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市昇茂木业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办结日期:2022.06.23 主办律师:宋祯祥

宋祯祥

主办律师

劳务合同纠纷 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
免费咨询电话:15169120995
济南
已核验身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粤01民终466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广州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G4910(集群注册)(JM)。

法定代表人:马传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祯祥,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龙,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昇茂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丹竹头村李朗大道盛宝路港城工业小区第八栋一楼。

法定代表人:李学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斌,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正晟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美社区大新新美工业区B栋宿舍楼101。

法定代表人:龚日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房县盛邦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房县城关镇唐城小区。

法定代表人:李莎。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佳联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中兴路11号百盛大厦A区六楼601A。

法定代表人:姜莹。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董鑫,男,198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欧阳彩元,女,197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学文,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上诉人广州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昇茂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茂公司)、深圳市正晟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晟达公司)、房县盛邦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公司)、深圳市佳联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联公司)、董鑫、欧阳彩元、李学文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20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晨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晨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昇茂公司、正晟达公司、盛邦公司、佳联公司、董鑫、欧阳彩元、李学文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法规的基本规定,不顾合同明确约定和实际履约行为确认,滥用自由裁量权将本案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调整为年利率18%严重错误。一、《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合法有效,合同主体意思表示真实理应按约履行。融资租赁合同的账目计算,包含租金、逾期利息或者逾期违约金。《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包括资金占用利息以及迟延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承租人逾期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或者延迟履行其他付款义务,出租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要求承租人支付逾期利息、相应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晨鸣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资金占用利息以及迟延利息年利率30%向昇茂公司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违约金的调整应该持谨慎态度,应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二、一审判决无权对昇茂公司已自愿给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再行干涉。对于昇茂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和对应抵扣的租金和违约金,昇茂公司已经自愿给付完毕,并且向晨鸣公司出具《确认函》认可了租金和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和金额。鉴于昇茂公司在《确认函》签订之后未主张违约金过高,故一审判决对昇茂公司已支付金额和确认的违约金无权再行干涉。三、昇茂公司出具的《确认函》明确认可了欠款金额及违约金计算标准,该意思表示自愿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结合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三、四款及《租金展期协议书》第九条的约定,双方已经对2019年12月13日之前的还款利率、冲账顺序和欠款金额进行了书面确认。之后,昇茂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还款800万元,抵扣罚息和本金后剩余本金余额为9589035元(截止至2019年12月20日),故该《确认函》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一审判决对昇茂公司已经履行完毕且书面确认的利率强行调减为年利率18%,不仅侵害了晨鸣公司的合法权益,亦减少了违约方的违约成本。退一步讲,即便法院对利率行使自由裁量权,也应当限于合同当事方未有履行的部分。四、本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违约金不适用也不应参照民间借贷利息上限约束。融资租赁公司之所以区别于银行金融机构,是因为其资金来源考虑资金的成本,融资租赁的“利息”应属于租赁成本而非民间借贷中的利息,特别是融资租赁合同区别于借款合同,不应以民间借贷有关利息的规定来规制融资租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法释〔2020〕27号)第一条“关于适用范围问题。经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融资担保公司……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并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限制,不应适用LPR四倍利率作为上限的规定。一审判决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或LPR的四倍,确定本案逾期违约金为年利率18%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此外,本案既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金融监管部门对于融资租赁租金利息的上限又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理应适用合同约定。五、法律对于重点监管的民间借贷中已给付的利率都保护到了年息36%,本案融资租赁中已给付的逾期付款利息更应至少保护到36%或更高。即便参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问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适用2020年8月20日之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利率,即应适用《最高入民法院关于窗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昇茂公司已履行的租金和违约金年利率为30%,已经偿还支付的款项均发生在2020年8月20日之前。即便是民间借款,对于已支付的部分超过年利率36%才予以返还,而本案的逾期租金和违约金年利率30%未有超过利率36%,更应得到法律保护。一审判决不顾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强行进行调减严重错误。六、一审判决随意调减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认定严重错误。当一方当事人提出违约金过高时,其应当举证证明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其无法举证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七、本案系商事纠纷,更要强调意思自治和尊重商业判断及商业主体风险自担。在主体的交易能力方面,商事案件的当事人主要是企业,作为职业的经营者,应当推定其具有专业的判断能力、当然的注意义务和对等的交易能力。因而在商事审判中,更注重保护当事人的缔约机会公平、形式公平,强调意思自治、风险自担。本案中,昇茂公司作为融资数亿元的企业,对于案涉交易具有相当专业的判断能力、高度的注意义务以及与晨鸣公司平等缔约、对等交易的能力,其在缔约、履约过程中对于融资成本是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存在双方给予实际情况的商业判断,风险理应由昇茂公司承担。因此,一审判决在事后对融资成本代替当事人作非专业的判断,违背商事审判规律,有损意思自治。

