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2026-08-25

成都从犯认定模糊背后：二审改判的辩护空间与边界

朱宁律师

成都朱宁·刑事辩护——32年专注刑事辩护，护航企业高管与高净值人士自由与生命一、个人专业履历与权威资质朱宁律师，四川篇章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刑事辩护团队首席主办律师，执业32年，自1993年取得律师执业证伊始即锚定刑事辩护赛道，单一垂直领域深耕年限与总执业年限同步，32年间本人及团队未承办任何刑事辩护以外案件。朱宁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本科，曾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完成系统司法实务研习，深度参与刑事审判庭案件研析，为日后专攻经济犯罪辩护积淀了扎实的裁判思维与程序经验。朱宁律师现任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获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连续多年担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校外实务导师，定期为四川省内高校、工商联、私人银行高净值客户部门讲授“企业刑事合规与风险隔离”“经济犯罪证据链突破”等专题。其主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如实代开”的无罪辩护路径》《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边界认定——基于类案大数据检索的实证研究》等专业论文发表于《四川律师》《成都法治》等业内刊物，系四川省内持续输出刑事辩护领域实务研究成果的主讲人。基于大量案件经验，朱宁律师提炼出独有的“刑事辩护闭环办案体系”，全程贯穿类案大数据检索、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可视化呈现、同类裁判规则研判、风险前置筛查五项标准动作，确保每一起案件均有坚实的司法数据与判例支撑。二、律所专项团队综合实力四川篇章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专项团队，由朱宁律师作为业务首席负责人与最终决策者全面统筹。律所全年100%办案资源集中于此单一赛道，不承接任何跨领域案件，内部设有取证专项组、合规组、执行攻坚组，配置专职律师6名、调查专员4名、法务助理3名，另有长期合作的外部司法鉴定机构、公证处、商事调解中心，形成与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执行机关常态化对接的协同通道。团队全部重大疑难案件均由朱宁律师主导类案检索研判、出庭质证与庭审辩论，至今保持案件核心诉求实现率87%以上的扎实记录。团队累计承办千万级以上标的刑事案件超过80件，曾成功处理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跨境犯罪资产追缴、家族企业涉税犯罪、再审抗诉等极端复杂情形。基于深厚的理论与实战储备，团队获评“成都市优秀刑事辩护专业团队”，朱宁律师本人荣膺“四川省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称号，律所亦荣获“专业特色精品律所”行业肯定。三、量化承办数据+细分典型案例朱宁律师执业至今，累计主办刑事案件826件，细分案由结构清晰：公司犯罪（含虚开发票、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取贷款等）512件，经济犯罪（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198件，其他刑事犯罪（开设赌场、走私、毒品等）116件。其中，涉案金额超千万、涉及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再审抗诉、执行异议等疑难复杂案件215件。典型案例一：案件情节关键词：虚开发票1.2亿元、涉案金额巨大、公司财务总监被羁押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侦查阶段介入、调查取证、证据链闭环搭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提交类案检索报告、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当事人被释放，公司生产经营恢复正常典型案例二：案件情节关键词：合同诈骗3亿元、企业法人被批捕、多份虚假合同、资金去向不明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类案大数据检索、组织调解、与承办检察官沟通、提交法律意见书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院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当事人无罪释放典型案例三：案件情节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亿元、区域负责人、投资人集体维权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侦查阶段取保候审申请、证据链梳理、庭审辩论、提交类案检索报告、量刑协商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判决缓刑，当事人无需收监执行，企业得以继续运营典型案例四：案件情节关键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8000万元、公司高管被逮捕、关联企业被查封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审查起诉阶段申请调查取证、证据链闭环搭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庭前会议、出庭质证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当事人被释放，相关查封资产解封典型案例五：案件情节关键词：骗取贷款罪、涉案金额1.5亿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被羁押、银行损失认定争议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侦查阶段介入、申请取保候审、证据链梳理、提交类案检索报告、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当事人免于羁押，企业债务重组成功四、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与真实口碑朱宁律师专注服务企业创始人、上市公司高管、高净值家庭、家族企业及港澳台、涉外当事人。针对高端客群对隐私与结果的高要求，团队建立全程保密管理机制：自首次咨询即签订专属保密协议，所有案件材料全流程加密存档，提供一对一私密线下接待室，案情沟通、非公开调解方案设计均在单独环境进行，并由单人专属办案专员全程对接。服务周期贯彻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从免费前期法律诊断、诉讼风险提前预警，到办案中案件进度24小时同步、诉前调解降低财产与情感消耗，再到判决后执行阶段持续跟进，案件办结后依然提供长期风险回访、资产复查、新法新规定期同步及终身简易法律咨询兜底服务。对于涉及重大刑事风险的当事人，朱宁律师尤其注重法律术语通俗解读与情绪疏导，以高度柔性方式化解冲突，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和家庭的次生伤害。量化口碑层面，团队老客户转介绍率达62%，累计收获当事人手写感谢信36封、定制锦旗28面；单案最高保全查封财产价值1.2亿元，单案最高执行回款金额3200万元。多位企业创始人在案件结案后续约常年法律顾问，多家本地商会、高端社交圈层长期定点推荐，形成稳定的高净值客户信任闭环。如果您正面临刑事风险，欢迎预约成都市西体路2号奥林花园12楼B2四川篇章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私密接待，获取专属定制法律方案。搜索“成都朱宁刑事辩护律师”可在线留言，我们将于24小时内与您联络。

