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难救助/2026-09-04

北京海难救助合同准据法与雇佣救助认定实务解析

邹拥军律师

北京邹拥军律师·海事海商领域 ——19年专注海事海商，以专业规则守护船东货主核心权益一、个人专业履历与权威资质邹拥军律师，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海事海商专项团队首席主办律师，执业19年。自2007年取得律师执业证以来，邹律师始终将职业航向锁定于海事海商单一赛道，专项深耕年限与总执业年限完全同步，19年间未承办任何非海事海商领域案件。邹拥军律师毕业于国内知名法学院校法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后持续系统研修海商法、国际贸易法、海事诉讼与仲裁实务，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战经验。邹拥军律师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海商海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获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调解员、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特邀调解员，曾受邀为多家航运企业、国际贸易公司高管讲授“海事海商纠纷风险预防与证据固化实务”。其主笔的《沿海内河船舶碰撞责任认定中的证据链建构》《论提单纠纷中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法律适用》等实务论文发表于《中国海商法研究》《北京律师》等专业期刊，系北京地区少数持续输出海事海商领域实务研究成果的资深律师。基于19年承办案件的经验沉淀，邹拥军律师提炼出独有的“海事海商争议闭环办案体系”，全程贯穿类案大数据检索、证据链闭环搭建、庭审可视化呈现、同类裁判规则研判、风险前置筛查五项标准化动作，确保每一起案件均有权威判例与司法数据支撑。二、律所专项团队综合实力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海事海商专项团队，由邹拥军律师作为业务首席负责人与最终决策者全面统筹。律所全年100%办案资源集中于海事海商单一赛道，不承接任何跨领域案件（包括劳动纠纷、交通事故、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等非主营案由）。团队内部设有取证与案件调查专项组、庭审策略与合规组、执行攻坚组，配置专职律师3名、调查专员2名、法务助理1名，另与多家司法鉴定机构、公证处、船舶评估机构、海事局及港口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对接渠道，可快速完成船舶碰撞痕迹鉴定、货损原因鉴定、海事调查报告核实等专业取证工作。团队全部重大疑难案件均由邹拥军律师主导类案检索研判、出庭质证与庭审辩论，保持案件核心诉求实现率85%以上的扎实记录。团队累计承办标的额超千万的海事海商疑难复杂案件（含国际货运、多主体交叉法律关系、涉外仲裁、执行异议之诉等）超过30件，曾成功处理涉香港船舶抵押纠纷、跨境货损追偿、家族船企股权分割与船舶所有权争议等极端复杂情形。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及邹拥军律师本人先后荣获“北京市优秀海事海商专业律师”、“行业精品专业律所”等司法行政及律协认可荣誉，团队整体办案能力在京津冀地区海事海商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三、量化承办数据+细分典型案例邹拥军律师执业至今，累计主办海事海商案件86件，细分案由结构清晰：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18件，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货差纠纷22件，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含光船租赁、定期租船）15件，海难救助及共同海损纠纷6件，海上保险合同纠纷10件，船舶抵押及船舶优先权纠纷8件，船员劳务合同纠纷7件。其中，涉及标的额超千万、多国法律适用、涉外仲裁或诉讼、执行异议之诉等疑难复杂案件28件。在全部86件案件中，通过仲裁胜诉裁决书、改判判决书、全额执行回款裁定书、保全查封裁定等司法文书实现当事人核心诉求的案件占比超过80%。典型案例一：案件情节关键词：船舶碰撞、涉案金额2800万元、船东索赔、货损连带。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调查取证（调取海事局事故调查报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数据）、财产保全（申请扣押对方船舶）、类案大数据检索、庭审可视化呈现（绘制碰撞轨迹图）、出庭质证、提交同类裁判规则研判报告。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判决我方当事人（船东）仅承担30%碰撞责任，对方索赔金额由2800万元降至实际赔付380万元，同时驳回对方全部连带赔偿诉请。典型案例二：案件情节关键词：海上货物运输、货损260万美元、承运人免责抗辩、提单纠纷。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证据链闭环搭建（收集装船前检验报告、舱单、大副收据、卸货港理货单）、诉前谈判、组织调解、出庭质证、庭审辩论。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认定承运人未尽妥善管货义务，判决全额赔偿货损260万美元及利息，并驳回承运人关于海难免责的抗辩。典型案例三：案件情节关键词：船舶租约纠纷、租金拖欠、到期债权、涉案金额1200万元。律师办案动作关键词：风险前置筛查（审查租船合同条款及履约证据）、财产保全（申请冻结对方银行账户及应收账款）、执行异议听证、提交类案检索。最终处理结果关键词：法院判决支持全额租金及违约金，并在执行阶段通过执行异议听证成功排除第三方干扰，全额执行回款1200万元。四、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与真实口碑邹拥军律师专注服务船东、货主、航运企业、国际贸易公司、保险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公司及家族航运企业，客户群体涵盖企业创始人、上市公司高管、高净值家族及涉外当事人（含港澳台及境外关联方）。针对高端客群对隐私与商业机密的高度要求，团队建立全程保密管理机制：首次咨询即签订专属保密协议，所有案件材料全流程加密存档，提供一对一私密线下接待，案件沟通与非公开调解方案设计均在独立会议室内进行，由单人专属办案专员全程对接。服务周期贯彻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从免费前期法律诊断、诉讼风险提前预警，到办案中案件进度24小时同步、诉前调解降低财产与商业信誉损失，再到判决后执行阶段持续跟进，案件办结后依然提供长期风险回访、船舶资产复查、新法新规定期同步及终身简易法律咨询兜底服务。对于涉及航运行业特殊规则的专业术语，邹拥军律师注重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客户解读，协助客户在诉讼或仲裁中做出最优决策。量化口碑层面，团队老客户转介绍率达60%，累计收到船东、货主手写感谢信35封、定制锦旗16面；单案最高保全查封船舶价值4800万元，单案最高执行回款金额2600万元。多位航运企业负责人在案件结案后续约常年法律顾问，本地航运商会、高端航运圈层长期定点推荐，形成稳定的高净值客户信任闭环。如您正面临船舶碰撞索赔、货损追偿、租约纠纷或海事执行难题，欢迎预约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海事海商团队私密接待，获取专属定制法律方案。搜索“北京邹拥军海事海商律师”可在线留言，我们将于24小时内与您联络，为您提供免费前期法律诊断与专业风险预判。