昇茂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昇茂公司已经将租金付清,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一、案涉合同就昇茂公司逾期还款应承担的逾期利息存在重复约定,一审判决综合考量后确定按照约定内容中较高的标准(即日万分之五)进行计算,已经充分保护了晨鸣公司的权益。《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约定“在延付期间应以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及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延付款项的资金占用利息”并约定了“以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照逾期天数乘以日万分之五计算延迟利息”,上述两种计算方式均是以“应付未付款项”为计算基数,并以实际逾期天数计算的逾期利息,属于对同一事项的重复约定,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且明显增加了昇茂公司的不合理的融资成本,一审判决综合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以及上述条款约定的内容,最终根据上述两种计算方式中较高的标准(即日万分之五)进行计算,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并未直接适用也未仅参照民间借贷利息上限。晨鸣公司起诉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对应的四倍为15.4%,然而一审判决在计算时却按照日万分之五(折合年利率为18.25%)明显高于上述LPR的四倍。该事实足以证明,一审判决并未直接适用也未仅参照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强制约束,而是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并结合涉案合同的整体履行情况,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根据昇茂公司的申请对双方约定的过高违约金进行调整,属于适用法律正确。三、晨鸣公司所述“法律对重点监管的民间借贷中已给付的利率都保护到了年息36%”存在明显错误。晨鸣公司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但该司法解释系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发布并于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晨鸣公司所引用的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法”,由于本案系2020年9月受理,故根本不适用该司法解释。同理,晨鸣公司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法释〔2020〕27号第三条规定,本批复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对本案亦不适用。按照此前颁布并适用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即2020年8月20日施行版)第二十八条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案并不适用年息36%的保护上限,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的保护上限仅为一年期LPR的四倍。四、一审判决并未随意调减违约金,不存在严重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其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晨鸣公司的损失应根据其经营收益损失或存款利息损失进行确定,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其正常经营收益应为10.5%,针对损失上浮30%后应为13.65%;如按照存款利息计算,一年期存款利息为3.85%,上浮30%后应为5.005%。但晨鸣公司主张的合计利率却为30%,已严重超出上述标准,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一审判决在昇茂公司一审答辩违约金过高并申请法院调低的情况下,参照双方约定的延迟利息即日万分之五,折合年利率为18.25%,计算昇茂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己经充分考虑到了晨鸣公司的损失,且对昇茂公司也起到了较高的警示惩戒作用,一审判决并不存在随意调减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五、商事行为意思自治的前提应为符合法律规定、符合行业经营秩序稳定有序发展的要求,并兼顾各方利益平衡。商事行为虽尊重意思自治,但意思自治并非唯一的行为准则,其前提应该是维护行业经营秩序的合法、稳定、长期、健康的发展要求。如明显增加一方当事人的不合理的交易成本,不仅于法无据还会严重破坏该行业的正常发展。针对本案晨鸣公司在其诉讼请求中即主张了继续按照合同履行期间约定的利息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又主张在同一期限范围内再次按照更高的利率计算迟延利息,本身就是对同一事项的双重计算,严重增加了昇茂公司不合理的融资成本,故不应得到支持。六、晨鸣公司在已获得高于正常收益的前提下,再次选择上诉,系严重不诚信且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虽然一审判决未能认定双方争议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实为民间借贷,但根据租赁标的物为木材原材料的实际情况来看,该租赁物根本不具有租赁价值,双方的交易内容并不完全符合融资租赁的交易模式。一审判决按照双方系融资租赁关系,从而并未将“砍头息”在出借资金中予以扣减,且在一年期限到期后计算逾期利息时,将未付利息1454.25万元合并计入逾期利息计算基数,并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进行计算的方式,使晨鸣公司己获得了远高于民间借贷关系所对应的最高合法收益。综上所述,晨鸣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并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正晟达公司、盛邦公司、佳联公司、董鑫、欧阳彩元、李学文无到庭亦无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晨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昇茂公司向晨鸣公司偿还租金(含延迟利息)共11522825元整(延迟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8月18日);2.昇茂公司向晨鸣公司偿还上述款项从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支付延迟利息;3.正晟达公司、盛邦公司、佳联公司、董鑫、欧阳彩元、李学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昇茂公司、正晟达公司、盛邦公司、佳联公司、董鑫、欧阳彩元、李学文赔偿晨鸣公司诉讼保全担保费6913.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7日,晨鸣公司与昇茂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编号:CMGZ-HZ20170001),晨鸣公司为出租人,昇茂公司为承租人。合同约定,合作模式为售后回租;昇茂公司将《租赁物清单》(附件一)中所列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晨鸣公司,晨鸣公司向昇茂公司支付转让价款;昇茂公司从晨鸣公司处租回该租赁物,并向晨鸣公司支付租金;租赁物转让价款为27700万元;租赁期限12个月;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构成,租赁本金与租赁物转让价款相等,即为27700万元,具体支付事宜见附件二《租金支付表》;租赁手续费是租赁物转让价款的1.5%/年,共计人民币4155000元,分批次支付,于2017年12月27日支付手续费1385000元,于2018年1月27日支付手续费2770000元。合同第七条“租金及费用的汇付及延付处理”第3项约定“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及其他费用,若有延付,则在延付期间应以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及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延付款项的资金占用利息,同时以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逾期天数乘以万分之五计算并加收延迟利息直至全部应付款项付清之日止”,第4项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后,如承租人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向出租人付清租金及费用则承租人继续履行其支付责任,包括支付未偿付的租金及费用、延迟利息等费用”;合同第十六条“违约责任”约定承租人逾期付款的,应承担违约金、延迟利息、维权费用等。合同附件一《租赁物清单》列明租赁物包括大红酸枝原木、缅甸花梨原木、紫檀原木等7项及其规格、数量(立方米)、价格、总价,总价合计353384700元。合同附件二《租金支付表》载明起租日2017年12月日,租赁期12个月,租金总金额306085000元,手续费415.5万元,留购名义价1元,租金支付日为第1期于2018年6月日支付14542500元,第2期于2018年12月日支付291542500元,年利率10.5%。合同附件三《所有权转移证明》昇茂公司向晨鸣公司出具确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晨鸣公司。合同附件五《租赁物接受书》昇茂公司向晨鸣公司确认案涉租赁物已于2017年12月27日交付给昇茂公司并予以验收合格与接受。合同附件六《起租通知书》昇茂公司确认租赁合同于2017年12月27日正式起租。上述合同及附件有当事人签名盖章。2017年12月27日,晨鸣公司依约向昇茂公司支付了租赁物转让价款为27700万元。

