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涉外其他合同纠纷准据法适用：规则解析与风险防范

好的，作为一名专注于合同纠纷领域的律师，我将根据您的要求，以“涉外其他合同纠纷之准据法适用”为主题，进行普法文章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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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合同起波澜，法律适用是关键：一则涉外合同纠纷的准据法适用全解析

在全球化商业浪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外国企业“引进来”早已是常态。随之而来的，是涉外合同纠纷数量的逐年攀升。对于许多当事人而言，合同履行出现问题后，第一个困惑往往是：“我们在中国签的合同，为什么法院要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合同里明明写好了适用法律，怎么还能被认定无效？”

这背后，正是一个在国际私法（冲突法）中至关重要，也最令当事人感到神秘的制度——准据法的适用。今天，我们将结合一则真实的涉外其他合同纠纷案例，以案说法，深度剖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如何一步步确定涉外合同的准据法，以及其中的关键节点与风险防范。

一、 案情回顾：一份没有约定适用法律的《合作协议》

济南市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与新加坡某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某公司”）于2020年签订了一份《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在马来西亚开发一个智慧城市项目。协议中，双方对出资比例、利润分配、项目运营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却唯独遗漏了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法律适用条款。

合作初期，项目进展顺利。然而，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及项目成本超支，双方在项目后续出资及收益分配上产生严重分歧。新加坡某公司依据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定在新加坡仲裁），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但济南某公司认为，该协议的核心履行地在马来西亚，且双方未约定准据法，应当适用马来西亚法律。而新加坡某公司则认为，双方均为亚洲企业，应适用新加坡法律或中国法律。

双方对法律适用的巨大分歧，直接导致了仲裁程序的复杂化和成本的急剧上升。尽管最终仲裁庭依据其认为最密切联系的“特征性履行”原则，确定了适用法律，但过程耗时近两年，律师费、专家证人费等支出让双方均精疲力尽。这个故事，正是我们今日剖析的绝佳样本。

二、 何为“准据法”？为何它是涉外纠纷的“胜负手”？

在涉外合同中，准据法（Governing Law） ，是指经冲突规范指引，用来确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律。

它之所以被称作“胜负手”，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可能截然相反。例如，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诉讼时效的长短、合同无效的后果、损害赔偿的范围（是否包括间接损失）等，中国法、新加坡法、马来西亚法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选择不同的准据法，可能直接决定案件的最终走向和赔偿金额的多少。

（一） 准据法确定的“三步走”规则（痛点关键词：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性履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我国法院在确定涉外合同准据法时，遵循清晰的逻辑顺序：

1. 第一步：尊重“意思自治”原则。 这是首要原则。如果合同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适用法律（如“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那么在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法院应当直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是最优先、最明确的方式。

2. 第二步：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那么法院将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实践中，法院通常会运用**“特征性履行”** 理论来辅助判断。何为特征性履行？简单来说，就是看合同中最能体现合同本质特征的一方（如买卖合同中的卖方、服务合同中的服务提供方）的住所地、营业地或履行地法律。

   • 关键细节： 在我们的案例中，合作协议的特征性履行行为是提供技术服务和项目运营，可能涉及多方主体。法院或仲裁庭会综合考量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当事人营业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多个连接点，寻找“最重”的那个。

3. 第三步：适用国际条约或惯例。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我国法律或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相关事项有规定，则优先适用。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在符合条件时自动适用。

（二） 本案争议焦点聚焦：未约定准据法时，法院如何裁判？

本案中，济南某公司与新加坡某公司未作选择，导致适用法律不确定。假设该纠纷在中国法院审理，法官会如何操作？

1. 识别与定性： 首先，法官需将此纠纷定性为“涉外合同纠纷”（因一方当事人为外国公司），并明确其属于“其他涉外合同纠纷”的范畴。
2. 引用冲突规范： 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3. 综合裁量： 法官会分析本案中的多个连接点：
   • 合同签订地： 济南（通过网络会议签署）。
   • 合同履行地： 马来西亚（项目所在地）。
   • 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 济南（科技公司）、新加坡（投资公司）。
   • 最密切联系地： 这是辩论的核心。是项目所在地马来西亚？还是技术提供方所在地中国？或是资金提供方所在地新加坡？
4. 法院裁量倾向： 实践中，如果一方是专门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其技术开发、数据处理的实体行为（特征性履行）多在其住所地进行，故法院可能倾向于适用中国法律。但如果项目本身是一个整体性工程，需在马来西亚持续运营，且涉及当地审批、劳工、税务等，法院也可能认为与马来西亚关联性更强，从而适用马来西亚法律。

