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贵阳]｜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中的“量刑失衡”争议：何以骗财百万与骗财三千同档？

——以一起冒充“武警上校”为他人“平事”的贵阳个案切入

在司法实践中，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关系，始终是刑法解释学上的一根“芒刺”。2026年，贵阳某基层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被告人李某冒充“武警贵州总队上校”，以能“摆平”工程项目纠纷为由，先后骗取多名被害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20余万元。检察院以招摇撞骗罪提起公诉，而辩护律师则提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理由是“被告人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财物，客观行为主要是虚构事实骗取钱财，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

该案所折射的问题并不新颖，却极其尖锐：当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时，应如何选择适用罪名与刑罚？ 尤其在涉及冒充军人且骗取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若机械认定招摇撞骗罪，可能造成罪责刑严重不相适应——“骗三千也是骗，骗百万也是骗”，法定刑上限却仅为十年。本文以此案为切入点，剖析这一争议焦点。

一、罪名逻辑的错位：招摇撞骗罪保护的法益，是被害人的“信任”还是“财产”？

招摇撞骗罪规定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指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行为；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则依《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以本罪从重处罚。其构成要件中“招摇撞骗”四字，涵盖了“冒充身份”与“骗取利益”两个行为要素。从立法沿革看，该罪脱胎于惩治“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破坏威信”的治安犯罪，其保护法益首要是国家机关的公众信赖，其次才是被害人的财产利益。

然而，现实中的“招摇撞骗”早已褪去早期“借身份谋好处”的朴素形态，日益演变为职业化、规模化、高金额的诈骗犯罪。当行为人冒充军官身份，瞄准特定目标，精心设计骗局，大肆敛财时，其行为在客观上与普通诈骗罪并无二致，唯一差异只是“身份道具”的选择。此时若仍坚持以招摇撞骗罪一罪断之，则会导致如下逻辑悖论：同样是骗走100万，用“我是领导秘书”骗钱，最高刑十年；用“我是投资公司高管”骗钱，最高刑可至无期徒刑。 这显然不是立法者有意制造的不公，而是罪名竞合处理规则未及时适配的后果。

二、争议的核心：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是否被司法实务架空？

学界对此争议的焦点，集中于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之间究竟是法条竞合（特别关系）还是想象竞合（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由此直接决定了适用规则：

1. 法条竞合说：认为招摇撞骗罪是诈骗罪的特别条款，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骗取财物行为的，应优先适用特别法——即以招摇撞骗罪论处，不再讨论诈骗罪。这一观点曾是司法实践的主流立场，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指导案例中坚持了这一思路。
2. 想象竞合说：认为两罪在构成要件上并非完全包含关系——招摇撞骗罪并不以“数额较大”为入罪门槛，而诈骗罪则以数额为阶梯定刑——二者更接近交叉关系。当一行为同时满足两罪构成要件时，应依“从一重处断”原则处理，即比较法定刑的轻重，择重罪适用。

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从一重处断”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以“法定刑上限比较”的形式架空。招摇撞骗罪的法定刑上限为十年（冒充军人从重），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则可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若严格按“法定刑最高档”比较，当诈骗数额达到“特别巨大”标准时，诈骗罪明显更重；但许多法院却以“招摇撞骗罪已从重处罚”“不影响量刑均衡”等理由，回避适用诈骗罪。其结果是：骗走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冒充军人案，最终判刑往往与骗取数千元的小案处于同一量刑区间，甚至更轻。 这正是贵阳案争议的症结所在。

三、实务的迷思：何以“重罪轻判”被默认为稳妥？

在贵阳案庭审中，公诉人给出的理由颇具代表性：“招摇撞骗罪保护的法益是军人形象与国家机关威信，本案被告人冒充军人身份，对军队声誉造成破坏，应从重评价；而财产损失可通过追赃退赔挽回，并非首要考量。”这一逻辑看似符合法益位阶，实则存在一个明显的现实漏洞：如果“威信损失”是第一位的，那么对于财产数额极小的招摇撞骗，是否也应判处最高刑？反之，对于财产数额巨大的招摇撞骗，既然“威信损害”是恒定的，财产部分是否就被无限忽视？ 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绕开量刑失衡的实质不公。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办案机关普遍存在一种“路径依赖”：招摇撞骗罪证据要求低、证明难度小，仅需证明冒充身份和获取利益即可；而诈骗罪则需对“非法占有目的”“虚构事实与处分财产间的因果关系”“具体数额”等进行更严格的举证。在案多人少的现实压力下，选择证据门槛较低的罪名，客观上稀释了司法对高额财产损失的应有回应。