2017年12月27日,正晟达公司、盛邦公司、佳联公司分别作为保证人,与晨鸣公司作为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CMGZ-HZBZ20170001-1、CMGZ-HZBZ20170001-2、CMGZ-HZBZ20170001-3),约定保证人为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回租)》中昇茂公司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主合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主合同最终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延长主合同履行期限,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延长至变更后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2017年12月27日,董鑫、欧阳彩元、李学文分别作为保证人向晨鸣公司出具《个人担保声明书》(编号分别为CMGZ-HZBZ20170001-4、CMGZ-HZBZ20170001-5、CMGZ-HZBZ20170001-6),为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及相关补充协议中昇茂公司全部义务及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主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变更的,以变更后的主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最终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晨鸣公司与债务人双方协商一致延长主合同履行期限,则保证期间延长至变更后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019年3月29日,晨鸣公司与昇茂公司签署《租金展期协议书》,约定:对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第2期应付未付租金进行展期;第2期租金应付款付金额为213894092元;原到期日期为2018年12月27日,展期期限自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6月30日;承租人根据本协议向出租人偿还展期租金的同时,还应向出租人支付展期租金占用利息。展期租金占用利息的利率为年息18%(固定利率),展期租金占用利息以应付未付租金金额为基数,计算至全部第2期展期租金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承租方如选择在2019年6月30日偿还第2期展期租金,则应付款项具体为本金213894092元,展期租会占用利息9946075.30元,合计223840167.3元,承租方如在2019年6月30日前偿还第2期展期租金,则承租方应按照本条前述约定据实计算展期租金占用利息并向出租人支付;如逾期支付,则本协议自动解除,出租方可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的约定要求承租方支付租金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展期协议书有双方盖章。

