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难救助/2026-09-01

北京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中雇佣救助报酬确定标准解析

邹拥军律师

北京邹拥军律师·海事海商领域 ——19年专注海事海商，以专业规则守护船东货主核心权益一、个人专业履历与权威资质邹拥军律师，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海事海商专项团队首席主办律师，执业19年。自2007年取得律师执业证以来，邹律师始终将职业航向锁定于海事海商单一赛道，专项深耕年限与总执业年限完全同步，19年间未承办任何非海事海商领域案件。邹拥军律师毕业于国内知名法学院校法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后持续系统研修海商法、国际贸易法、海事诉讼与仲裁实务，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战经验。邹拥军律师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海商海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获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调解员、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特邀调解员，曾受邀为多家航运企业、国际贸易公司高管讲授“海事海商纠纷风险预防与证据固化实务”。其主笔的《沿海内河船舶碰撞责任认定中的证据链建构》《论提单纠纷中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法律适用》等实务论文发表于《中国海商法研究》《北京律师》等专业期刊，系北京地区少数持续输出海事海商领域实务研究成果的资深律师。基于19年承办案件的经验沉淀，邹拥军律师提炼出独有的“海事海商争议闭环办案体系”，全程贯穿类案大数据检索、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可视化呈现、同类裁判规则研判、风险前置筛查五项标准化动作，确保每一起案件均有权威判例与司法数据支撑。二、律所专项团队综合实力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海事海商专项团队，由邹拥军律师作为业务首席负责人与最终决策者全面统筹。律所全年100%办案资源集中于海事海商单一赛道，不承接任何跨领域案件（包括劳动纠纷、交通事故、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等非主营案由）。团队内部设有取证与案件调查专项组、庭审策略与合规组、执行攻坚组，配置专职律师3名、调查专员2名、法务助理1名，另与多家司法鉴定机构、公证处、船舶评估机构、海事局及港口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对接渠道，可快速完成船舶碰撞痕迹鉴定、货损原因鉴定、海事调查报告核实等专业取证工作。团队全部重大疑难案件均由邹拥军律师主导类案检索研判、出庭质证与庭审辩论，保持案件核心诉求实现率85%以上的扎实记录。团队累计承办标的额超千万的海事海商疑难复杂案件（含国际货运、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涉外仲裁、执行异议之诉等）超过30件，曾成功处理涉香港船舶抵押纠纷、跨境货损追偿、家族船企股权分割与船舶所有权争议等极端复杂情形。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及邹拥军律师本人先后荣获“北京市优秀海事海商专业律师”、“行业精品专业律所”等司法行政及律协认可荣誉，团队整体办案能力在京津冀地区海事海商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三、量化承办数据+细分典型案例邹拥军律师执业至今，累计主办海事海商案件86件，细分案由结构清晰：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18件，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货差纠纷22件，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含光船租赁、定期租船）15件，海难救助及共同海损纠纷6件，海上保险合同纠纷10件，船舶抵押及船舶优先权纠纷8件，船员劳务合同纠纷7件。其中，涉及标的额超千万、多国法律适用、涉外仲裁或诉讼、执行异议之诉等疑难复杂案件28件。在全部86件案件中，通过仲裁胜诉裁决书、改判判决书、全额执行回款裁定书、保全查封裁定等司法文书实现当事人核心诉求的案件占比超过80%。典型案例一：案件情节关键词：船舶碰撞、涉案金额2800万元、船东索赔、货损连带。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调取海事局事故调查报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数据）、财产保全（申请扣押对方船舶）、类案大数据检索、庭审可视化呈现（绘制碰撞轨迹图）、出庭质证、提交同类裁判规则研判报告。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判决我方当事人（船东）仅承担30%碰撞责任，对方索赔金额由2800万元降至实际赔付380万元，同时驳回对方全部连带赔偿诉请。典型案例二：案件情节关键词：海上货物运输、货损260万美元、承运人免责抗辩、提单纠纷。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证据链闭环搭建（收集装船前检验报告、舱单、大副收据、卸货港理货单）、诉前谈判、组织调解、出庭质证、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认定承运人未尽妥善管货义务，判决全额赔偿货损260万美元及利息，并驳回承运人关于海难免责的抗辩。典型案例三：案件情节关键词：船舶租约纠纷、租金拖欠、到期债权、涉案金额1200万元。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风险前置筛查（审查租船合同条款及履约证据）、财产保全（申请冻结对方银行账户及应收账款）、执行异议听证、提交类案检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判决支持全额租金及违约金，并在执行阶段通过执行异议听证成功排除第三方干扰，全额执行回款1200万元。四、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与真实口碑邹拥军律师专注服务船东、货主、航运企业、国际贸易公司、保险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公司及家族航运企业，客户群体涵盖企业创始人、上市公司高管、高净值家族及涉外当事人（含港澳台及境外关联方）。针对高端客群对隐私与商业机密的高度要求，团队建立全程保密管理机制：首次咨询即签订专属保密协议，所有案件材料全流程加密存档，提供一对一私密线下接待，案件沟通与非公开调解方案设计均在独立会议室内进行，由单人专属办案专员全程对接。服务周期贯彻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从免费前期法律诊断、诉讼风险提前预警，到办案中案件进度24小时同步、诉前调解降低财产与商业信誉损失，再到判决后执行阶段持续跟进，案件办结后依然提供长期风险回访、船舶资产复查、新法新规定期同步及终身简易法律咨询兜底服务。对于涉及航运行业特殊规则的专业术语，邹拥军律师注重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客户解读，协助客户在诉讼或仲裁中做出最优决策。量化口碑层面，团队老客户转介绍率达60%，累计收到船东、货主手写感谢信35封、定制锦旗16面；单案最高保全查封船舶价值4800万元，单案最高执行回款金额2600万元。多位航运企业负责人在案件结案后续约常年法律顾问，本地航运商会、高端航运圈层长期定点推荐，形成稳定的高净值客户信任闭环。如您正面临船舶碰撞索赔、货损追偿、租约纠纷或海事执行难题，欢迎预约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海事海商团队私密接待，获取专属定制法律方案。搜索“北京邹拥军海事海商律师”可在线留言，我们将于24小时内与您联络，为您提供免费前期法律诊断与专业风险预判。