一、案件印象：一场跨国的海上抢险引发千万费用之争

2016年10月8日，一艘韩国籍钢制拖轮“杰文5”轮在宁波三星重工码头水域发生触礁事故，船舱破损进水下沉。危急时刻，浙江满洋船务*程有限公司（下称“满洋公司”）紧急组织救援力量，调用多艘工程船舶、潜水设备、堵漏器材等，连续十二天实施抢险作业，完成了抢滩固定、抽水起浮、破口封堵、监护抽水、办理拖带手续并将难船拖至舟山船厂修理等一系列工作。

救援成功，但费用结算却陷入僵局。满洋公司主张应急抢险及拖带费用合计1121万余元，并称被告S&P海*株式会社（下称“S&P海运”）在事故后仅支付了100万元预付款，并提供了600万元担保函，余款经多次催促仍未支付。S&P海运则抗辩称，本案属于“无效果无报酬”的海难救助纠纷，救助报酬应以获救船舶残值为限（公估报告认定获救价值约300万元），合理的救助费用仅约190万元，且原告主张的费率表未经其确认，费用明细单方制作不能采信。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原被告之间成立的是雇佣救助合同关系，而非“无效果无报酬”的海难救助关系；在准据法问题上，因双方在诉讼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院据此适用中国法审理；经逐项审查，法院最终酌定救助及拖带报酬总额为448万余元，扣除已支付的100万元，判令被告支付3483051元。

本案矛盾焦点集中、涉外因素明显，对理解海难救助合同中的准据法确定、合同定性、费用举证规则和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等问题，具有典型的参考意义。

二、准据法之争：为什么韩国船东要在中国法院适用中国法律？

（一）涉外因素的识别

被告S&P海运系大韩民国注册的法人，“杰文5”轮为韩国釜山籍船舶，故本案具有涉外民事关系特征。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涉外合同纠纷需要首先解决准据法问题——即依照哪一国的法律来判断合同效力、履行义务和违约责任。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宁波海事法院据此引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确认以中国法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