2019年12月13日,晨鸣公司与昇茂公司签署“昇茂木业逾期欠款确认”,确认上述融资租赁合同截止2019年12月13日昇茂公司仍欠晨鸣公司租赁款项合计17487028元。确认书有双方盖章。

根据昇茂公司提交的银行业务回单24份及其制作的“归还借款明细”显示,该公司(或通过案外人)向晨鸣公司支付案涉租赁款项24笔如下:2017年12月27日支付1385000元(手续费);2018年1月24日支付2770000元(手续费);2018年8月31日支付2000000元;2018年9月7日支付12542500元;2019年3月29日支付四笔分别为20000000元、30000000元、20000000元、30000000元;2019年5月31日支付10000000元;2019年6月21日支付20000000元;2019年6月28日支付20000000元;2019年7月15日支付10000000元;2019年7月29日支付15430706.67元;2019年9月6日支付五笔分别为5000000元、1500000元、5000000元、5000000元、5000000元;2019年9月8日支付80000000元;2019年9月30日支付6000000元;2019年10月12日支付17000000元;2019年11月20日支付13643754.90元;2019年12月13日支付5000000元;2019年12月20日支付8000000元。合计支付345271961.57元。晨鸣公司对上述付款事实予以确认。

诉讼中,晨鸣公司明确诉讼请求1中金额包括租金9589035.51元、租金利息773515.53元、违约金1160273.30元,三项相加即为11522824.34元。晨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昇茂木业欠款台账”列明上述欠款的计算方式,显示:截至2018年12月27日欠逾期本金277000000元(租赁本金)、逾期利息14542500元(租赁利息),两项合计为逾期总金额291542500元;至2019年3月29日,计息时间92天,按《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约定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为8940636.67元(利率为年12%,291542500元*92/360*12%=8940636.67元)、延迟利息13410955元(利率为日万分之五,291542500元*92*0.0005=13410955元),当天昇茂公司支付100000000元,抵扣该资金占用利息及延迟利息后再在逾期总金额扣减,得逾期总金额为213894091.67元【291542500元-(100000000元-8940636.67元-13410955元)】;自2019年3月29日至6月30日为展期期间,以逾期总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租金占用利息,对于昇茂公司在该期间的付款,按先抵扣租金占用利息后再在逾期总金额中进行扣减方式计算,计至2019年6月30日逾期总金额为173518340.67;自2019年6月30日起至2020年8月18日,恢复按《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的约定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以逾期总金额为基数按利率年12%计算)以及延迟利息(以逾期总金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昇茂公司每笔付款先抵扣该资金占用利息及延迟利息后再在逾期总金额扣减,以此类推;计至2019年12月13日逾期总金额为17487028元(即与2019年12月13日“昇茂木业逾期欠款确认”确认的欠款合计17487028元相符);计至2020年8月18日,逾期总金额为11522825元,其中包括上期逾期总金额9589035.51元、当期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773515.53元、延迟利息1160273.30元。