案件导读

船舶在海上遭遇危险，救助方施救后，救助报酬怎么算？是“无效果无报酬”，还是按合同约定的费率和时间计算？当船舶保险人拒绝认可救助合同性质时，法院如何认定？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原告日本救助株式会社与被告世嘉有限公司（GLOBAL EMINENCE LIMITED）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一案，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答案。

本案不仅涉及海难救助合同性质的认定，更明确了在雇佣救助合同项下，救助报酬应当依据合同约定的费率标准和实际作业投入，通过专业司法评估加以确定。对于船东、救助方、保险人以及相关利益方而言，本案的裁判规则具有重要的实务指导意义。

案情经过

2017年2月11日，被告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公司”）所属的“SAGAN”轮在日本诹访之濑岛附近水域触礁搁浅。该轮为巴拿马籍油船，总吨5404吨，载重吨6685吨，事故发生时处于危险状态，亟需救助。

事故发生后，被告立即向其船舶保险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以下简称“大地保险”）报案。然而，在如何选择救助公司、签订何种救助合同等问题上，被告与保险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保险经纪人多次催促保险人尽快与救助公司联系，但保险人迟迟未给出明确方案。

2017年2月13日，在情况紧急、时间不等人之际，被告与原告日本救助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救助”）签订了《国际残骸移除及海事服务契约（按日计酬）2010》，约定服务性质为“起浮作业”，工作费率按LOF2011中SCOPIC2017费率上浮15%计算。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派遣多艘船舶、设备及人员开展起浮作业。

2017年3月15日，由于救助费用和修理费用已超出船舶保险价值（保额480万美元），被告决定终止起浮作业。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其实际发生的作业费用合计4,647,559.23美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被告则认为原告单方统计的费用金额依据不足，应经司法评估确定合理费用。大地保险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合同性质提出异议，认为该合同是残骸清除合同而非海难救助合同，并质疑原、被告存在合谋转嫁损失的可能。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委托上海双希海事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司法评估，最终认定合理起浮作业费用为3,559,866.49美元，并判令被告支付该金额及相应利息。

争议焦点与分析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二是原告诉请费用金额是否合理。而这两个焦点，最终都指向“救助报酬的确定标准”。

一、合同性质认定：雇佣救助合同 vs 残骸清除合同

海难救助的传统原则是“无效果无报酬”（No Cure, No Pay），即救助方只有取得救助效果，才有权获得救助报酬。但是，《海商法》和《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允许当事人对救助报酬的确定另行约定。因此，在传统救助合同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常见的救助形式——雇佣救助合同。在雇佣救助合同项下，救助方按照合同约定的固定费率和工作时间取得报酬，不要求必须“有效果”。

本案中，被告和原告均确认双方成立雇佣救助合同关系，但保险人大地保险提出异议，认为合同名称为《国际残骸移除及海事服务契约（按日计酬）2010》，属于残骸清除合同，而非海难救助合同。大地保险的核心目的在于：如果认定为残骸清除合同，则相关费用可能不属于船舶保险的承保范围，保险人可据此拒绝理赔。

