016.1.29”字样。原告提供的上述四张单方记账本正面第—页至第四页记载的时间跨度为3月3号至1月23号。该单方记账本第一页背面记载以下内容:第一行“2015.4.5号付10万承兑找回5万黄某亮”;第二行记载“7月15日付5万”(该行记录被划掉);第三行记载“7月30付5万”;第四行记载“8月29日付5万”。第三行和第四行后方中间位置标记“对”字。
原告方自认在对账后被告支付20万元,此后再未付款,要求支付剩余19万元及利息。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于2015年8月29日向原告转账5万元、于2016年5月25日向原告转账20万元、于2017年1月25日向原告转账3万元,被告另提交其调取的中国农业银行特种转账凭证,该凭证显示其于2015年7月15日向原告转账5万元。
2025年1月20日,原告杨某洲向被告黄某亮电话催收欠款,催收中被告先表示之前用车抵顶给原告,原告未予应允,导致现在连顶车的条件也错失了。录音中经原告催收,双方就欠款具体数额未能核对清楚,均认可“不到20万元”,且被告黄某亮称导致其欠款的原因系其客户中收公司拖欠货款。
一审法院依法确认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交的记账本、录音光盘以及被告提交的转账交易明细等证据在案为凭。上述证据,业经当庭质证及本院庭审审查,足以确认,可以采信。
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就被告是否尚欠原告款项以及原告是否应返还被告多付款项存在争议:原告称经双方于2016年1月29日对账,将前期欠款和账本记载的数额核对后,扣除被告之前付款之后尚欠数额为394301元,此后仅付款20万元,2017年1月25日的转账3万元系新发生的业务总额。被告则称对账总数额为263233元,并不欠其他款项,对账时因未仔细核对,故书写了39万元的内容,且后续随即记载要求再让财务核对,但核对后确定仅欠款263233元,原告未提供其他欠款的记载情况和供货情况,故对其余欠款不予认可.结合原告自认的付款20万元以及被告提交证据证明的付款情况,累计付款金额为43万元,故原告应当对多付款166767元予以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中,本诉及反诉的争议焦点为:本诉原告杨某洲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案涉买卖合同欠付货款金额的认定、反诉原告黄某亮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双方于2016年1月29日对账确认欠款,此后未明确约定剩余货款的履行期限,应视为履行期限不明确,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结合原告提交的2025年1月20日电话录音,原告在该时间点明确向被告黄某亮催收案涉欠款,被告亦在录音中就欠款金额、还款困难原因进行回应,未否认欠款事实。该催收行为符合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25年1月20日计算。原告于2025年2月12日提起诉讼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故法院对被告黄某亮关于原告提起诉讼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案涉欠付货款金额的认定问题。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货款金额的认定应以双方合意或有效对账凭证为基础。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记账本系双方交易的重要凭证,在证据形式上属于书证范畴。被告黄某亮在该记账本上的签字确认行为,是认定欠款金额的关键依据。记账本第四页由原告明确记载“以上共计394301元”,被告黄某亮在该页先后书写“截至2016年元月29日总计叁拾玖万元黄某亮2016.1.29”及“〈我方财在合对〉黄某亮2016.1.29”进行了确认。被告主张“签字时未仔细核对,后续财务核对确认仅欠款263233元”,但就其该辩解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仅凭其单方抗辩不足以推翻本人签字确认的对账结果。故该对账凭证应认定为双方对截至2016年1月29日欠款金额的合意,即欠款总额为39万元。
关于已付款金额。被告主张累计付款43万元,但根据原告记账本背面记载的内容可认定该账页所记载的还款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系在双方对账之前,按照常理和交易习惯,均应计入2016年1月29日对账时的已扣付款范围内,而不应再重复抵扣对账后的欠款。对于2016年5月25日转账20万元,原告自认系对账后偿还欠款,法院予以确认,应从39万元欠款中扣除。对于2017年1月25日转账3万元,被告主张为偿还欠款,原告主张系对账后新发生业务货款,但原告就该期间发生新的购销业务未能提交新交易凭证,且电话录音中双方均确认尚欠不到二十万,故该3万元应认定为归还案涉欠款。据此,被告尚欠货款金额为16万元。
关于反诉原告黄某亮主张“返还多付货款166767元”问题。如前所述,被告仍欠原告货款16万元,不存在多付货款的情形。故反诉原告黄某亮要求反诉被告杨某洲返还多付货款16676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付货款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可以16万元为本金基数,自起诉之日(2025年2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起诉时即2025年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加收50%计算。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第(四)项、第五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某亮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杨某洲货款16万元及利息(自2025年2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2025年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加收50%计算);二、驳回原告杨某洲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黄某亮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1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520元,反
诉案件受理费3635元,均由被告黄某亮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对于案涉欠付货款金额的认定是否适当。根据已查明事实,一审时,被上诉人杨某洲主张与上诉人黄某亮自2009年以来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截止本案诉讼时,黄某亮尚欠其货款19万余元。杨某洲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与黄某亮在2016年1月29日双方签字的记账单,黄某亮先后在该账页下方书写“截至2016年元月29日总计叁拾玖万元黄某亮2016.1.29”及“〈我方财在合对〉黄某亮2016.1.29””,以及2025年1月20日杨某洲与黄某亮的电话录音,杨某洲已完成举证证明黄某亮拖欠其货款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不予认可,抗辩称签字是未仔细核对,后续财务核对确认仅欠款263233元,记账单背面记载的内容显示其已支付20万元,并提交转账交易明细,2015年7月15日向杨某洲转账5万元、2015年8月29日转账5万元、2016年5月25日转账20万元、2017年1月25日转账3万元,称其已向被上诉人付款金额达43万余元。经审查,上诉人辩称记账单签字是未仔细核对,后续财务核对确认仅欠款263233元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仅凭其单方抗辩不足以推翻本人签字确认的对账结果,也不符合一般市场主体的交易习惯。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两笔转账记录均形成于双方在2016年1月29日共同签字的记账单之前,记账单中第一页背面记载的付款亦发生在2015年期间,不能证实均未计入2016年1月29日对账时已扣付款范围内,且黄某亮2016年5月25日向杨某洲转账20万元、2017年1月25日转账3万元,一审均已认定计入2016年双方签字的记账单之后黄某亮支付货款,据此,上诉人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变更的举证责任人,所提交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提交证据经审查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的货款金额共计16万元,对黄某亮的反诉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诉讼时效,经审查,涉案债务双方结算时间虽然为2016年,但并未约定债务履行期限,2025年1月20日杨某洲与黄某亮电话联系索要欠付货款时,黄某亮没明确表示否认欠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某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35元,由上诉人黄某亮负担。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及时足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自觉主动前往一审法院申报经常居住地及财产情况,并不得有转移、隐匿、毁损财产及高消费等妨害或逃避执行的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暨财产报告条款,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执行立案后,执行法院可按照法律文书载明的送达地址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并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丰雷
审判员徐红杰
审判员潘盼盼
[院印]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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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陈闪
书记员姚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