三、 当事人痛点与风险警示（痛点关键词：败诉风险、诉讼成本、不可预见性、法律查明、外国法内容）

准据法的不确定，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仅是商业上的损失，更是巨大的法律风险与程序负担。

1. 诉讼成本剧增： 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双方聘请不同法域的律师、法律专家进行论证。外国法的查明（Proving Foreign Law）本身就极其昂贵且耗时。当事人需承担高昂的律师费、专家证人费、翻译公证认证费。
2. 败诉风险陡增： 若准据法不利，且无法精确预判，当事人将可能在诉讼/仲裁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极易导致败诉。
3. 程序复杂性提升： 对外国法的理解偏差可能引发更多程序性争议，如管辖权异议、证据规则适用等，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执行困难。
4. “公共秩序保留”的隐忧： 即使双方约定了适用外国法，如果该外国法的适用会违反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或法律的基本原则，中国法院也可能排除适用。这也增加了结果的不确定性。

四、 律师专业建议：如何在合同签订阶段就“锁定胜局”

涉外合同的准据法适用，并非事后救济，而应是事前防范的核心步骤。

• 明确约定法律适用条款： 这是最核心、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在合同谈判中，必须将“Governing Law”条款作为“不可妥协”的条款之一。应结合合同性质、履行地、双方所属国法律环境与执行便利性，综合决定适用何国法律。
• 细化争议解决条款： 准据法与争议解决方式（诉讼/仲裁）、争议解决地（法院/仲裁机构）紧密相关。例如，选择了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通常意味着适用英国法。选择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则可能倾向于适用新加坡法。务必将两者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并明确约定。
• 关注“公共政策”与“强制性规定”： 即便约定了外国法，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知名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因违反中国有关外汇管理、境外投资审批等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条款无效或难以执行的案例非常多。
• 保留证据： 在履约过程中，所有与合同有关的函件、通知、会议纪要等，都应注明法律适用和管辖的考量，避免在争议发生后，对合同条款的解释产生歧义。

五、 结语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是国际商事交易的核心基石，也是法律风险管理的最高阶领域。它考验的不仅是法律知识，更是对商业逻辑和跨国法律环境的深刻洞察。本文通过上述案例，希望能拨开准据法适用问题上的神秘面纱，提醒每一位从事跨境业务的当事人：在签署合同之前，投入精力去分析并明确准据法，是远比事后投入巨额成本去解决法律争议更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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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涉外合同纠纷准据法适用高频问答（含济南地区视角）