这是涉外海事案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准据法选择直接影响实体裁判结果。如果当事人没有作出选择，法院可能需要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综合合同签订地、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当事人营业地等因素进行判断，由此带来的法律适用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因此，涉外船东和救助方在签订救助合同时，应当主动加入法律适用条款和争议解决条款，提前锁定准据法和管辖法院。

（三）中国海商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

法院同时指出，海商法作为调整海上运输、船舶关系的特别法，应优先适用；而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一款，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海商法规定不一致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案中《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与海商法均规定了“无效果无报酬”原则，且均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因此两条路径并行不悖。

（四）实务提示

准据法选择不能流于形式。在海难救助场景中，不同法域对“无效果无报酬”的适用、报酬评定标准、担保与优先权制度等均存在差异，建议在救助合同或委托书中明确约定：

合同的解释与争议适用何国法律；
争议由何地法院管辖或仲裁机构仲裁；
如涉及多国当事人，通信语言、通知送达地址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被告并未就管辖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宁波海事法院依据事故发生地、合同履行地等连接点行使管辖权，程序上无争议。但在更复杂的涉外救助场景中，当事人仍需重点关注海事法院的专门管辖规则与涉外协议管辖的效力认定。

三、合同定性之争：雇佣救助还是“无效果无报酬”？

（一）被告主张：应按海难救助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定酬

S&P海运认为，案涉作业属于海难救助，应当适用《海商法》及《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中“无效果无报酬”的原则，救助报酬不得超过获救财产的价值。其核心逻辑是：救助如果没有产生实际效果，救助方无权请求报酬；即便产生效果，报酬也应有限，且不超过获救船舶残值。

（二）法院认定：双方成立雇佣救助合同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书，双方对救助作业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约定，被告承诺“支付委托内容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意味着，满洋公司报酬的取得不取决于救助是否有实际效果，而在于其是否按照委托书的约定履行了救助义务。因此，双方在事实上排除了“无效果无报酬”规则的适用，法院认定本案属于雇佣救助合同，应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三）合同定性的法律后果差异

| 争议点 | “无效果无报酬”救助 | 雇佣救助合同 | |--------|---------------------|--------------| | 报酬前提 | 救助必须取得实际效果 | 完成约定的救助工作即可 | | 报酬上限 | 以获救财产价值为限 | 以合同约定的计费标准为准 | | 法律依据 | 海商法、救助公约 | 合同法、民法典合同编 | | 评定方式 | 法院综合评定 |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 | 典型特征 | 救助方承担风险 | 船东承担费用风险 |

这一定性直接决定了费用计算逻辑。若按被告主张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救助报酬上限仅为获救船舶价值约300万元；但法院认定是雇佣救助，满洋公司就有权主张按实际投入的船舶、人员、物资和时间计费，而不受船舶获救价值的限制。

（四）如何区分两类合同？

实务中，判断合同性质的核心标准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如果合同约定了固定的计费标准、费率、费用项目，且船东承诺“支付委托内容产生的相关费用”，则通常构成雇佣救助；
如果合同仅约定“按救助效果支付报酬”或“无效果无报酬”，并明确以获救财产价值作为报酬计算基数，则属于典型的海难救助。

对于当事人而言，委托书中的措辞至关重要。本案中的委托函和委托书之所以能够支撑雇佣救助的定性，关键在于使用了“委托”“支付委托内容产生的相关费用”等表述，而非“救助报酬”“按获救价值”等措辞。一字之差，法律效果截然不同。

四、费用之争：1121万元索赔如何被逐项压缩至448万元？

（一）费率表未经被告确认，不能作为计费依据

满洋公司主张按其自行制作的费率表计算船舶和人员费用。但该费率表未经被告盖章确认，被告也否认曾收到或认可该费率表。法院认为，在计费依据未经双方确认的情况下，单方制作的费率表不当然作为定案依据，只能视为原告的陈述。

实务痛点：救助作业往往发生在紧急情况下，双方很难在施救前完成正式合同的签署和费率的书面确认。救助方为了“先救人”，往往是先出船出海，后补手续。一旦施救完成，费用结算便容易产生分歧。此时，书面证据的完备程度几乎决定了最终的裁判结果。

（二）公估报告的局限性

被告提交了一份保险公估报告，主张涉案救助合理费用约190万元。但法院审查后发现，该报告系被告单方委托，公估师对抢捡作业的具体内容和作业环境并不了解，报告更多是通过比对类似案例概括估算，并未对救助过程中投入的每艘船舶、每类物资、每名人员进行逐项分析，缺乏准确性、细致性和针对性，因此未予采信，仅将其中的费率标准作为酌定参考。

