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刑事诈骗罪主观故意认定的实务路径与证据构建

刑事诈骗罪作为财产犯罪中的高发罪名，其核心争议往往聚焦于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认定。司法实践中，如何从客观行为推断主观意图，一直是控辩双方的博弈焦点。以下结合（2014）金堂刑初字第169号判决书中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主观故意认定的方法论与证据链构建。

一、案件争议焦点：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背离

该案虽以寻衅滋事罪起诉，但其中行为人“电话邀约他人”“持刀伤人”等客观行为，与事后“基本如实供述”的认罪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刑事犯罪中主观故意认定的共性难题——当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与辩解之间存在矛盾时，法院如何借助证据链锁定主观故意？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判决书载明：“被告人何俊辩称，陈某某先动手打人后，自己方邀人帮忙，同时还称钟某某系陈某某打伤。”这一辩解试图将故意伤害行为解释为正当防卫或意外事件，但法院通过客观证据予以驳斥。

二、分步破解：主观故意认定的三层方法论

第一步：审查行为起因，排除偶然性

判决书清晰追溯事件起因：“2014年1月26日20时许，被告人何俊在金堂县赵镇杨柳桥村10组许X木的茶铺内，因琐事与被害人陈某某发生口角继而争执。”此处“因琐事”表明行为人缺乏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在诈骗罪中，需审查行为人是否因真实债务、交易纠纷而产生争议，若仅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初始行为，则主观恶意初步成立。

第二步：分析行为模式，锁定预谋性

判决书进一步证明：“被告人何俊电话邀约两名男子前来帮忙……当被害人钟某某、朱某某等人在现场进行劝架时，被告人何俊不听劝解且故意挑起事端，与随后赶至的其电话邀约的两名男子持刀将陈某某、钟某某、朱某某、朱X才杀伤。”此处“电话邀约”“持刀”等行为具有明显预谋性，与临时起意的防卫或过失截然不同。在诈骗罪中，若行为人提前准备虚假合同、伪造证件，或通过“人设包装”骗取信任，则可推论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三步：结合事后表现，排除合理怀疑

判决书指出：“被告人何俊案发后能基本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拒不供述参与寻衅滋事的同伙，无悔罪表现。”这一细节表明，行为人虽有部分认罪，但隐瞒关键同伙，试图减轻自身责任，印证了其主观恶意持续存在。在诈骗罪中，若行为人案发后转移赃款、销毁证据或拒不返还财物，即可强化“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三、判决书原文证据链的深度引用

上述方法论的核心在于证据链的闭合。判决书详细列举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被告人供述的相互印证：

• 证人许X木的证言：“何俊往陈某某身上扔烟头……何俊从裤包内掏出一把弹簧刀……后来外面来了两名拿砍刀的男子，进来就针对陈某某的亲戚砍。”
• 被害人陈某某的陈述：“何俊也将刀摸出来，我就拿了一个啤酒瓶向何俊砸过去……但他们冲过来拿刀砍。”
• 被告人何俊的供述：“我就拿出刀，有个男的把握抱住……我往抱我的男子背上捅了两刀。”

三组证据均指向被告人主动持刀并实施伤害，且“弹烟头”这一挑衅行为直接否定其辩解中的“被先动手”主张。法院最终采信：“上述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人何俊寻衅滋事的事实。”

四、延展：辩护策略与证据突破

在刑事诈骗罪中，辩护律师常以“民事纠纷”“履约能力不足”等理由切割主观故意。破解方法有三：

1. 审查资金去向：若赃款被用于赌博、挥霍等非经营用途，系证明“非法占有”的铁证。
2. 分析履约行为：合同诈骗中，若行为人无任何履约准备或仅小额履约诱骗大额资金，即可推定主观恶意。
3. 调取通话记录：如本案中“电话邀约”的关键证据，诈骗案中频繁异常的联系轨迹同样能揭露预谋。

五、尾部

作者：朱宁，四川篇章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4）金堂刑初字第1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