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从“加百利”轮案看共同海损理算中救助合同性质认定

一、引言：共同海损理算中的“隐形裁判”之争

在海上货物运输与船舶运营中，共同海损制度是平衡船货双方风险的核心机制。当遭遇共同危险时，船方采取的牺牲或费用支出（如救助报酬、拖带费、卸载费等）需由受益各方按获救财产价值比例分摊。而理算主体——通常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损理算处或国外专业理算机构——所出具的理算报告，往往成为各方分摊费用的直接依据。然而，理算主体的资格并非绝对“权威”。当救助合同的性质（雇佣救助 vs. “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存在争议时，理算人是否有权先行认定？其认定的结论在诉讼中能否被法院径直采纳？当事人又该如何应对？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加百利”轮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一案为切入点，逐一拆解上述痛点。

二、案情概要：一次“无效果也有报酬”的救助

当事人隐名说明：本案原告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以下简称“南海救助局”）；被告为希腊籍“加百利”轮船舶所有人阿昌格罗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及其中香港安达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为便于行文，以下分别简称“南海救助局”与“投资公司”。

基本事实： 2011年8月12日，投资公司所属的希腊籍油轮“加百利”轮在琼州海峡北水道附近搁浅，船上载有54580吨卡宾达原油，船货处于危险状态，且严重威胁海域环境。投资公司通过上海代表处紧急委托南海救助局进行救助。双方通过电子邮件明确约定：南海救助局派出“南海救116”轮和“南海救101”轮协助脱浅，无论能否成功协助出浅，投资公司均同意按每马力小时3.2元的费率付费，计费周期自拖轮备车起算至任务结束；同时约定潜水队员探摸服务的固定费用标准。此外，投资公司还临时租用“南海救201”轮接送人员，费率亦按固定标准计算。

随后，湛江海事局为避免污染，强制组织过驳减载措施，最终“加百利”轮于8月18日成功脱浅并安全抵达钦州港。南海救助局实际投入了拖轮守护、拖带及人员运输等服务，但潜水队员未实际下水作业。投资公司仅支付了部分费用，南海救助局遂诉请支付剩余救助报酬及利息。

三、关键焦点：救助合同的性质认定如何影响理算分摊？

本案历经广州海事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核心争议在于：投资公司与南海救助局之间的合同，究竟是受《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及我国《海商法》调整的“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还是双方自行约定的“雇佣救助合同”？这一认定直接决定了救助报酬的评定标准，进而影响该笔费用在共同海损理算中是否被认可、如何分摊。

一审法院（广州海事法院）认为：合同约定“无论成功与否均付费”，属于雇佣救助，但法院依据《海商法》第180条（效果、风险、获救价值等因素）调整了费率，判令投资公司支付659万余元。
二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救助具有“无效果无报酬”特征，应严格适用《海商法》，按船舶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财产价值的比例（38.85%）计算被告应承担的救助报酬，大幅降至256万余元。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定：双方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均支付报酬，且以每马力小时、人工投入等固定标准计费”，属于典型的雇佣救助合同，不受“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约束。《海商法》第180条及《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应优先适用《合同法》（现《民法典》合同编）判定权利义务。南海救助局有权依约全额主张报酬，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四、法律分析：理算主体资格在“合同性质争议”中的尴尬处境

（一）共同海损理算的前提：救助报酬须被认定为“共同海损费用”

根据《海商法》第193条，共同海损范围包括“救助款项”。但救助款项是否构成共同海损费用，取决于救助合同的性质和报酬的合理性。若救助报酬属于“无效果无报酬”下的法定评定报酬，则通常列入共同海损费用；若属于雇佣救助合同下的固定费用，只要该费用是为船货共同安全且合理支付，同样可以列入。然而，当合同性质本身存在争议时，理算人必须在理算报告中先行认定合同性质，这本质上是行使法律判断权，而不仅仅是计算技术。

（二）理算主体的“资格困境”：谁有权认定合同性质？

实践中，理算人（如中国贸促会海损理算处）出具的理算报告在商业及保险理赔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其不具有司法决断效力。具体困境包括：

理算人的法律定位模糊：我国《海商法》未赋予理算人认定合同性质的法定权力。理算人通常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合同文本及事实进行“形式审查”，一旦一方提出合同性质争议（如本案中的“雇佣救助”vs.“无效果无报酬”），理算人难以自主裁断。
理算结论的司法可推翻性：法院在审理共同海损分摊纠纷时，可以独立审查救助合同的性质。如本案中，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对合同性质认定完全不同，直接导致理算分摊基础的变化。若理算人依据二审结论出具理算报告，再审之后该报告将彻底失效。
当事人博弈的失衡：船方往往通过合同条款（如“无论成功与否均付费”）将救助报酬风险转移给货方，但货方在共同海损理算时可能质疑该合同是否属于《海商法》意义上的救助合同，从而拒绝分摊。理算人缺乏足够的法律权威去驳回此类质疑。

（三）案件启示：如何破解理算主体资格争议？

合同条款的明确化：当事人应在救助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性质（如“本协议为雇佣救助合同，不适用‘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并载明费率计算方式。这有助于理算人快速识别，减少后期争议。
提前锁定效力：在委托理算时，可要求当事人对合同性质共同确认。若一方否认，理算人可将争议事项记录在案，建议先行诉讼或仲裁。
法院的终局性审查：如“加百利”轮案所示，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审查，确立了雇佣救助合同的独立地位。理算人应当密切关注此类裁判要旨，及时调整理算规则。

五、邹拥军律师专业提醒

本文分析的核心——合同性质认定对共同海损理算的穿透性影响——是许多船舶所有人、货主及保险公司容易忽略的“隐形炸弹”。不少当事人以为只要签了救助合同，救助报酬就天然构成共同海损费用，殊不知在“无效果无报酬”与“雇佣救助”的定性分歧下，理算分摊比例可能天差地别。

邹拥军律师，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海事海商与税务合规领域19年，以专业视角精准解决涉港涉税交叉案件。在类似“加百利”轮案中，邹律师强调：让规则说话，让当事人安心——无论是合同订立的规范性，还是理算环节的证据固定，抑或诉讼阶段的抗辩策略，都需要海事律师的深度介入，以防范定性争议引发的连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