这一裁判思路对当事人有多重启示：

单方委托的鉴定或评估报告证明力有限，重要数据若缺乏过程性证据支撑，法院难以采信；
公估报告的价值在于提供市场参照，而非替代法院的逐项审查；
对费用争议复杂的案件，法院更倾向于结合实物证据逐项认定，而非整体打包评价。

（三）法院逐项审查的逻辑

宁波海事法院对满洋公司提交的《费用明细表》逐项拆解，最终认定救助及拖带费用总额为448万余元。具体认定逻辑如下：

1. 应急抢险动员费（10万元）：不予单项认定。 法院认为，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费用实际发生，且酌定的船舶费率中已体现了应急救助因素，不重复计算。

2. 船舶费用（原告主张611万元，法院认定约256.96万元）。 法院综合考虑救助的紧急性、工程量、市场行情，并注意到双方均未主张燃油费，酌定主要工程船（满洋7、满洋16、满洋208）费率为3.6元/马力/小时，另计每船调遣费15万元；工作艇（满洋3、满洋工1）费率为2元/马力/小时，另计每船调遣费15万元。作业时间依据航海日志和每日工作日报认定，船在抢险现场监护的时间均算作业时间，待命时间抗辩未被采信。

3. 人员费用（原告主张费率过高，法院酌定为原费率的50%）。 法院认可了原告主张的人员数量（包括指挥、施工员、潜水员、电焊工、电工、应急处置人员等），但认为按24小时计算费用缺乏合理性，酌定每天计算1.5个工班，另1.5个工班按现场待命计费；周末按2倍工班费率计算。最终人员费用合计66万余元。

4. 通讯费用（1800元）：予以支持。

5. 物资设备费用（原告主张约55万元，法院酌定减半约为55.17万元）。 法院指出，应急抢险物资应区分消耗品和可重复使用设备：消耗品按产品价值计费；可重复使用的设备应考虑市场价值折旧，不应超过设备本身价值。因原告未区分实际使用与待命，法院酌定物资设备费用减半处理。

6. 应急抢险风险费（原告主张按总费用30%计提约263万余元）：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该费用性质为10级大风条件下的抢险风险费，但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抢险过程中存在10级大风等恶劣天气，故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基础。

7. 管理费（按直接费用10%计算，378603元）：予以支持。

8. 税金（按6%计算，227162元）：予以支持。

9. 拖带费用：方案制作、审批、搭靠办理、适拖办理等费用与管理费重复，不予重复计算，仅支持拖轮费、管理费、税金合计91251.8元。

最终，法院确认救助及拖带报酬总额为4483051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100万元，判决支付3483051元。

（四）从“千万元”到“三百余万元”的原因透视

本案中原告主张的1121万余元与法院最终支持的348万余元相差甚远，落差主要来自以下几个环节：

费率标准过高且未经确认，法院依据市场行情酌定降低；
人员工时按全天候计算缺乏合理性，法院酌定压缩；
风险费没有事实依据，全额未支持；
动员费重复性高，未单独支持；
物资设备费用率过高，法院酌减。

这提醒救助方：单方报价不等于合理费用，法院对救助报酬的审查是实质性的、逐项的，任何费用主张都应有过程性证据支持。

五、实务启示：给船东与救助方的八条风险提示

（一）对船东

救助委托书的措辞务必谨慎。 如果希望按“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处理救助报酬，应在委托书中明确约定报酬以获救财产价值为限；如果不排斥按实际费用计酬，也应明确计价方式、费率表和计费规则，防止事后争议升级为漫长的诉讼。
对救助方提交的费率表、工作日报等文件，应及时书面确认或提出异议。 本案中被告正是因为未能及时否定原告的单方费率表，导致法院只能通过酌定方式确定费率，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如果船东认为费用过高，应在文件上注明“仅确认事实，不确认费用”，保留抗辩权利。
前期付款和担保函要写清用途。 本案中100万元预付款和600万元担保函均被法院认定为救助费用担保，性质清晰。但如果船东支付预付款时未注明“预付款”用途，或提供担保时未限定担保金额和范围，后续可能引发争议。
重大误解的抗辩需要有证据支撑。 被告声称签署物资列表时存在重大误解，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法院不予采信。船东在施救过程中确认的各类文件，事后反悔难度极大。