| 序号 | 问题与回答（Q&A） | | :-- | :-- | | 1 | Q：我是济南的企业，与香港公司签合同没约定法律，发生纠纷在济南中院起诉，法院会怎么确定准据法？
A： 您好！济南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会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进行判断。首先看有无明确约定；若无约定，法院会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具体会考量合同履行地、当事人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若香港公司是特征性履行方（如服务提供方），则可能适用香港法律；若合同履行地在大陆或与济南关联度更高，也可能适用中国大陆法律。 | | 2 | Q：我们和德国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合同，约定适用德国法律，但在中国履行发生争议，能否主张适用中国法律？
A： 原则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你们约定的德国法律有效。但若适用德国法律会违反中国法律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则中国法院会排除适用。若合同主要履行地在中国，且与中国有更密切的联系，可以尝试主张适用中国法，但证据挑战较大，需要充分的理由。 | | 3 | Q：什么是“特征性履行”？在服务贸易合同中如何判断？
A： “特征性履行”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重要方法。简单说，就是看哪个行为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比如在技术服务合同中，提供技术服务一方（技术方）的住所地法通常被视为特征性履行法；在货物销售中，卖方交货的行为是特征性履行。判断需结合合同具体内容和商业目的。 | | 4 | Q：律师在涉外合同中通常扮演什么角色？能帮我决定适用哪国法律吗？
A： 律师（如我们这类专业涉外律师）会为您提供法律风险分析和策略建议。我们会综合考虑合同性质、标的额、履行地法律环境、成本、判决/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便利性，为您推荐最有利且最可预测的法律，并协助您起草条款。但不能替您“决定”，决策权在您。 | | 5 | Q：涉外合同没有约定准据法，并且合同内容涉及多个国家，法院如何把握“最密切联系”？
A： 这叫“合同分割法”问题。法院会采用“分割”方法，把合同的不同部分（如成立、效力、履行）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例如，合同效力可能适用公司所在地法，而履行细节可能适用履行地法。这非常复杂，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律师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分析。 | | 6 | Q：如果外国法内容无法查明怎么办？
A： 这是一个常见问题。法院会要求当事人提供外国法内容，或者通过司法协助、外交途径、专家提供等途径查明。如果经过一切合理努力仍不能查明，或者该外国法没有相关规定，法院会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 | 7 | Q：济南企业去新加坡仲裁，仲裁庭是否一定优先适用新加坡法律？
A： 不一定。如果你们在合同中没约定法律，仲裁庭（如SIAC）会根据其认为适当的冲突规范（如“最密切和真实联系”原则）来选择法律，综合考虑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当事人营业地等因素。并非绝对适用仲裁地法。 | | 8 | Q：约定适用第三国（如英国）法律，但合同履行完全在中国境内，法院会支持吗？
A： 实践中，中国法院对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无实际联系的第三国法律持谨慎态度。如果合同与中国有最密切联系（如双方均为中国企业，履行地在中国），法院可能以该选择违反公共政策或者属于“规避中国强制性规定”为由，否定其效力。 | | 9 | Q：涉外合同中约定“本合同适用国际商务惯例”，是否有效？
A： 有效，但“国际惯例”的范围广泛，且解释不统一。为避免不确定性，建议将其具体化，例如明确为《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等特定文件，并明确其解释规则。 | | 10 | Q：在诉讼中对外国法有异议，由谁来举证？
A：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主张适用外国法的当事人负有证明该国法律内容的义务。法院也会主动依职权查明，但当事人应积极提供相关法律条文、判例、权威法学著作等证据，必要时申请外国法律专家出庭作证。 | | 11 | Q：我们与青岛的一家公司签订涉外合同，发生纠纷后，是否必须去青岛中院起诉？
A： 不一定。首先要看你们有无协议管辖条款。若无约定，则根据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规定，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并非必然在青岛。 | | 12 | Q：合同约定了“本合同受瑞士法管辖”，但我们根本不懂瑞士法，风险大吗？
A： 风险很大。你必须依赖律师和专家证人，成本极高，且结果不可预测。强烈建议对拟适用的法律有清晰理解和准备时，再选择适用。否则，选择相对熟悉或我国法律更为有利。 | | 13 | Q：如果双方在争议发生后，还可以补充协议选择准据法吗？
A： 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补充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但要注意，如果对方不同意，则无法达成补充协议。 | | 14 | Q：在确定准据法时，法院会考虑判决或裁决的“可执行性”吗？
A： 会，但这是在后期的承认与执行阶段重点考虑的。在确定准据法阶段，法院主要考虑法律适用本身的问题。如果判决涉及基于中国法产生的义务，在中国执行自然相对顺畅。如果适用外国法作出的判决，还需要经受住承认与执行程序的审查。 | | 15 | Q：“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具体指什么？在济南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有无案例？
A： “公共秩序”通常指国家的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及法律的基本原则、道德的基本观念。在济南中院审理的案件中，如果适用外国法导致明显违反我国上述原则，法院会排除适用。例如，涉及我国外汇管制、禁止性行业投资等强制性规定时，极易触发此条。 | | 16 | Q：我们公司在美国上市，子公司与国内公司签订合同，能否直接约定适用美国法律？
A： 可以约定，但要慎重。需要评估美国联邦法与州法的复杂性，以及高昂的诉讼成本。同时，还需考虑该选择是否违反中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如涉及中国境内履行的外商投资合同等）。建议详细评估后决定。 | | 17 | Q：小额涉外合同（如跨境网购）发生纠纷，也适用这套复杂的准据法规则吗？
A： 对于消费者合同，我国法律有特殊保护性规定。消费者可以选择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通常是中国）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无经营活动的，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这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 | | 18 | Q：在涉外仲裁中，仲裁庭是否也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关于冲突规范的规定？
A： 不一定。仲裁庭通常依据其仲裁规则（如贸法会规则、SIAC规则）或者其认为适当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准据法。因此，即使在中国内地仲裁，仲裁庭仍可能适用非中国冲突规范。 | | 19 | Q：约定准据法时，是否需要将“合同有效性”与“合同履行”分开约定？
A： 可以分开，但在实践中不推荐。分开约定会导致法律适用碎片化，增加争议和不确定性。更稳妥的做法是选择一个统一的法律来管辖合同的成立、效力、履行、解释、违约救济及争议解决的全过程。 | | 20 | Q：发生纠纷后，我们发现合同约定的法律对我方极为不利，还有挽回余地吗？
A： 可以尝试从合同条款的效力入手。例如，主张该法律选择条款是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下达成的；或者主张该外国法违反我国公共政策；或者主张该外国法无法查明。但这属于“亡羊补牢”，难度极大，并非常规胜诉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