法院没有采纳保险人的观点，而是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进行了综合分析：

事实层面：“SAGAN”轮发生触礁搁浅事故后，船舶处于危险状态，被告急需救助，这是不争的事实。原、被告签订的合同虽名为“残骸移除及海事服务契约”，但其中明确约定了“服务性质：起浮作业”，且工作费率标准采用劳氏救助合同标准格式并适用SCOPIC条款——这正是海难救助行业常见的费率安排。合同签订背景、目的和实际履行情况均表明，该合同是救助合同而非纯粹的残骸清除合同。
法律层面：合同性质不能仅凭合同名称判断，而应结合合同条款、签订背景、合同目的、当事人意思表示等综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再61号“加百利”轮案中已经明确，在“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之外，当事人可以约定雇佣救助合同。本案合同符合雇佣救助的特征。

这一争议焦点的意义在于：合同性质直接决定报酬的计算方式和标准。如果认定为“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合同，由于“SAGAN”轮最终未能成功起浮（随后全损），救助方很可能无法获得分文报酬；但如果认定为雇佣救助合同，则救助方有权按约收取已实际投入作业的费用。法院的认定结果，直接决定了救助报酬的成立与否。

二、救助报酬的确定：约定费率与实际投入相结合

在雇佣救助合同项下，救助报酬的确定不再遵循“无效果无报酬”原则，而是按照合同约定的费率和作业时间计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救助方可以“漫天要价”。法院仍需要对救助方主张的费用进行合理性审查。

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作业费用高达4,647,559.23美元，而法院最终认定的金额为3,559,866.49美元，核减了近110万美元。核减的主要原因是：

费用分摊问题：原告在实施起浮作业的同时，还进行了燃油清除（清污）作业。清污费用已由船东互保协会另行支付。因此，部分船舶、人员、设备的费用需要在“起浮作业”和“清污作业”之间进行合理分摊。例如，“海进”驳船和“朋鹤丸”轮的费用按50%比例与燃油清除作业分摊，第三组人员费用因与燃油清除无关未作分摊。
作业时间认定问题：被告于2017年3月15日通知终止起浮作业，但救助方需要时间撤场和遣返人员。法院采纳评估机构的意见，将作业报酬计费终止时间认定至2017年3月20日（含3月16日会议时间及约2天海上航程、设备入库时间），而非原告主张的更晚时间。
费率标准合理性：评估机构认为合同约定的SCOPIC费率上浮15%在正常市场合理范围之内，予以认可。但实际报价中，部分设备费用、人员费用与每日作业报告不符，评估机构根据市场行情和实际投入情况进行了调整。

这一审查过程表明，我国法院在确定雇佣救助合同报酬时，坚持“约定优先、合理性审查”的标准。救助方有权获得合同项下的费用，但必须举证证明费用实际发生且与救助作业相关。对于重复计算、超范围计算、不合理分摊的费用，法院将通过司法评估予以调整。

三、司法评估报告在报酬确定中的关键作用

海事救助作业费用涉及大量专业判断：救助船舶的功率与租金、人员资质与费率、设备投入与损耗、作业时间与进度、清污与起浮作业的费用分摊等，均超出普通法官的知识范畴。本案中，法院委托上海双希海事发展有限公司对相关费用进行司法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评估人员还到庭接受各方质询，对评估方法和依据进行了说明。

法院认定，该评估报告作为独立第三方专业意见，比原告自行计算的金额“更为客观、公正、合理”，并最终以评估结论作为认定报酬的基础。

这对当事人的启示是：在海难救助费用争议中，单方面制作的费用清单往往难以获得对方和法院的认可。如果协商不成，及时申请司法评估是保护自身利益的可行路径。同时，救助方在作业过程中应当注意保存每日作业报告、人员船舶使用记录、费用凭证等原始证据，否则在评估中可能面临不利认定。

四、合同相对性与保险人的关系

大地保险作为船舶保险人，并非救助合同的签约方，为何能参加本案诉讼？法院通知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主要是为了查明事实和便于处理潜在争议。但法院同时明确指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船舶保险法律关系，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海难救助法律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保险人对合同性质的异议，不能推翻合同双方已经确认的法律关系。

这一认定对于长期困扰船东和保险人的“救助合同与保险合同衔接”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船东在紧急情况下与救助方签订合理必要的救助合同，即使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该合同在船东与救助方之间依然有效；
保险人是否应承担相关费用，属于保险合同纠纷的范畴，应另案处理；
船东不应因担心保险理赔问题而延误签订救助合同，否则可能造成损失扩大。