（二）对救助方

过程性证据是赢得诉讼的生命线。 本案中，满洋公司提交的每日工作日报、航海日志、物资清单、人员资质证书等证据，是法院逐项认定费用的基础。救助方在施救过程中，应坚持每日制作工作日报并争取船方签字确认，完整保留航海日志、船舶动态记录、物资出入库记录、人员考勤记录等材料。
费率标准应尽量争取书面确认。 即便施救紧急，也可以通过邮件、微信、海事代理等渠道发送费率表并要求对方确认，或至少留下“已发送但未获异议”的沟通记录。
附加费用的主张必须有基础。 风险费、管理费、税金等，需有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或事实依据，否则极易被法院驳回。

（三）对涉外案件当事人

准据法和管辖法院应在合同中提前锁定。 涉外救助合同可以约定适用中国法、英国法、新加坡法或仲裁规则。不同法域下的救助报酬规则、证据开示义务、追偿时效和保全制度差异巨大，尽早咨询专业律师并作出明确选择，是控制法律风险的第一步。

六、结语

本案是海难救助领域一个典型的“准据法+合同定性+费用认定”综合争议样本。透过宁波海事法院的判决可以看出，涉外海事纠纷的处理并非单纯的事实审查，而是法律适用规则、合同解释方法和证据审查标准的综合运用。对船东而言，一次紧急施救如果缺乏书面交易框架，面临的可能是远超预期的费用负担；对救助方而言，如果没有扎实的过程性证据，再高昂的投入也可能只能获得部分支持。

司法实践一再证明：海难救助的成功，不仅要靠专业救援能力，更要靠合同管理和证据管理的能力。 在紧急情况下“先干后谈”虽属行业常态，但双方仍应尽可能通过委托函、邮件、担保函等方式固定交易结构和费用口径，将争议空间压缩在可控范围之内。

七、海难救助与雇佣救助高频问答

1. 问：外籍船舶在中国海域发生事故，救助方可以在中国法院起诉吗？

答：可以。船舶事故发生地、合同履行地、被告代表处所在地等均可能成为管辖连接点。涉外救助纠纷案件依法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如果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船舶租赁纠纷中出现类似的管辖争议，法院也会首先审查是否存在海事法院专属管辖情形，因此建议起诉前先做管辖评估。

2. 问：涉外救助合同一定适用中国法律吗？

答：不一定。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如果双方没有选择，法院通常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本案中双方一致选择适用中国法，宁波海事法院即按此处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商事合同纠纷时也遵循同样的法律适用逻辑。

3. 问：什么是“无效果无报酬”原则？

答：这是海难救助中的传统原则，指救助方只有在其救助行为取得实际效果时才有权请求救助报酬。如果救助未成功，救助方无权请求报酬。但该原则可由当事人通过雇佣救助合同明确排除。现实中很多救助作业最终都约定按日费率、项目单价计费，实际上已突破了“无效果无报酬”的框架。

4. 问：雇佣救助和无效果无报酬救助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答：核心区别在于报酬的取得条件。雇佣救助按实际发生的工作量计费，救助方履行了约定义务就有权取得报酬；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则要求救助行为必须产生实际效果。此外，后者的报酬上限受获救财产价值约束，而雇佣救助并不当然受此限制。这是法院在合同解释中的重点审查事项。

5. 问：救助合同没有签订书面文件，双方只有口头约定，能认定成立雇佣救助吗？

答：可以，但举证难度大。法院会结合往期邮件、工作日报、微信聊天记录、委托函、担保函等证据综合判断双方的合意内容。如果证据显示船东曾承诺“支付委托产生的相关费用”，通常可认定为雇佣救助。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服务合同纠纷中，法院也同样依据履行过程中的书面痕迹来认定口头合同的成立及内容。

6. 问：救助方提交的费率表没有船东盖章确认，能作为计费依据吗？

答：通常不能。费率表属于要约性质的报价文件，未经对方承诺或确认，不构成合同条款。但如果船东在施救过程中一直未提出异议，且工作日报中显示船方对相关作业内容进行了签字确认，法院可能结合具体情况酌情采纳部分费率。最稳妥的做法是施救前通过邮件或代理渠道发送费率表，并请对方明确回复。

