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船舶碰撞案中共同海损分摊义务主体界定要点解析1

一、案件背景：海难救助与防污清污的双重困局

2013年3月19日凌晨，英国籍“达飞佛罗里达”轮与巴拿马籍“舟山”轮在东海海域发生碰撞，导致“达飞佛罗里达”轮五号燃油舱严重破损，泄漏约613吨燃油。上海海事局、上海海上搜救中心紧急组织包括某打捞局在内的多家单位实施长达17昼夜的应急行动，最终成功避免船舶沉没断裂和灾难性污染事故。然而，围绕高达2423万余元的救助与防污清污费用，各方当事人就义务主体、费用性质及责任限制等问题产生激烈争议。

本案历经宁波海事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2018）最高法民再368号），最终对救助款项与防污清污费的定性、分摊主体及责任限制问题作出权威裁判。这一判决对同类海上事故中义务主体界定的痛点提供了重要指引。

二、争议焦点：义务主体到底是谁？

痛点一：救助与防污清污作业如何区分？费用性质决定分摊主体

核心困惑：某打捞局同时进行了水下探摸、钢板切割、抽油、监护、护航等多项作业，哪些属于海难救助（适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哪些属于防污清污（适用《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不同定性直接决定了由谁承担、是否享受责任限制。

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认定作业性质需综合考量初始目的、船舶所面临的风险、实际作业内容。本案中：

“深潜号”轮主要从事吊装物资、潜水检查、钢板切割等救助作业，其费用认定为救助款项（1569万余元）；
“联合正力”轮主要从事吊装清污设备、抽取油污水等清污作业，其费用认定为防污清污费（619万余元）；
“德泳”轮配合协调，50%计入救助、50%计入防污清污。

律师提示：当事人在合同中应明确约定作业类型及收费标准，或在作业过程中留存海事部门指令、作业日志等证据，避免因性质争议导致费用难以追索。

痛点二：非漏油船舶是否需承担防污清污费？

核心困惑：“舟山”轮虽无漏油，但因碰撞过失被认定承担50%责任。其主张“谁漏油，谁负责”，认为非漏油方无需承担防污清污费。

裁判规则：《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仅规定漏油船舶的责任，非漏油船舶的责任应依据国内法。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8条（现《民法典》第1233条），因第三人过错导致污染，被侵权人既可向污染者求偿，也可向第三人求偿。污染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上负全责），第三人适用过错责任（按其过错比例承担责任）。

关键结论：“舟山”轮所有人某航运公司因50%碰撞过失，需对防污清污费承担50%赔偿责任。“非漏即无责”的认知是错误的，非漏油船舶同样可能成为义务主体。

痛点三：救助款项与防污清污费是否享受责任限制？

核心困惑：普罗旺斯某公司等主张相关费用属于限制性债权，可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某打捞局则主张救助款项属于非限制性债权。

裁判规则：

救助款项：根据《海商法》第208条第（一）项，救助款项请求不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责任人需全额清偿。
防污清污费：虽属于污染损害中的预防措施费用，但《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未规定专门责任限制，应适用《海商法》第207条第（四）项。案涉船舶虽遇险但未沉没、搁浅或被弃，不构成“遇难船舶”，因此防污清污费属于限制性债权，可在基金内按比例受偿。

实务痛点：权利人需特别注意区分两类费用，否则可能因责任限制而无法足额获偿。例如本案中，某打捞局对普罗旺斯某公司的救助款项债权（1329万余元）可在基金外优先受偿，而防污清污费债权（632万余元）仅能参与基金分配。

三、案件启示：义务主体界定的三大要点

双重目的作业必须量化分隔：当一项应急行动兼具救助与清污目的时，必须按照目的主次比例合理划分费用。建议当事人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费用核算，或者参考本案中法院按船舶实际工作内容比例分割的方法。
非漏油船舶不能“隔岸观火”：即便船舶未漏油，只要存在过错（如碰撞过失），就可能依据国内法成为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过错责任原则在此类案件中至关重要。
责任限制的“命门”：救助款项不享受责任限制，而防污清污费可能享受。权利人应尽可能证明作业的救助属性，以突破责任限制。义务人若希望控制风险，则需设法将作业定性为防污清污。

四、专业视角：规则与实务的平衡

本案中，邹拥军律师的执业理念得到充分体现：“让规则说话，让当事人安心”。在海上应急处置这一复杂领域，当事人往往面临国际公约、国内法、行政指令的多重交织。邹拥军律师凭借19年海事海商与税务合规领域经验，精准抓住了预防措施费用与救助措施费用的定性矛盾、非漏油船舶的过错责任、责任限制的适用边界等关键节点，为类似争议提供了清晰的解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