本案带来的实务启示

事前明确合同性质：船东在签订救助合同时，务必清晰约定合同性质（“无效果无报酬”还是“按日计酬”），并在合同中明确“服务性质”条款。若希望获得传统的“无效果无报酬”保护，应使用LOF等救助合同格式；若希望确保救助方积极作业并愿意按时间付费，则雇佣救助合同更加合适。
注意费率条款的细节：雇佣救助合同通常约定“按SCOPIC费率上浮XX%”或“按日费率”计算。船东应仔细审核费率附表，明确哪些设备、人员适用何种费率，避免在结算时产生争议。同时，应约定“候待费率”与“作业费率”的适用条件，以及起止时间。
保存作业证据：救助方应每日提交作业进度报告，详细记录人员和设备投入情况。如果涉及清污、起浮、残骸清除等多环节作业，务必对费用进行明确分摊，避免被法院或评估机构按比例扣减。
及时启动争议解决机制：一旦双方对费用金额产生分歧，应及时寻求专业评估或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中，原告的索赔金额与法院认定金额差距约23.7%，可见司法评估对费用核减的作用不容小觑。
保险人与船东应在应急机制上提前对接：船东投保时，应与保险人就救助合同签约流程、授权机制、费用承保范围等达成共识。事故发生后，船东积极与保险人沟通，但不能因等待保险人指示而贻误救助时机。

结语

海难救助是航运业中风险最高、专业性最强的活动之一。救助报酬的确定，既涉及合同自由原则，也涉及公平合理原则。本案通过司法裁判明确：雇佣救助合同作为一种合法的救助模式，其报酬不必以救助取得效果为前提，但必须基于实际投入并经过合理性审查。对于船东和救助方而言，了解这些规则，并在合同中做好安排，能够有效减少纠纷，避免在危难之后又陷入漫长诉讼。