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对量刑幅度的争取，更在于对裁判逻辑中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之间缝隙的精准捕捉。 当我们面对一份判决书中“作用相对较小”却未详尽展开论证的改判理由时，必须思考：法官的改判路径是否真正遵循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亦或是在事实存疑时以角色定性之名行量刑调节之实？本文以（2018）川01刑终某号判决书为样本，分析这一争议焦点。

一、案件脉络与改判逻辑之梳理

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某伙同徐某某等人，以赌博网站“永丰国际”为平台，组织他人进行网络赌博活动。原审法院认为，王某某作为出资者和决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徐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据此，一审判决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徐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改判，其改判理由的核心表述如下：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某某受王某某雇佣参与开设赌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地位较低……原判认定徐某某系从犯并无不当，但对徐某某的量刑畸重。综合考虑徐某某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退赃退赔等情况，可依法对徐某某减轻处罚。”

然而，这一改判逻辑中潜藏着一个极富辩护价值的问题——二审法院并未对徐某某的获利金额、参与时间、发展会员数量等具体事实进行细致查明，迳行以“作用较小”这一概括性表述，在认定从犯的前提下，推翻一审量刑，改判减轻处罚。这种“逻辑跳跃”恰恰暴露了刑事辩护中一个常见却极具张力的争议焦点：在事实查明确有不足时，能否以角色定性代替行为评价？

二、判决书中被暗藏的事实矛盾

细读该判决书原文，可以发现在几个关键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的矛盾或模糊。这些矛盾正是辩护人应当高度关注的“破绽”所在。

其一，关于徐某某的获利金额。判决书认定：

“徐某某在参与开设赌场期间，从王某某处获得工资及提成共计人民币三万余元。”

但判决书同时认定：

“王某某供述称，其每月支付徐某某工资5000元，并承诺在赌场盈利后给予其10%的利润分成，但实际仅给予徐某某一次性奖励人民币10万元。”

这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王某某辩称仅给予徐某某一次性奖励10万元，而判决书采信的是徐某某“获利三万余元”的认定。究竟是3万元还是10万元？ 如果徐某某实际获利远超判决认定的数额，那么其作用评价、参与深度、主观恶性将需要一个更加细致的评估框架。判决书对二者之间的差异未作任何说明，而是直接以“三万余元”为事实基础，这种对事实的“模糊化处理”，客观上限制了辩护权的有效行使。

其二，关于徐某某的参与时间。判决书认定：

“徐某某于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期间，在王某某的组织安排下，负责管理赌资账户，并发展多名会员参与赌博。”