晨鸣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公司成立日期为2017年11月17日,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租赁业。晨鸣公司提交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回执(编号:粤南沙自贸资备201700787)显示,2017年12月19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行政审批局对晨鸣公司设立申报进行备案,申报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服务等。

一审法院认为:正晟达公司、盛邦公司、佳联公司、董鑫、欧阳彩元、李学文经一审法院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关抗辩及质证的诉讼权利。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即系争合同的性质和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确认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理由: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认可了售后回租合同的融资租赁合同性质。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内容符合售后回租业务的法律表征,双方形成售后回租法律关系。其次,没有证据表明合同签订时案涉租赁物并非真实存在,或者其价值明显低于案涉融资金额。案涉租赁物由昇茂公司占有保管,《所有权转移证明》、《租赁物接受书》的签署具有使租赁物特定化的功能。至于昇茂公司对租赁物如何保管、使用的行为并不影响融资租赁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再次,看是否具有融物的目的和功能,是否能够促进设备的使用或盘活物资的利用。案涉木料属于贵重物料,能制作贵重家具,转化为家具之后具有较高的并且持久的使用观赏价值,即使木料未转化为家具,亦具有相应的观赏或收藏价值。并无证据证明案涉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存在消耗或者租赁物属性消失。又次,融资租赁合同具有很强的融通资金的性质和目的,其租金应当根据租赁物的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约定的租金标准并未超过合理的范围;晨鸣公司依约在支付货款中扣除租赁手续费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最后,晨鸣公司系经依法备案具有经营融资租赁业务资质的公司。综上,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恪守履行。昇茂公司主张双方之间案涉合同关系实质为借贷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昇茂公司尚欠租金、利息、违约金应如何计算。《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约定,昇茂公司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晨鸣公司有权要求该公司支付租金、资金占用利息、延迟利息等。昇茂公司未能依约定在2018年12月27日前付清租金,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晨鸣公司要求昇茂公司付清租金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包括两部分:资金占用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以及延迟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从该合同条款约定以及晨鸣公司提交的“昇茂木业欠款台账”来看,资金占用利息及延迟利息均以逾期总金额(应付未付款项)计算,且两部分同时计算,合计利率相当于年利率30%,明显过高。虽然在2019年3月27日、2019年12月13日双方对欠款金额进行了确认,但仍有违公平原则,明显增加当事人不合理的融资成本,诉讼中昇茂公司提出异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昇茂公司该抗辩理由成立,一审法院对违约金的计算依法予以调整。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结合当事人的约定,合理确定案涉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的上限。2019年8月20日前银行六个月至一年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17.4%,2019年8月20日一年期LPR的四倍为17%,而《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约定的延迟利息计算标准日万分之五或展期协议书约定的年利率18%与上述标准相近。且合同第七条第4项亦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后未付清租金及费用的则承担延迟利息支付责任,因此日万分之五(年18%)的标准与国家相关规定以及当事人意思表示均较为相符,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从2018年12月27日起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五(年18%)的标准,暂计至2020年8月18日被告所欠付租金已经付清(见附表:租金本息计算表)。因此,晨鸣公司现要求昇茂公司支付租金并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之三,正晟达公司、盛邦公司、佳联公司、董鑫、欧阳彩元、李学文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上述被告签署的《保证合同》《个人担保声明书》,构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合同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保证人对昇茂公司的欠付款项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基于昇茂公司的案涉债务已清偿,晨鸣公司对于保证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晨鸣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93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晨鸣公司负担。