7. 问：船东单方委托的公估报告，法院会采信吗？

答：证明力有限。公估报告如果缺乏对具体工作内容和作业环境的了解，只是通过同类案例估算总价，法院通常不会直接采信。法院更倾向于结合航海日志、工作日报、物资清单、人员资质证书等原始证据逐项认定。公估报告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替代逐项审查。

8. 问：救助报酬不得超过获救船舶价值吗？

答：在“无效果无报酬”救助中，报酬以获救财产价值为限。但在雇佣救助合同中，法院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只要费用符合合同约定或合理实际发生，就不受获救价值限制。本案被告主张以获救残值300万元为限，法院因认定合同性质为雇佣救助而未采纳该抗辩。

9. 问：法院如何判断救助费用是否合理？

答：法院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一是费率是否有合同依据或市场普遍参考价值；二是船舶、人员、物资的投入量是否与实际作业内容匹配；三是工作时间、加班时间是否有航海日志和日报佐证；四是各项费用是否存在重复计算；五是风险费、管理费等附加费用是否有事实和合同基础。

10. 问：救助过程中的船舶待命时间能否主张费用？

答：可以，但需要证明待命的必要性和时长。如果船舶停留在现场是因为作业需要，且船东没有提出反对，法院通常会认定现场监护时间为作业时间。本案法院认为被告未举证证明存在应当减半计算的待命时段，因此仍按作业时间计费。

11. 问：救助方主张风险费，法院一般支持吗？

答：视情况而定。如果合同明确约定了风险费条款，且救助过程中确实发生了特殊风险（如台风、大风、危险品泄漏等），法院可能支持。但如果只是笼统主张“风险费”或“抢险风险费”，没有具体事实支撑，法院极可能不予支持。本案原告主张的风险费因缺乏天气证据被全额驳回。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合同纠纷时也强调，风险费用属于合同约定之外的附加费用，须有明确依据。

12. 问：管理费一般按什么比例支持？

答：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管理费比例，法院通常参考行业惯例酌定，比例一般在5%-15%之间。本案中直接费用的10%获得法院支持。管理费与“方案制作费”“审批费用”等项目可能存在重复，法院会予以甄别剔除。

13. 问：救助人员的加班费怎么计算？

答：法院通常按工班费率加加班费的方式计算。一个工班按8小时计算，工作日加班按1.5倍或2倍计费，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按2倍工班费率计费。如果当事人主张按24小时全天计费，法院往往不予支持，而会酌定工班时间与待命时间的比例。

14. 问：物资设备使用费怎么主张更有利？

答：应当区分消耗品和可重复使用的设备：消耗品可按市场价值全额主张，但需保留采购发票；可重复使用的设备建议按折旧后的使用费主张，而非按设备全价。同时，应制作物资清单交船方确认，并留存出库、回收入库记录。

15. 问：救助方需要准备哪些核心证据来主张报酬？

答：委托函或合同、费率表（尽量经对方确认）、每日工作日报（经船方签字）、航海日志、船舶国籍证书、人员资质证书、物资清单、救援进度照片和视频、通讯记录、担保函、预付款凭证等。证据越完整，法院认定的金额越高。

16. 问：船东如何防止救助费用虚高？

答：一是施救前尽量固定计费标准；二是对每日工作日报及时审核并反馈意见，不要不及时表态；三是指派专业人员或保险公估人到现场跟踪工程量；四是对明显不合理的项目当场提出书面异议；五是在合同中约定费用上限或“最高不超过获救价值”的条款。

17. 问：救助方如何防止船东拒付救助报酬？

答：救助完成后，救助方可以依据海商法行使船舶优先权，向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船舶；也可以要求船东提供担保函或保证金后再放船。在雇佣救助合同下，救助方还可以依据合同向船东主张违约金和逾期付款利息。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商事案件时，对保全措施和判决执行的衔接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

18. 问：船东提供的担保函有什么法律效力？

答：担保函是船东或第三方（如保险公司）向救助方提供的付款保证，通常载明担保金额、担保范围和有效期。救助方在收到担保函后，应及时审查其是否足额、无条件和不可撤销。本案中担保函为600万元，法院认定为涉案救助费用的担保，但最终判决金额低于担保金额。