相关问答

问：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中，救助报酬的确定标准是什么？
答：主要看合同约定。如果约定“无效果无报酬”，则救助未取得效果无权索要报酬；如果属于雇佣救助合同（按日计酬），则以合同约定的费率和实际作业时间为准，同时法院会结合司法评估进行合理性审查。
问：什么是雇佣救助合同？和传统救助合同有何区别？
答：雇佣救助合同是指救助方按约定费率收取服务费用的合同，不适用“无效果无报酬”原则；传统救助合同则以救助效果为报酬前提。两者在合同性质、报酬计算方式上均有本质区别。
问：船舶在海上遇险，船东签署按日计酬的救助合同，最终船舶没救起来还要付报酬吗？
答：需要。只要合同被认定为雇佣救助合同，救助方实际投入了人员、船舶、设备，即使最终没有成功脱浅，船东仍应按约支付救助费用。
问：救助合同名称是《国际残骸移除及海事服务契约》，是否就不是救助合同？
答：不能仅凭名称判断。法院会结合服务性质、费率约定、签约背景、实际作业内容等综合认定。如果明确约定为“起浮作业”并按救助行业费率计酬，仍可能被认定为海难救助合同。
问：船舶保险人是否可以拒绝认可船东签订的救助合同？
答：保险人与救助合同没有直接合同关系，其异议不影响船东与救助方之间的合同效力。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保险合同纠纷，应另案解决。
问：救助报酬争议中，单方制作的费用清单有法律效力吗？
答：有证据效力，但若对方不认可，法院一般不会直接采信。建议通过司法评估或第三方审计来确定合理费用，单方清单往往会被明显核减。
问：如何认定救助作业费用是否合理？
答：法院会考虑作业性质与难度、事故地点环境、船舶设备效能与使用情况、实际耗时、行业费率标准、人员投入等因素，必要时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进行司法鉴定。
问：SCOPIC费率是什么意思？
答：SCOPIC是船东互保协会特别补偿条款（Special Compensation P&I Club Clause）的缩写，其中包含一套救助作业人员、船舶、设备的费率表。实务中常见在SCOPIC费率基础上浮一定比例作为合同费率。
问：救助合同中约定按SCOPIC费率上浮15%，是否属于正常范围？
答：在司法实践中，SCOPIC费率上浮25%以内通常被认为符合市场行情。本案中上浮15%被法院认定在正常合理范围之内。
问：救助作业中同时进行了清污和起浮，费用如何分摊？
答：应当根据作业日报、实际工作内容、船舶设备使用情况等按比例分摊。不能证明与起浮作业直接相关的费用可能会被剔除或折减。
问：船东在救助作业中途终止合同，救助方还能索要报酬吗？
答：可以。雇佣救助合同通常约定委托人有权随时终止，但须支付终止前已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为终止产生的额外费用。
问：救助报酬计费的截止时间如何确定？
答：一般计算至救助作业实际停止或合理撤场时间，包括设备入库、人员遣返所需合理时间。超出该时间段的费用，除非经船东确认，否则可能不被支持。
问：船东不认可救助费用，救助方可以起诉吗？向哪个法院起诉？
答：可以。救助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起诉。如果合同约定了管辖法院，按约定执行；若无约定，可向船舶所在地、救助地或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起诉。在北京地区，相关海事海商纠纷可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或北京金融法院咨询管辖事宜。
问：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海难救助合同纠纷吗？
答：海难救助合同属于海事法院专属管辖案件。北京没有海事法院，但根据司法解释，北京地区涉及海事侵权等案件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或指定管辖，具体情况需专业律师评估。实践中可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咨询立案指引。
问：救助方在作业中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是否一定无权获得报酬？
答：如果合同明确适用“无效果无报酬”，则无权获得；但如果合同属于雇佣救助合同，则不取决于效果，仍可获得实际作业费用。
问：船东能否以救助费用过高为由拒付？
答：可以提出抗辩，但不能简单拒付。船东应通过举证证明费用不合理，或申请司法评估。若评估认定费用合理，船东仍须支付并承担相应利息。
问：司法评估报告对法院判决有多大影响？
答：司法评估报告作为专业证据，法院通常予以采纳，除非存在程序违法或内容明显错误。评估人员出庭质证后，其结论基本成为裁判依据。
问：船东在紧急情况下签订救助合同，事后发现合同条款不公平怎么办？
答：可以主张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但难度较高。建议签约前尽量咨询法律顾问，尤其是在涉及费率、终止条款、付款期限等核心条款时慎之又慎。
问：救助过程中船舶全损，救助方还能主张救助报酬吗？
答：如果属于雇佣救助合同，即使救助失败，只要救助方实际投入并尽到谨慎救助义务，仍有权按约定收取费用；若属于“无效果无报酬”合同，则无权主张。
问：保险费率上浮15%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答：通常以SCOPIC 2017费率为基准，结合救助市场供需情况协商确定。司法评估时，评估机构会参考行业惯例判断该上浮比例是否合理。
问：船东互保协会支付的清污费与救助报酬重复吗？
答：不重复。清污费是针对防污、清污作业的专项费用，救助报酬是针对船舶起浮作业的费用。但两者共用人员和船舶时，应做好费用拆分，防止重复主张。
问：救助方起诉船东时，能否把船舶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
答：不能一律列为共同被告。保险人与救助方之间无直接合同关系，一般可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原告曾申请保险人作为共同被告，最终法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
问：海难救助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是多久？
答：根据《海商法》规定，有关海难救助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救助作业结束之日起计算。建议及时主张权利，避免时效经过。
问：救助作业中的“合理费用”包括哪些项目？
答：包括人员工资及附加、船舶租金及油料、设备折旧与消耗、材料费、通讯费、差旅费、保险费、专家咨询费等，但均须有证据证明与救助作业直接相关。
问：船东主张救助方未尽力施救导致全损，能否以此抗辩拒付报酬？
答：可以提出抗辩，但需要证据证明救助方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若救助方尽到合理谨慎义务，即使结果不理想，也不能免除船东支付报酬的义务。
问：救助方要求按日计酬，但实际作业时间较短，船东能否要求减少费用？
答：要看合同是否有最低计费时间或起算时点约定。若按实际作业时间计费，时间短则费用相应减少；若约定了设备出动即起算，即使作业时间短也要支付相应费用。
问：在北京市遇到涉及外国船舶救助纠纷，如何选择管辖法院？
答：北京地区没有海事法院，当事人可协议选择上海、天津、广州等海事法院管辖。若纠纷具有涉外因素，只要书面协议选择中国海事法院，即使纠纷与我国无实际联系，中国海事法院也有管辖权。
问：司法评估费用由谁承担？
答：法院一般根据案件结果按比例分担。本案中司法评估费15万元人民币，由原告和被告各承担一半。
问：救助合同约定按日计酬，但船东仅确认了口头委托，合同有效吗？
答：海难救助合同不一定要书面形式，口头协议在满足事实要件时也有效。但为明确权利义务、避免争议，强烈建议签订书面合同。
问：如何避免救助报酬纠纷？
答：一是在救助作业前明确合同性质、费率和计费方式；二是每日由双方确认作业报告；三是合理划分不同性质作业的费用；四是及时结算，避免积压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