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本案一审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

另查明,《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的合同期限自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2月26日,根据该合同及《租金支付表》的约定,昇茂公司须向晨鸣公司支付手续费4155000元(按融租本金27700万元的1.5%计付)、融租租金306085000元(包括融租本金27700万元,以及融租利息按融租本金27700万元的10.5%计付);并约定租金306085000元,于2018年6月支付14542500元,于2018年12月支付291542500元。各方均确认上述款项中昇茂公司至《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的合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8年12月26日,昇茂公司已支付手续费4155000元、第一期租金14542500元,尚欠租金291542500元(包括融租本金27700万元及融租利息14542500元)。

关于昇茂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确认的欠付款项17487028元的计算方式,晨鸣公司二审提交“昇茂木业欠款计算明细”予以说明,其中《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的合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3月29日,晨鸣公司认为应以欠付款项291542500元为基数,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及其他费用,若有延付,则在延付期间应以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及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延付款项的资金占用利息,同时以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逾期天数乘以万分之五计算并加收延迟利息起至全部应付款项付清之日止”的约定按年利率30%计付违约金;自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以欠付款项为基数,按《租金展期协议书》约定的年利率18%计付展期利息;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3日止,则参照《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约定的年利率30%计付违约金,以上对于昇茂公司同期还款按先息后本方式抵扣,按以上计付方式计得至2019年12月13日昇茂公司欠付晨鸣公司17487028元。昇茂公司虽然确认合同约定的上述计算方式,但认为上述延付违约金的约定超出了司法保护的上限,故不应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本案一审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且晨鸣公司系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不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各方当事人对于案涉融资租赁关系并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中关于延付违约金计算方式以及晨鸣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支付租金及违约金的认定。

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中延付违约金计算方式的认定。晨鸣公司作为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融资租赁公司,其因融资租赁引发的纠纷,应参照适用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第二款“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的规定,晨鸣公司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之和,不应超出年利率24%。本案中,根据晨鸣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与昇茂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中的约定,至2018年12月26日期间,昇茂公司须向晨鸣公司支付手续费4155000元(按融租本金27700万元的1.5%计付)、融租租金(包括融租本金27700万元,以及融租利息按融租本金27700万元的10.5%计付),上述融租利息及手续费之和,未超出融租本金的年利率24%,合法有效。但是,该《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第七条第3项中关于“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及其他费用,若有延付,则在延付期间应以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及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延付款项的资金占用利息,同时以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逾期天数乘以万分之五计算并加收延迟利息起至全部应付款项付清之日止”的约定,晨鸣公司主张自2018年12月27日起以融租本金及欠付租金为基数按年利率30%计付,显然超出了司法保护的上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酌情调整延付违约金计付标准为年利率24%。经审查,至2018年12月26日昇茂公司尚欠融租本金27700万元及融租利息14542500元,故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3月29日止的延付违约金,应以融租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昇茂公司同期支付的还款应先予抵扣欠付融租利息及当期延付违约金之后再折抵融租本金。一审法院未考虑到晨鸣公司金融机构的性质对延付违约金计付标准调整为按年利率18%计付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鉴于晨鸣公司与昇茂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租金展期协议书》中约定展期内即自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租金占用利息按年息18%计付,亦应以当期欠付融租本金为基数;根据《租金展期协议书》的约定,自《租金展期协议书》届满之次日即2019年7月1日起的延付违约金,晨鸣公司主张仍按年利率30%计付过高,本院亦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付。经核算,昇茂公司现已清付案涉融租本金、利息及延付违约金,一审判决据此驳回晨鸣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对于延付违约金计付标准调整不当,但对于昇茂公司无须向晨鸣公司支付款项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广州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937元,由上诉人广州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汤琼

审判员谷丰民

审判员张淼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张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