四、寻找出路：从“身份威慑”到“财产救济”的司法观念之变

针对上述困境，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通过个案批复和指导意见逐步校正方向。2023年某省高院在再审改判中明确提出：“对于冒充军人实施招摇撞骗、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依照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以处罚较重的诈骗罪定罪处罚。” 2026年，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贵阳地区部分法院也开始尝试在裁判说理中引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数额特别巨大且情节恶劣的案件，依法适用诈骗罪从重处罚。

但这仍不足以彻底解决争议。根本出路或许在于立法修明：增设“冒充特殊身份诈骗罪”的独立罪名，或对招摇撞骗罪设置“数额加重犯”条款，使骗取财产数额成为独立的法定刑升格条件，而非笼统地规定“情节严重”。唯有如此，方能从制度层面终结“身份冒充”与“财产损失”之间的量刑拉扯。

回到贵阳案——李某最终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这一判决，或许代表着司法实务对老问题的一次正面回应：当“招摇撞骗”沦为“诈骗”的漂亮外衣时，撕下这层外衣，直面财产犯罪的本质，才是司法公正的底气所在。 而在裁判之外，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对公权力的迷信与对“身份”的过度敬畏——这恰恰是招摇撞骗罪得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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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QA

Q1：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A1：最核心的区别在保护法益和行为逻辑。招摇撞骗罪侧重保护国家机关（含军事机关）的公众信赖，不要求有具体财产数额；诈骗罪则直接保护财产权益，以“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为入罪和升格条件。实践中，冒充身份骗财的行为容易同时触犯两罪。

Q2：冒充军人骗财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从重处罚”？ A2：因为《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依照招摇撞骗罪“从重处罚”。但这一“从重”是在招摇撞骗罪自身法定刑范围内的从重，而非跨罪名升格。所以如果只定招摇撞骗罪，即使从重，最高也只能判十年。

Q3：当一行为同时构成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司法实践一般怎么处理？ A3：存在分歧。传统观点按法条竞合处理，倾向于定招摇撞骗罪；近年来的主流趋势是按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即比较具体情节下哪一罪法定刑更重，就适用哪一罪。尤其在骗取数额特别巨大时，越来越多法院选择适用诈骗罪。

Q4：如果冒充军人骗取的金额很小，比如只有几百元，还构罪吗？ A4：构成。招摇撞骗罪不要求数额标准，只要实施了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行为，即可构罪。而诈骗罪则需要达到“数额较大”（一般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才入罪。这也是招摇撞骗罪在司法实务中门槛较低的原因之一。

Q5：为什么有人认为招摇撞骗罪“重罪轻判”？ A5：因为招摇撞骗罪的最高法定刑只有十年，对于骗取数十万、上百万元甚至更多的案件，如果机械定性为招摇撞骗罪，就会出现“骗小钱和骗大钱刑罚差不多”的失衡结果，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Q6：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和冒充普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定罪上有何差异？ A6：罪名不同。冒充普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触犯的是《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冒充军人触犯的是第三百七十二条，后者是在前罪基础上的“从重处罚”规定。但两罪在竞合适用诈骗罪的逻辑上是相通的。

Q7：辩护人在这类案件中通常会提出什么辩护策略？ A7：常见的策略是主张本案应以诈骗罪论处，理由是被告人的核心行为是骗取财产，冒充身份只是手段；同时，若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适用诈骗罪反而可能导致更重刑罚，看似不利，但辩护人常借此争取法官在量刑说理中平衡考虑，避免机械从重。

Q8：被害人如何追回被冒充军人骗取的财产？ A8：被害人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限于物质损失），或待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案件被定性为诈骗罪且赃款被追缴，法院会依法发还被害人；若定性为招摇撞骗罪，同样有追赃退赔程序。实践中，建议被害人尽早向办案机关提供资金流水等财产证据。

Q9：未来立法可能会如何解决招摇撞骗罪的量刑失衡问题？ A9：主流呼声有两个方向：一是为招摇撞骗罪增设“数额加重犯”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升格条款，使其可以与诈骗罪在量刑上有效衔接；二是在立法上明确该罪与诈骗罪竞合时“从一重处”的适用原则。已有不少刑法学者建议参照贪污罪与受贿罪分设数额幅度的方式，对招摇撞骗罪进行结构化改造。

Q10：普通人在生活中如何防范冒充军人的招摇撞骗？ A10：最关键的是“核验身份”。军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军队有关部门或公开渠道核实；涉及大额资金往来，务必多方验证其身份真实性。同时谨记：真正的军人不会以“帮摆平事”为由索取财物。若怀疑被骗，请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录音录像等证据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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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律师：卢微，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5666570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