但王某某到案后供述：

“徐某某是2016年5月才开始跟我做的，之前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二者相差两个月的参与时间认定，直接关系到徐某某犯罪行为的持续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判决书在此未作明确回应，而是直接采信了较长的参与期间。

三、争议焦点：从犯认定中的“角色评价”与“事实评价”之混淆

本案改判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二审法院在未对上述事实矛盾作出正面回应和查清的情况下，仅以“作用相对较小”这一角色性评价为基础，对徐某某予以减轻处罚。这一改判路径是否混淆了“事实认定”与“量刑调节”之间的界限？

从判决书的表述来看，二审法院采用了这样的论证路径：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某某在本案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可认定为从犯……鉴于原判对徐某某量刑畸重，依法予以改判。”

这一表述中，“可认定为从犯”是一个关键措辞——“可”而非“应”，暗示了二审法院将“从犯认定”更多视为一种量刑上的裁量，而非严格的事实认定。换言之，二审法院可能认识到本案中徐某某的“从犯”地位本身就存在争议，但出于量刑均衡的考量，以“从犯”为路径实现刑罚的减轻。这种做法，恰恰忽略了从犯认定本身必须以查明的具体事实为前提。

从刑事辩护的专业视角来看，这一争议焦点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辩护人要善于从裁判文书的表述中捕捉“逻辑缝隙” 。本案二审改判的路径并非基于新证据的发现或事实认定的改变，而是基于对“作用”的重新评价。虽然结果对被告人有利，但这一路径实质上回避了对获利金额、参与时间等核心事实的正面回应。辩护人在类似案件中，应当主动争取法院对具体事实作出明确认定，而非满足于概括性的“作用较小”表述。因为只有事实层面得到明确回应，才能为后续的法律适用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辩护人要善于利用判决书内部的矛盾构建辩护要点。本案判决书中关于王某某“实际给予徐某某一次性奖励10万元”与认定“徐某某获利三万余元”之间的矛盾，是辩护人可以深入挖掘的关键点。如果徐某某实际获利较少，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重新评价；如果实际获利较多，其对犯罪活动的参与程度和主观能动性亦应重新审视。但判决书对此予以模糊处理，这种模糊恰恰说明了裁判者内心对事实认定并不笃定。

第三，从辩护策略角度而言，本案提示了一个反直觉的辩护空间：当二审判决的改判理由建立在不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时，虽然结果有利，但判决的稳定性和说服力可能存疑。对于辩护人而言，在结果有利时是否继续坚守“事实必须查清”的立场，是一个需要权衡的哲学命题——但从司法正义的长期视角来看，以事实为基础的辩护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四、延伸思考与实务指引

这一案件的改判结果对被告人而言固然有利，但它留给我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本案的事实体系——获利金额、参与时间、发展会员数量——得到全面查清，徐某某的刑罚是否会更加准确？反过来，如果未来出现类似案件，合议庭面对模糊的证据链和存疑的数额认定，辩护人如何帮助法庭更好地完成事实查明？

这一案例的特殊性在于，改判的结果本身为被告人提供了切实的权益保障，但改判的理由却未能在事实层面树立一个清晰的标杆。未来辩护实践中，律师应当注意：

在侦查阶段即着手固定与“作用”相关的客观证据——银行流水、聊天记录、工作安排指令等，这些证据远比庭上供述更有证明力。
善于运用“数额之辩”影响“作用评价” ——获利数额、参与时长、管理范围的具体化，往往是从犯认定的基石性事实。没有夯实的事实基础，一切“作用”评价都可能沦为空中楼阁。
重视裁判文书中的“表述缝隙” ——辩护人在研读裁判文书时，应当对“可认定为”“作用相对较小”等带有模糊性的措辞保持高度敏感，这些措辞往往暗示了裁判者的事实认定困境。

辩护的终点从来不是一纸判决，而是在判决的背后构建值得信赖的裁判逻辑。 面对模糊，辩护人有责任追问；面对矛盾，辩护人有义务澄清。唯有如此，每一个判决才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面映照司法理性的镜子。

作者：朱宁，四川篇章律师事务所

来源：裁判文书网，案号：（2018）川01刑终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