19. 问：船东已支付的预付款可以从救助报酬中抵扣吗？

答：可以。预付款属于救助报酬的预付部分，在最终结算时予以扣除。但应明确付款用途，最好在支付凭证上注明“预支付救助费用”，避免被认定为其他性质的款项。

20. 问：拖带费用和救助费用是一回事吗？

答：不是一回事。拖带费用是拖轮为被拖船提供航行辅助服务而产生的费用，通常按合同约定或费率计算；救助费用是救助方在船舶遇险时提供救援作业的费用，可能包括抢险、打捞、抽水、堵漏等。本案中法院将两项费用分开审查，并对拖带过程中的方案制作费、审批费等重复项目予以剔除。

21. 问：救助方可以对被救船舶行使留置权吗？

答：在“无效果无报酬”救助中，救助方享有船舶优先权，可以向法院申请扣押船舶以担保救助报酬。在雇佣救助中，如果救助方仍占有船舶，理论上可以主张留置权，但海上留置权的行使涉及公法程序和船舶正常营运利益，实践中法院更倾向于通过海事请求保全的方式处理。

22. 问：判断救助合同是雇佣救助还是海难救助，主要看哪些条款？

答：看三个核心条款：一是报酬取得条件，是否与“救助效果”挂钩；二是计费方式，是否有明确的日费率、马力费率、项目单价；三是费用上限，是否约定以获救价值为限。如果合同约定“支付委托内容产生的相关费用”，通常倾向于雇佣救助。

23. 问：涉外海商案件中，外文书证需要办理公证认证吗？

答：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应当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或者履行相关证明程序。外文书证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未办理公证认证的证据，法院可能不予采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案件时对证据形式要求亦与此一致。

24. 问：救助报酬纠纷的诉讼时效是多久？

答：依据海商法规定，海上救助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救助作业结束之日起计算。如果当事人在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申请仲裁或对方同意履行义务，时效中断。建议救助方在作业结束后尽快启动催收程序，避免因时效经过丧失胜诉权。

25. 问：如果救助方在施救过程中造成被救船舶新的损害，船东能否以此拒付救助报酬？

答：可以主张赔偿，但需要证明救助方存在过错。如果救助方因操作不当造成扩大损失，船东有权要求赔偿并在救助报酬中抵销；但如果属于合理的救助风险所导致的损失，则救助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此类争议需要对救助方案的专业性和合理性进行综合评定。

26. 问：船舶救助完成后，救助方还能不能申请扣押船舶？

答：如果船东不支付救助报酬，救助方可以依据海商法申请法院扣押获救船舶，即“对物诉讼”性质的保全措施。但如果船舶已经离开法院辖区或已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扣押可能无法实现。因此，救助完成后应尽快启动保全程序。

27. 问：涉外救助纠纷中，外国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律师出庭吗？

答：不可以。根据我国法律，外国当事人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参加诉讼。外国律师可以提供咨询，但不能以律师身份出庭。因此，涉外当事人在中国诉讼应当尽早选定中方代理律师，并办理公证认证的授权委托手续。

28. 问：救助纠纷的诉讼费用一般由谁负担？

答：按照诉讼费交纳办法，案件受理费由原告预交，最终由败诉方承担；部分胜诉的，按胜诉比例分摊。本案中案件受理费89065元，原告负担61394元，被告负担27671元，基本按照胜诉比例分配。救助方在起诉时应当评估诉讼成本和可能获得的赔偿，避免盲目高额索赔。

29. 问：如果船东在境外，中国法院的判决能否在韩国得到执行？

答：中国与韩国之间签署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符合条件的判决可以申请韩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但前提是原判决作出程序合法、判项明确，且不违反韩国的公共秩序。实务中，执行境外判决耗时较长，建议在诉讼过程中同步采取保全措施，增加判决主动履行的可能性。

30. 问：海事法院管辖的案件类型有哪些？

答：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第一审海事海商案件，包括海难救助、船舶碰撞、海上保险、船舶物料供应、港口作业、海洋污染等。各海事法院及其派出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管辖区域划分受理案件。北京市没有专门的海事法院，涉及海商纠纷的当事人通常需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起诉，但相关仲裁和诉讼准备工作可在北京完成，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支持海事仲裁保全方面有较多实践案例。

邹拥军，北京商伴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