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刑事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路径分析

一、核心价值：从行为客观表现穿透主观目的

刑事诈骗罪的成立，核心在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然而，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常存争议——如何从客观行为推断主观故意？本文以（2015）温江刑初字第4号寻衅滋事案为切入，借鉴定罪逻辑，剖析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方法，为实务提供可复用的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分层解析

（一）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的关联性推定

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直接证据往往缺失，需借助客观行为反向推定。参考判决对“借故生非”的认定逻辑——行为动机是判断主观故意的关键。判决书指出：“被告人胡某为发泄个人情绪，借故生非，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其酒后因手机丢失、不满车辆行驶等“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事由滋事，反映了其主观上的随意性与恶意。

类比诈骗罪：若行为人虚构事实后，未将财物用于约定用途、挥霍或逃匿，则行为本身即暗示“非法占有”。例如，借款后无正当理由失联、将资金用于赌博等高风险活动，均可作为推定依据。

具体步骤：

1. 梳理行为链条：虚构事实→被害人交付财物→行为人处置财物（如转移、消费、转移隐匿）。
2. 分析处置方式：是否与约定用途严重背离？是否无合理还款/履约行为？
3. 综合环境因素：被害人是否处于错误认识？行为人是否具备履约能力？

（二）证据链的构建与审查

诈骗案中，证据链的完整性决定目的推定能否成立。判决书展示了多维度证据的相互印证方式：“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包括书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被告人供述。

可迁移方法：

• 客观证据优先：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合同、通话记录等书证，直接反映资金流向与行为轨迹。
• 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需关注细节一致性。如判决中被害人李某（模糊处理）陈述“右手大拇指第二指节被砍得只剩皮连着”，与鉴定“轻伤1级”吻合。
• 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需甄别其逻辑矛盾。例如，胡某辩称“自卫”，但证据显示其先持械攻击，供述与客观事实冲突，法院未采纳。
• 交叉验证：将被告人辩解与客观证据、证人证言对比，若存在明显矛盾，可强化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三）累犯情节对主观恶性的佐证

判决书中对累犯的认定：“被告人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 类似地，在诈骗案中，若嫌疑人曾有类似前科，可作为主观恶性深重的辅助证据，辅助推定非法占有目的。

三、延展：从个案到类罪的实践启示

本文所引案例虽非诈骗罪，但其证据审查、主观动机认定的方法具有普适性。实务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应避免单纯依赖供述，而需构建“客观行为→推定主观”的闭环。另外，辩护方可针对“虚构事实是否直接导致交付”“行为人是否有履约意愿”等抗辩点展开，例如证明资金用于合规经营、事前具备履约能力等，以阻断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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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宁，四川篇章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5）温江刑初字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