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合同解除权逾期行使失权的裁判规则

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司法认定标准——2026年涉企合同纠纷典型争议焦点分析

引言：一个“迟到”的解除通知，为何让企业损失百万？

2026年初，天津某装备制造企业（下称A公司）与外地供应商（下称B公司）因长期采购合同履行产生争议。B公司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连续三个月延迟交货，A公司虽多次催促，但始终未明确表示解除合同，而是继续接受后续部分订单。直至四个月后，A公司才突然发函宣布解除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要求B公司支付高额违约金。B公司则抗辩称，A公司长期未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已因“合理期限”经过而消灭，其单方解除行为无效。

该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正是《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司法认定——法律对“合理期限”未作细化规定，实践中极易引发分歧。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结合天津法院近年裁判倾向，就合同解除权失权的认定标准进行深度解析。

一、法律规范之梳理：从除斥期间到“合理期限”的弹性逻辑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规定：

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上述条文确立了“双重限定”规则：其一，最长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是刚性约束；其二，对方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则需结合个案判断。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争议发生在“未经催告”而权利人迟延行使解除权的情形——法院是否能依职权参照“合理期限”规则认定解除权消灭，曾是长期争议问题。

二、司法实践分歧：从严苛形式主义到实质失权审查

早期裁判观点认为，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其行使与否系权利人自由，对方未催告的，法院不应主动以“时间经过”为由否定解除权效力。但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判例（如（2021）最高法民申4525号）中逐步明确：解除权人长期怠于行使权利，导致双方合同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有违诚信原则和合同稳定性价值的，可参照“合理期限”规则认定解除权消灭。

2025年天津法院系统发布的《商事合同纠纷裁判指引（试行）》更是首次明确：在持续性履行合同中，守约方知道解除事由后，超过六个月未行使解除权，且无正当理由的，原则上视为超过合理期限，解除权消灭。该指引虽非司法解释，但反映了地方法院收紧解除权滥用空间的趋势。

三、本案焦点剖析：A公司解除权是否因逾期行使而消灭？

起算点的确定：B公司连续数月延迟交货，A公司最后一次接受订单之日，即构成对解除事由的“知道”或“应当知道”。从该日起算，A公司四个月后发出解除通知，虽未超过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但已超过天津指引所设的六个月参照期限。
“继续履行”行为的对抗效力：A公司主张其持续接受货物属“敦促履行”且保留追责权利，但法院认为，在B公司已明确表达履约困难（原材料涨价）的情况下，A公司未及时作出解除或继续履行的明确选择，而是继续接受订单，足以使B公司产生“合同将维持”的合理信赖。该行为并非单纯的“催告”，而是典型的“放弃解除权”默示意思表示。
风险与收益衡量：A公司迟延四个月行使解除权，恰逢原材料价格高位回落，其意图显然在于以解除权为筹码，在价格下跌后重新谈判。此种“择机行使”行为，被法院认定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受法律保护。

四、实务风险警示与合规建议

对守约方：
- 解除权行使务必“及时、明示”，避免以“继续协商”“暂时接受履行”等模糊态度催生失权风险；
- 若意图保留解除权，应在接受后续履行前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明确“接受履行不视为放弃解除权”；
-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尽量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并留存沟通记录。
对违约方：
- 对方长期未行使解除权且继续接受履行的，应主动发送催告函，启动“合理期限”的倒计时，将法律状态确定化；
- 催告函中应明确限定合理期限（建议不超过30日），并载明“逾期未答复视为放弃解除权”。
对合同起草者：
- 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及过期失权条款，例如“一方享有解除权的，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行使，逾期视为放弃”；
- 对持续性供货、服务外包等长周期合同，增加“自动续延+任一方可提前XX日通知终止”机制，减少对法定解除权的依赖。